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遷臺 近史所成復興關鍵

傳記文學第749期《郭廷以與唐德剛的師生情誼》

伴隨一九四九大變局而來的，不僅有國共雙方的隔海對峙，還有對於民國舊學術的分流、重構與接榫。敗退臺灣之後，國民黨當局鞏固統治根基之餘，亦在積極尋求文化秩序重建之道。遷臺之初的中研院，面臨四分五裂之境。下轄十四個研究所，僅有史語所整體遷臺（部分研究人員拒絕赴臺），其餘均留居大陸。研究院發展情勢江河日下，代理院長朱家驊憂心忡忡。反覆思忖之後，決定通過增設考古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以之作爲復興研究院的關鍵步驟。

一九五五年二月，在朱家驊及周鴻經（代理總幹事）再三盛邀之下，郭廷以最終同意出任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不成想，這次突如其來的「意外」，竟成爲他七十二年學思生命旅途中的一個關鍵轉捩點。蓋在此之前，他已成長爲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泰山北斗，業已在太平天國史研究領域底定了學術先驅地位。而在此後十六年時間裡，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將近史所逐步打造成一座備受海內外學術界矚目的重鎮。

是年八月，郭廷以相繼致函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遠東與蘇俄研究所、加拿大國際關係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疆域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美國太平洋學會等十餘個北美東亞研究重鎮，「將近史所成立情形詳情相告，並請隨時聯繫」。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美國國務院邀請之下，郭廷以開啓首次美國之旅，首站即是華盛頓大學。在西雅圖停留五個月之後，並未立即打道回府，而是一路東行，接連造訪加州大學、史丹佛大學、南加州大學、芝加哥大學、俄亥俄大學，與徐中約、劉子健、房兆楹、錢存訓等衆多旅美華裔史家晤談，尋找潛在的合作契機與可能性。

聽說唐德剛正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郭廷以遂給弟子寄去了一封短箋，粗略告知抵達紐約日期。唐德剛捧讀手書，無任歡愉，當即回函稱早就翹首以盼靜候師座蒞臨了。四月二十七日，郭廷以抵達荒岱機場（甘迺迪機場前身），此時唐德剛已在接機口等候多時了。與上次見面相較，兩人的現實處境、心理狀態，均不啻發生了巨大變化。郭廷以不再是那位嚴肅的、慢條斯理的教書匠，而是中研院近史所的掌門人。唐德剛也不再是當年在課堂上正襟危坐、風華正茂的大學生，而是客居紐約八年、正在哥大攻讀學位的博士候選人。唐德剛原以爲老師早已將自己忘卻，孰料儘管十餘年不通音問，老師竟然對自己印象如此之深刻。未待弟子上前問安，郭廷以率先打開了話匣子，一句雲淡風輕的「德剛，你來啦」，瞬間拉近了雙方的心理界限。

他鄉遇師徒，雙方均極感興奮。恩師遠道而來，弟子豈有不熱情招待之理。郭廷以在紐約的全部行程，自然由唐德剛全權負責。在唐德剛陪同下，郭廷以與東亞研究所所長韋慕庭（C. Martin Wilbur）及著名華裔經濟學家何廉相識，奠定了近史所與哥大東亞研究所合作的基礎。而近史所與東亞研究所開展「哥大口述歷史合作計劃」，自然少不了唐德剛的暗中相助。一九五八年四月，胡適正式告別長達九年的寄寓生活，返臺出任第二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暫攝院務十餘年，一直沒有真除）。幾個月之後，胡適再次赴美出差。返程前夕，韋慕庭設宴餞別，席間一度談及東亞研究所與近史所合作議題。

在此之前，胡適接受東亞研究所邀請，與李宗仁一起作爲哥大「民國政要口述歷史」首批採訪對象，主訪人正是唐德剛。在韋慕庭、何廉苦心擘畫之下，「民國政要口述歷史」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緊鑼密鼓地開展。因之，口述史有望成爲雙方合作的主要橋樑。（三之二；摘自《傳記文學》2024年十月74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