重要的不是所見，而是目光：一位被低估的諾獎得主

▲詹姆斯·布坎南（1919年10月3日-2013年1月9日）

《荷馬史詩》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傳說，西西里島附近海域有一座塞壬島，島上有一個歌聲美妙的女妖，日夜唱着動人的歌，引誘過往船隻上的人，致使航船觸礁沉沒，船員則成爲塞壬女妖的腹中餐。

尤利西斯經過這裡的時候，爲了不被女妖誘惑，就囑咐同伴用蠟封住耳朵。但是，他自己卻很想聽聽女妖的聲音到底有多美。於是，他讓同伴把自己綁在桅杆上，並告訴他們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要在中途給他鬆綁。最終，他們安全順利通過了女妖居住的海島。

▲尤利西斯渡過塞壬島

198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在書中用這個故事闡述了他的觀點：“權力需要外部的制約”，不能寄希望於“人的自我約束”，而避免悲劇發生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要牢牢抓住縛住尤利西斯的那根馴服利維坦的繩子。這是對他的“有限政府理論”最準確的表達。

如果眼界僅限於此，那將了無新意。法國作家紀德說：關鍵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的所見。

作爲公共選擇學派主要創始人，布坎南的思考，沒有停留在自大蕭條始，延續至今的干預主義、福利主義、烏托邦主義對市場與政府界限的破壞，以及以各種名義對自由的侵犯這些事實本身，而是將目光轉向如何撼動形形色色的“破壞者”的理論根基。

布坎南注意到，無論是自由逐利的市場，還是維護社會秩序和正義的政府，做決策的都是一個個具體的人，而人的本性是相同的，且很難改變。那麼，爲什麼不能用分析市場運行的方法來分析政府的決策行爲呢？——布坎南用犀利的目光，敏銳地抓到了“破壞者”的軟肋和邏輯缺陷。

▌好答案來自好問題

1929年，一場始發於美國的經濟危機，迅速蔓延至全球。被稱爲最後一個固守放任自由主義的美國總統胡佛，無力迅速扭轉大蕭條的局面。於是，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被選舉爲美國第32任總統。上任後，他告訴美國人“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隨後，羅斯福總統頒佈了一系列“新政”，聯邦政府開始大肆干預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美國的金融秩序逐漸得到恢復，經濟有所好轉，而聯邦政府的權力，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張。

美國的“成功”被西方國家紛紛效仿，人們越來越傾向於一個大的、強有力的政府。整個世界由此開始左轉。

▲富蘭克林·羅斯福

支撐這一認知的，是實證主義——用事實和數據來評判理論對錯。

初聽起來，似乎無懈可擊。

然而，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中是絕對誤導性的，因爲“任何數據所代表的事實，必然需要通過理論框架本身來組織，所有的事實，都是‘理論的事實’，數據是不會自己說話的。”（朱海就）。比如，羅斯巴德等人就認爲，從更長的經濟週期看，羅斯福新政的負面作用更大。那些支撐政府幹預的數據和事實，既輕視了市場的自我修復能力，也忽略了時間週期。

在實證主義氾濫，干預主義、計劃經濟盛行的年代，始終保持清醒，並且開宗立派，捍衛古典自由主義基本理念的，除了米塞斯、哈耶克等人，還有詹姆斯·布坎南。

布坎南將目光聚焦在“失靈”二字上。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因爲市場會失靈，而讓政府幹預市場，甚至替代市場，那麼政府就不會失靈嗎?

布坎南的答案簡單而直接：“政府不僅會失靈，且政府失靈的後果並不比市場失靈的後果更可取。”

中國有句諺語：“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布坎南正是用這個辦法，借用各種干預主義學派分析市場失靈的方法，來分析政府的行爲。如此一來，干預主義的邏輯缺陷一覽無餘，由此開始，那些反對政府幹預、捍衛自由市場的人士放棄了防禦姿態，轉而斷然地開始了進攻。

正是沿着這樣的思考，布坎南於1959年提出了一種政治經濟學模式，被稱之爲“公共選擇理論”。

▌與其反駁觀點，不如動搖理論根基

所謂公共選擇，是指非市場的集體選擇，實際上就是政府選擇。

在公共選擇理論出現之前，人們往往把政治和經濟分開來看。當分析經濟時，人們通常把市場裡的人看作“經濟人”，認爲市場是由一個個自利的人組成的，這些人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俗世中的飲食男女。而當分析政治時，卻不自覺地把政府看作一個整體，認爲政府是沒有私利的，是福利主義的，政府裡的人都是站在上帝視角的智者聖賢。

布坎南對此充滿質疑，並創造性地將經濟學思維用於對政治領域的制度研究。他認爲，無論是市場中的經濟人，還是政府中的各種角色，其本性都一樣，“我們要把人們用以檢查市場經濟的缺陷和不足的方法，原封不動地用來研究國家和公共經濟的一切部門。”布坎南在分析政府決策時的核心是以下三點：

· 分析對象上的個人主義。政府不是一個天然的整體，而是由一個個的人組成的，真正做決策的是個人，而非集體。因此，分析政府選擇的基本單位，應該是獨立的個人，必須着眼於集體決策中的個人動機，以及影響個人動機的制度約束。

· 效用最大化的個人行爲傾向。人們往往把“利”理解爲追求財富的最大化，而事實是，不同的人所追求的“利”是不一樣的——財富、權力、聲望等等；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追求的“利”，也在不斷變動，但不管人們界定的“利”究竟是什麼，都會只追求更多，而不是更少。

· 經濟人理性假設。布坎南認爲，之所以在制度分析中需要經濟人假設，是因爲它設定了一種“底線”條件，或者說是最差情境，在這個基礎之上推導出來的制度模式或政策措施，在實際運行中將遇到的實際環境只會比預想中更好，而不是更差，這能保證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

不難看出，布坎南的經濟學思維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之上的——自利是人的本性，人性是不變的，不會因社會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社會條件能改變的，只是對人性善惡的放大或者抑制。因此，無論一個人是存在於市場上，還是“服務”於政府中，其“自利”的本性都是一樣的。

同時，人又是一種複雜的動物，人們對“利”的界定，不僅受物質的誘惑，而且取決於人的思想、理念，甚至意識形態。比如，同樣供職於政府，但有人追求名聲，有人追求財富，有人追求權力，有人享受“掌控一切”的感覺……而這些其實都是廣義上的“利”，實際情形是，爲了追求不同的“利”，他們會利用手中掌管的公共權力，做出不同的政策、行爲，進而對市場產生不同的影響。

布坎南祛除了政府權力機構的天然公益性，把政治領域也視爲一種市場，在這個市場上，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團、選民都是經濟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政府行爲天然也會逐利——是所有經濟人爲達成某種協議，協調各種利益衝突的過程。因此，必須通過各種方法限制和約束權力。

▌捍衛自由，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

熱愛自由是人的天性。然而歷史上，侵犯自由的東西，遠比捍衛自由的要多，其中就包括思想市場。

思想市場之所以常常出現“劣幣驅逐良幣”，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批評者常常將注意力放在錯誤結論的本身，而忽略了推導出錯誤結論的那些天然缺陷，比如，邏輯謬誤，錯誤的理論根基，等等。布坎南之所以能成爲繼米塞斯、哈耶克之後又一位古典自由主義的捍衛者，關鍵在於他敏銳的目光和獨闢蹊徑的方法。

面對形形色色的干預主義者，布坎南繞過了結論本身，直接動搖其理論根基——公共決策中人的行爲的逐利性，而這正是長期以來幾乎被所有人都忽略的大問題。

在現實世界中，每個公共決策者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擁有理性計算的能力，也都無法逃脫人類認知的侷限，他們可能利益一致，更可能相互衝突，他們會爲了達到某個目標相互妥協，也會相互競爭，他們身上的“動物精神”絲毫不亞於市場中的經濟人。

因此，布坎南認爲，任何公共決策，總是讓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損，任何政府既不可能“全能”，也不可能“仁慈”。這從根本上破除了人們對完美政府的幻想，也徹底動搖了其他呼籲政府幹預、甚至替代市場的理論根基。

每當貧富差距、戰爭、經濟危機出現，人們就會對自由市場產生懷疑，寄望於政府解決問題，而政府似乎也很少讓人們失望——短期內，干預主義的確能帶來經濟增長，秩序穩定。

然而，陷入恐慌的人們總是容易忘記這樣一個樸素的道理：任何能給予我們多少的人或組織，就一定可以拿走多少，甚至更多。睿智的思想家們總是在提醒世人：每當偏離古典自由主義一步，其實就是在偏離自由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