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業深藏功與名：不只關乎就業
謝泓/文 2006年，筆者應邀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辦的一場日中經濟交流會。當時，有位日本專家談到，日本實施《日本中小企業現代化促進法》是在1963年，中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是在2003年，兩部涉及中小企業發展法律出臺的時間距離，也反映了兩個國家經濟差距的時間距離。筆者當時並不明白這其中的邏輯是什麼，如今卻深有感悟。
企業，家
去年底，一篇關於江西贛州人爲什麼要到廣東潮州打工的文章提到，2022年江西贛州市的GDP約爲4500億元，而廣東潮州的GDP僅有1300億元左右，贛州GDP是潮州的3倍多，完全超過了汕頭經濟特區。爲什麼江西人還是願意去潮汕地區打工呢？
文章分析，贛州城區遍地高架橋，開發了一棟又一棟的樓盤，城市基礎設施投入很大，房價也很高，這應該是贛州GDP高的原因。但這些產業都是以國企爲主，哪怕贛州GDP再高，也沒有給社會提供多少就業崗位。
相反，潮汕地區雖然GDP不高，但中小企業產業集羣衆多。普通老百姓如果希望有非農收入，還必須離開家鄉，到經濟看起來不是特別“發達”的廣東打工，且粵東還是廣東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
筆者跟一位潮汕企業老闆聊天，他說江西員工的素養很高，有很強的組織紀律性。他們企業給到員工的工資在五六千元以上，有一定技術或管理能力人的工資能超過一萬元。公司還提供免費住房，一天十塊錢就可以吃三餐。很多員工都把家安在潮汕，在當地買房買車，企業老闆也會協助員工子女在當地入學。
筆者走訪企業發現，廣東很多製造業企業，基本都在公司蓋有員工宿舍樓，免費或以低價提供給員工住宿。有些企業的宿舍還配有健身、娛樂設施，有夫妻房，低價或免費的飯堂。有些企業則配有圖書館，還有各種興趣和愛好的學習小組與社團，甚至有傳統文化的學習，有各種樂施好善的義務組織。
筆者問一些企業負責人，是不是企業有外單，需要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需要通過社會責任的審查。他們表示，外企對企業確實有社會責任審覈，包括勞動安全、工作強度、薪酬水平、環保排放等。但他們認爲，中國人有家族文化傳承，一旦企業將員工視爲家人，給予家人般的關懷，員工還是有知恩圖報、士爲知己者用的文化。他們說，對於優秀的企業而言，社會責任認證僅是基礎，真正的員工關懷不是應對驗廠審覈，而是要滿足員工真實的生活需求。
深圳有家企業的負責人講，員工離鄉背井出外打工，需要實實在在的收入。如果企業給他們一個月一兩萬元的工資，員工在外面租房、坐車、吃飯，每月就要萬把塊錢的支出，實際收入就很少。這位負責人說，企業和員工是命運共同體，員工的能力關係到企業競爭力。所以，企業不僅要關心普通員工的生活，還要關注他們的工作，關注他們個人能力的提升，比如制定企業職工的技能培訓及考覈。
江蘇蘇州的固鍀公司就把傳統文化應用到企業管理上。固鍀公司的文化系統包括人文教育、人文關懷、綠色環保、健康促進、慈善公益、職工拓展、人文記錄和敦倫盡分，其基礎是人文關懷，目標是止於至善。
給固鍀公司做精益管理諮詢的一位諮詢師講，他們給固鍀做精益改善周，非常震撼：普通公司做得好的，一年也就做幾十個改善周；而固鍀公司的企業文化非常棒，員工自主自覺，一年下來改善周能夠做200多周。其中，一個改善項目通過對流程的優化，工序由41項減少爲21項，人數由68人減少到未來的45人，生產效率大大提升。
河南省許昌市的胖東來公司，企業文化主張公平、自由、快樂、博愛。公司除了建立非常好的分享機制，還幫助員工進行職業規劃和生活規劃。
中國的這些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如此善待企業員工，甚至比國企還講福利、講人性、講公平，它們不是隻會偷稅漏稅、假冒僞劣、行賄受賄、低買高賣、囤積居奇嗎？現在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
農，家
作爲工業社會、現代社會的細胞，企業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了過去農業社會鄉村宗族作爲社會最基層組織的功能。
中國已經有連續20年以中央一號文件的形式，出臺了關於中央對於中國農業與農村問題發展的相關政策。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始終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業與農村的政策設定問題是根基之策。
三農專家溫鐵軍認爲，中國農村承載了中國人生態、生活、生產“三生合一”的生存方式，由此決定着一種文化傳承的方式。傳統上，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儘管王朝更迭，但只要中國的農村存在着宗族延續，中國的文化就能得到延續。中國農村就是中國人生產、生活、教育與文化傳承的最重要載體。
溫鐵軍還有一個觀點，解放以後，通過農業與農村，化解了新中國的多次經濟危機，包括建國初期的城市供給危機、工業化原始積累問題、城市青年就業問題等等。但隨着改革開放與工業化的開始，工廠開始從農村吸引大量勞動力。而今的農村，又變成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的地方。現在的農村，要人沒人，要錢沒錢，僅有的資源被城市與資本侵蝕，留下的是殘敗、蕭條與環境堪憂的村落。
與此同時，溫鐵軍提出了很多鄉村振興的建議與觀點，包括對於農村生態化的發展方向，認爲生態化是比工業化更高的生產、生活與文明方式。
今天，反觀農業現代化發展良好的國家，無一不是工業化、現代科技發達的國家。工業化是農業現代化重要的基礎，這應該也是中國農村與農業發展的新生態。
農，技，工
最近，筆者考察了位於廣州白雲區的康御智慧農業園。它們探索開創了一套立體種養、生態循環、低碳環保、優質高效的種養一體化模式：利用山坡地，用鋼構搭成四層樓高的農舍，一層養魚，二層養豬、養雞，三層種植蔬菜或者名貴中草藥，外牆還種着一種名爲憂遁草的抗癌草藥。
魚塘的水含有硅藻、螺旋藻養分，通過智能的滴灌設備灌溉植物，植物無需農藥化肥就能健康生長。魚塘中的養分，則是來源於投餵雞的飼料。在雞飼料中添加了菌草料，雞吸收後排出糞便直接掉進魚塘，進而裂變成很多硅藻、螺旋藻，成爲魚的養分。如此養殖出來的羅非魚味道非常鮮美。
該農業園創始人陳進輝博士解釋，架空魚塘養雞的設計可以降低雞糞清理成本，也消除了傳統養雞的臭味。這一模式不但節省空間，還具有提高魚氧、改善池內生態系統營養環境、減少鴨寄生蟲病等優點。據介紹，康御園區畝產可超百萬元產值。
陳進輝博士今年已經67歲了，他說自己是農村出身，有機會出來讀大學改變命運，後來下海創辦企業和工業園區。有了原始積累後，他一直希望能夠力所能及用自己的知識與實踐反哺農業農村。於是乎，他在家閉關一年，構思自己的農業3.0、4.0模式，而今已經迭代到6.0模式。
在陳進輝博士的農業園區裡，動植物都可以聽音樂，雞舍、豬舍沒有異味，雞舍的負離子可以達到50000萬個，我焉知雞比人幸福？
陳博士的研究團隊，有研究種子種苗的、有研究水分子、研究植物的。他認爲，中國農業的發展不能單靠國家政策，一定還需要按照市場規律來發揮作用。農業也要靠資本，資本要講投入產出。中國農業的發展，最終還是要看產出。而農業產出，一定要藉助現代的科學技術、工業成果與商業模式。
現代的農業文明也好，生態文明也好，一定要藉助人類工業文明的成果。荷蘭國土面積狹小，氣候偏寒冷，每年農產品的出口達到1000億美元，僅次於自然資源良好、耕地面積超大的美國，這正是藉助了工業技術的成果。智能大棚、芯片發光、育苗育種……荷蘭的大棚光照時間，能夠達到一年5500個小時。
跟筆者同去陳博士農業園的還有幾位中小製造業的企業家，大家也暢想了將康御農業園的模式推廣及商業化可能。一是通過結構化、標準化、智能化、綠色化的總體設計，進一步降低投入成本。二是通過提升光能效率與增加負離子等等現代技術，促進動植物的健康成長。三是通過現代生物技術總體提升農業園的科技水平，從而打通農業發展的技術、商業模式與客戶的所有驗證。
企業，社會
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之一，在於讓中國發展工業，改變了中國幾千年的文明生態，中國也成爲了工業化國家。
因爲製造業的快速發展，中小規模的製造企業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使之成爲產業工人。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量、政府財政收入結構、中國人的收入結構，也實現了從過去幾千年依附農業到依附工業的轉變。7億多人口擺脫了貧困，佔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2022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城鎮化率）也達到了65.22%。
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談及中小企業時，喜歡用“56789”來形容中小企業的作用，即“貢獻了50%以上的國家稅收，60%以上的國家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佔企業數量超90%”。
從這個視角看，中小企業的存在，不是簡單的經濟發展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問題。從經濟規模與稅收收入、就業結構與城鎮化水平角度，中小企業就是中國成爲工業化國家的重要基礎。
筆者認爲，工業化國家不僅僅是工業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高，還必須涉及就業結構中產業工人的比例，產業工人佔總人口的比例，城市化或城鎮化的水平等。工業技術成爲社會的生產力支撐，工業文化與價值觀念在社會逐步形成。
如今，中國企業的管理形態與改革開放初期已完全不同。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三來一補”與農民工組合的業態，到大產業與產業工人的業態，中國企業也從單一的製造業態到企業組織業態，並開始擁有自己的管理文化與經營邏輯。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家族關係，也在中國現代企業中找到一些痕跡。企業是原來外來務工人員、現代產業工人的家。它提供了產業工人蔘與生產的機會，提供了新的生活業態，提供了人生新的發展方向與目標。每家企業都成爲中國社會的細胞，承載了現代中國人生產、生活、生態的新“三生合一”。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認爲，企業作爲經濟主體，其存在的目的是創造經濟績效。但這種經濟績效並不是企業的目的，而是企業作爲經濟主體所履行的經濟責任，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邏輯起點。他還講，企業是社會的一部分，是社會的一種器官。企業依託社會而存在，社會爲企業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空間。這意味着企業不僅受到社會的影響，同時也對社會產生影響。
德魯克還強調，企業管理者必須承擔維護公共利益的責任，並採取符合道德標準的行動。這是因爲企業的目的是在企業本身之外，必須維護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基本權益。這既是對社會的一種責任，也是企業作爲社會細胞的倫理底線和道德要求。
當中國企業擁有了屬於中國文化的社會倫理時，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語境下，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就已經成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支撐。
直至今日，筆者還是要追問：中國究竟是農業國家還是工業國家？爲何中央每年出臺的一號文件還是以農業及農村爲主？這是歷史的慣性，是中國人口組成還是以農民爲主，還是中國社會組織的基層就在農村？爲什麼中央的一號文件不能關注中小企業的發展？
筆者曾跟一家海外智庫交流，專家講，美國2023財年國防開支預算8130億美元，刷新歷史最好水平。如果要通過國會預算，就會有議員質疑是不是向軍工集團輸送利益。爲了爭取法案通過，他們就約定其中的一半預算向中小企業採購，就容易得到代表中小企業利益的議員支持。
我們很多企業出海到歐美投資，人家不關心GDP，不關心企業稅收，就關心兩項：一是就業人數，二是工資最低水平，即就業與收入。既然中國中小企業提供了中國80%城鎮人口就業，那麼中小企業纔是國之大者。
三年疫情期間，日本就補貼中小企業，只要企業不關張，國民就有收入，有收入就有消費，有消費經濟才能夠持續發展。與此同時，全世界央行都在放水，美國、德國、日本通過軍工企業發展，增加中小企業訂單，美國公民都有補貼，日本中小企業有補貼。
而中國將貨幣擴張落在了哪裡？高科技企業、城投公司還是基礎設施建設？如果這些投入都沒有轉化爲中小企業的訂單，就落不到老百姓的口袋，老百姓沒錢就沒消費。在出口拉動、投資拉動失靈的情況下，消費拉動就是出路。
把多印的錢轉化爲中小企業的訂單，轉化爲老百姓的收入，纔是正道。因爲中小企業，不僅是56789，它就是1，就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基礎與重要組成。
至此，筆者或多或少明白了文章開頭日本專家所講的經濟差距，不體現在經濟規模、經濟發展水平或是科技水平上，而是觀念上的差距。
在一個國家政府、社會、人民的認知中，什麼東西最爲重要，什麼是經濟發展的起點與目的，什麼是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一性原理？
這就要求我們認真思考一些新維度：中小企業之於就業與創新的意義，中小企業存在之於中國就業結構與城鎮化、社會結構的意義，工業化之於中國式現代化（包含農業現代化）的意義。這包括就業、創新、收入、社會、現代化、文化、社會組織、社會生態、新的商業文明等等。
一旦我們解決了認知上的問題，中小企業的應收賬款問題、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訂單問題，都成爲我們國家解決現階段主要矛盾的抓手了，成爲國策，那這些還是問題嗎？
假如我們沒有努力解決中小企業發展存在的問題，中小企業都跟着國外訂單走，中小企業都想着出海，那哪怕有再多的高樓大廈，再多的高鐵，再便捷的高速公路，筆者都有理由擔心，中國人要背井離鄉，下南洋或去全世界找尋新的出路。
相比GDP亦或是高樓大廈，一份跟上GDP增長的收入更有現實意義。而平民百姓的工作崗位，最多是由中小企業提供的。
當前，國家對中小企業愈發重視，出臺了一系列促進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措施。但文件解決的是“術”的問題，還需從根本上解決“道”的問題。中國已是工業化國家，必須建立新的觀念、新的認知，確立中小企業“1”的定位，其它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作者系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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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泓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
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