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低調的影后
54歲的演員詠梅，
在拿到柏林電影節影后的這5年裡，
仍舊像往常一樣，
讀書、買菜、做飯、去公園散步，
捍衛作爲普通人“好好生活”的權利。
49歲時，她第一次演電影主角，
就拿下國際三大電影節的影后，
奇蹟的背面，
是一個女演員20年如一日的力量積蓄，
關掉電話，每天讀書2-3小時，
關照自我，也關照他人，
“一定要是打動人心的好故事，
如果不是，女一號寧可不演。”
2019年2月，詠梅憑藉電影《地久天長》獲柏林電影節最佳女演員銀熊獎，成爲中國內地首位柏林影后
《出走的決心》上映一週後，在豆瓣上獲得8.6的高分
最近，她主演的《出走的決心》上映院線，
影片改編自蘇敏阿姨的真實故事，
一個50多歲的女性獨自駕車，
駛離酗酒家暴的丈夫、瑣碎的家務日常。
詠梅的表演大多在狹小的家庭內部空間完成，
細膩、隱忍、剋制，
很多觀衆評價：“在詠梅老師的臉上，
看到很多我媽媽的影子，讓我掉淚。”
詠梅接受一條的採訪
9月初，一條攝製組在北京見到了詠梅。
詠梅講話的時候很輕，
像雪花落在掌心，
風平浪靜的面孔下，
有着豐盈、澎湃的內心。
她說最看重的是愛與自由，
“用自由換取（名利）的話，
我覺得有點太奢侈了”，
“要通過學習來建立精神世界的更大的一種遼闊，
到此時此刻，我沒有停止過。”
編輯：韓嘉琪
責編：陳子文
拿到柏林電影節影后的這5年裡，詠梅一如既往地低產。她不上綜藝，不演真人秀，真正擔任主角的長片只有一部，就是前不久上映的《出走的決心》。
其他的時間裡，她就在自己喜歡的電影裡客串，雖然只有幾個鏡頭，她都會認認真真地琢磨角色，小到臺詞的每一口換氣、每一根面部肌肉的控制。
以前找到她的劇本是一年一部，現在是一年兩到三部，現實是無奈的：“留給我們這個年齡段女演員的劇本，沒有想的那麼多。”
其實，也有不少所謂的“大製作”找到她的經紀人，但都被攔截了。對方常說，“這種國民度的項目，你們都不接”，隨後面露惋惜，“多少人都排隊等着”。
在《地久天長》的拍攝片場，詠梅時常落淚
詠梅接戲的原則很樸素，也很恆定：“故事要打動人心”。如果是個好故事，女二號也接，如果是浮誇的、流量導向的片子，女一號寧可不要。一個故事是不是動人，直覺和身體都會告訴她，多年前，拿到《地久天長》劇本的時候，她用了一個下午讀完，眼淚都要流乾了。
直到2022年，讓她再次感覺到心靈共振的角色來了。詠梅在《人物》公衆號上讀到了蘇敏阿姨自駕遊的故事，幾乎是同一時間，導演尹麗川也被這個故事擊中。
“我們同時被震撼到了，一個50多歲的阿姨能有這個勇氣衝破對她的限制。”一個困於母職的女人，用自己打工賺的錢買了輛麪包車，義無反顧地離開酗酒家暴的丈夫、無愛的婚姻，在路上活出自己第二次的人生。
電影《出走的決心》中，詠梅飾演的“李紅”，大半生被困於家庭的桎梏中
在一個全女團隊的努力下，這部關於“現代版娜拉”的電影落地了。詠梅飾演的李紅，原型來自蘇敏，不一太樣的是，這部電影講的是“出走前夕”的故事，一個女性，她經歷了什麼以至於要從家中出逃？
影片裡，我們看到一個令人窒息的丈夫，對妻子頤指氣使、打壓她、貶低她，視她爲自己的免費保姆；一個剛剛成爲母親的女兒，出於傳統慣性將育兒勞動轉嫁給母親；一對重男輕女的父母，剝奪她高考的資格，一輩子指揮她的人生。
“在你身邊的千千萬萬的像她一樣的命運的女性，你看的太多了”，在角色李紅身上，詠梅看到了部分的自己，也看到了母親。
1970年，詠梅生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平日裡，母親總是更偏袒哥哥，而她很早就要擔負起更多的家務。
剛入行時的詠梅
父母離異後，詠梅和哥哥跟隨母親生活，整個家都是由母親操勞。“她的婚姻給她帶來了很多磨難，因爲爸爸他受過很好的教育，媽媽並沒有”，兩人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的懸殊，把母親置於婚姻的陰影裡。
父親是精神性的，熱愛哲學和藝術，是電力工程師。每次見面前，詠梅經常很發愁，父親都講哲學的東西，又要聽不懂了。但她心中的另一個世界也來源於此：“慢慢地你會覺得什麼東西好像被點燃了，我會與衆不同，我心裡是有另外一個疆域的。”
母親是普通工人，受教育水平不高，性格剛強，控制慾強，“像我們的上一輩人，都在傳統的、被馴化的一種模式裡面”。青年時代，詠梅和母親之間產生過長時期的對抗，“她說什麼我都是反着來的”，母親不允許她穿喇叭褲，理由是女孩子不應該太招搖，她就偏偏穿去上學。
詠梅大學畢業後，曾入職深圳的一家公司
直到人生中年，詠梅纔開始理解母親的侷限。那個曾經在父親面前“黯淡”、“世俗”的母親，本身也是一個分身乏術的獨撫媽媽，只能終日從工廠車間輾轉到家庭內部，把生命囿於兩個狹小的端點裡。
母親的心裡其實裝着一個更大的世界，她愛旅行，夢想是“環遊地球”。1992年，詠梅大學畢業後，想要南下去深圳工作，大多數人都持反對態度，“覺得那個地方很可怕，物慾橫流”，母親卻是堅定的支持者，“你有本事你就出去，證明給我看看。”
詠梅的倔犟也來源此，她一輩子都在自證，“證明你是可以獨立的，是不輸給男孩子的，在社會上是有價值的。”
因爲氣質內斂溫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詠梅在各種各樣的家庭劇裡出演符合傳統期待的“好女人”，她是好妻子、好媽媽，也是好女兒。
2004年的熱播劇《中國式離婚》中，詠梅扮演的角色肖莉，是改革開放後初代獨立女性的代表，遭到丈夫背叛後，她主動離婚，獨自帶着孩子打理好生活，“活得體面”、“沒有怨氣”；緊接着在電視劇《孝子》裡，詠梅演了孝順善良的“媳婦”謝言，一個被稱爲“完美女人”的角色，每當丈夫工作至深夜回到家裡，她準備好豐盛的晚餐，熱情迎接；在電影《地久天長》裡，她扮演的失獨母親王麗雲，同樣是一個善良、隱忍的女人，失去生育能力後，對丈夫心懷愧疚。
在2004年的熱播劇《中國式離婚》中，詠梅扮演劇中的女二號“肖莉”
電影《地久天長》中，詠梅扮演失獨母親王麗雲，也是一位善良、隱忍的妻子
2020年，拿到銀熊獎後的第二年，50歲的詠梅等來了全新的女性腳本，一個憤怒的、抗爭的、想要復仇的全職母親。這也是她和尹麗川導演的第一次合作。
當時，尹麗川請她出演女性主義劇集《聽見她說》中的一個短片《重塑》。13分鐘的片子，貫穿着她擲地有聲的獨白，遭遇丈夫出軌後，她拿起拳擊手套，重重地打在沙袋上：“這次不要通情達理。我受夠了。”
導演尹麗川（右）與詠梅（左）在短片《重塑》的片場
短片《重塑》裡，詠梅第一次出演一位“抗擊”的母親
爲什麼選詠梅？尹麗川導演敏銳地捕捉到詠梅身上的一種“洶涌”，是她平靜面孔下被遮蔽的部分，“一種壓抑下想要抗爭和跳出來的那種洶涌”。
這是詠梅身上少有人瞭解的部分，一股決絕的、在無聲之處抗爭的力量。大多數情況下，她隨遇而安，生命裡沒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東西，但在原則上她旗幟鮮明：“只要選擇了不做，無論是什麼事情我都不會去做。”
詠梅的個性不喜歡熱鬧，尤其是年輕的時候，怎麼審時度勢，怎麼周旋於小圈子、服膺於看不見的規則，她對此感到疲憊，“經常會說一些不恰當的話”，也因爲這樣，她一直跟演藝圈保持了一種疏離的關係。
詠梅年輕時
在影視圈，詠梅不接電話是人盡皆知的。2004年，《中國式離婚》開播後，收視率一度飆升至20%。走在街上，詠梅開始被人認出，有人喊她在劇中角色的名字“肖莉”，她不得不戴上墨鏡、帽子，像個明星那樣把自己包裹起來。
“好像自己已經很了不得了，跟朋友的相處，有點高高在上了，會忽略別人的感受”，電話、飯局也朝她涌來，她敏感地察覺到這種生活背後的代價。
不久後，她關機了，從此再也不接電話。近20年過去，她只用短信、微信回覆工作，“真正的好的、我想要的，它一定會來找到我的。”如今，詠梅的電話，基本上只給外賣、快遞員敞開。
另一種洶涌來自於她骨子裡對“打破常規”的渴望。年輕的時候，她開越野車，喜歡騎馬，享受風馳電掣自由的感覺，“很喜歡去撒個野，是那樣的”。童年時代，“我好奇心重，把家裡的鐘錶拆了，自己拿弦去做古箏，然後嘗試着把各種菜混在一起，看它有什麼味道”，“很小的時候哪怕跟爸媽撒謊什麼的，就爲了讓自己的主權在我的手裡。”
這些年，詠梅開始研讀女性主義書籍，認真回顧自己和母親的關係。她時常想起，母親也有瘋的一面。母親愛騎馬，盪鞦韆，能把身體盪到和地面平行，70歲的時候，她還要求詠梅帶她去坐海盜船。她不斷確信，自己身上那部分“野孩子”的基因繼承自媽媽。
和母親很像，詠梅的個性也曾激烈過。平時話不多，一旦爆發，就在沉默中炸出一片火花。不久前，發小跟她聊起童年往事，“詠梅，你小的時候脾氣可不好了，北京有一個話叫‘短捻的炮仗，一點就炸了’，你就屬於那樣的。”
她曾經給《人物》講述過一個故事，讀大學的時候，她和室友因爲擋牀鋪的簾子到底拉向哪邊起了爭執，一氣之下，她把簾子剪成了兩半，室友被嚇了一跳。如今詠梅已經不願再提起這個故事，“我怕她看到了好傷心”。
詠梅參演黑豹樂隊的MV《Don't Break My Heart》
她後來追溯，曾經極端化的情緒源於成長裡愛與溝通的缺失。小時候，詠梅總被家裡人評價“不像個蒙古族女孩”，蒙古族姑娘應該能歌善舞，她卻總是怯場的，迴避的。
這種表現經常被誤認成一種“內斂”，詠梅後來明白：“其實是自卑，因爲覺得不如哥哥，你處處都會幫媽媽，她還老去指責你什麼的，不被關照就會自卑。”
自卑和狂傲曾在她的身體裡此消彼長。剛入行的時候，詠梅有過爭強好勝的階段，“非女一號不演”，“明明製片人也說了我演女一號是合適的，但爲什麼就沒有選我”，憤恨和嫉妒積壓在她心裡，日常生活都無法順利展開。
她也看到這個世界裡那些不公平的東西，諸如圈子裡的論資排輩，人際關係中的虛與委蛇，面對這些，她的內心波瀾驟起，不能平息。
她現在回想：“這些東西都讓人變得很醜，人很容易這樣會被慾望這種東西俘虜。”
慾望和情緒有時就像一匹野馬，如何駕馭它，而不是被它駕馭，是一個需要練習的過程。
20多歲在北京的時候，蒙古族姑娘詠梅第一次真正地開始學習馬術。騎馬是因爲丈夫欒樹，當時欒樹已經離開黑豹樂隊，用全部積蓄在北京西郊建立了一個馬場。
很長一段時間裡，欒樹經常入不敷出，兩個人住在自己蓋的房子裡，過着世外桃源的日子。就像蒙古族民歌裡唱的那樣悠遠：“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面馬兒跑。”
2021年，詠梅和丈夫欒樹共同演唱《一江水兩隻鵝》。詠梅說：“每一個人最終是孤獨的，但是人的生存、生命還是離不開情感的，那麼爲什麼不在一個好的關係裡？”
被激盪的情緒左右的時候，詠梅就從欒樹身上觀察“練習平靜”的方法。她多次提起丈夫欒樹對她的影響，“他的性格是很溫厚的，我急的時候他覺得不急，因爲他是有很多愛的那種人。”
閱讀也是她歸於平和的方式。大學畢業後，詠梅曾在深圳感受過慾望對人的那種隱形的控制。90年代，深圳可以接收到香港的電視臺，各種娛樂化的綜藝在內地是看不到的，“很吸引，每天好像只有電視了”。
“後來有一天，我覺得我不能把這麼好的時光全放到這個上。我試試關電視，開始讀書。”幾次之後，詠梅發現放棄電視沒有那麼困難，她從三毛的書開始看起，她看到了一種更富冒險精神的生活。
詠梅在公園讀書
她後來意識到，關掉電視其實就是修行的第一步。“從一點一滴開始，你看中的是什麼，你要去取捨。”在當下的短視頻時代，詠梅很少沉溺手機，翻開書，她的心就沉下來，這背後是日復一日不厭其煩的訓練。
另一件常被詠梅提起的小事，是“一條裙子的誘惑”。當時，深圳作爲改革開放的試點城市，消費主義比內地更早盛行，下班以後，詠梅經常會去逛百貨公司，一條美麗的裙子，是她一個月工資的兩倍。入睡前，詠梅閉上眼鏡，腦子裡想的都是鏡子裡穿着裙子的自己。
“那個時候是掙扎的，怎麼樣才能得到這條裙子？”有一些看得見的“捷徑”在向她敞開懷抱。畢業以後，她時常被提醒，美麗給人帶來的權力。找工作，她總是比別人更容易就被錄用，進到公司裡，她很容易受到男性的青睞，有各種方便，也會有一些有錢、有權的男性來靠近她，甚至包括已經進入婚姻的富商。
年輕時候的詠梅
講到這段經歷，詠梅平靜的聲音有了微小的起伏，“後來覺得好可怕”，“但其實骨子裡還是有倔強的那一部分，再加上爸爸的影響，他從小就灌輸我女性的獨立意識”。父親一輩子過得拮据，改革開放以後他拒絕賺不該賺的錢，“可以維持最基本的生活，他就OK了。”兩年後，詠梅從深圳回到北京，從許戈輝工作室的主持人做起，一步一步親手搭建自己的生活。
年齡漸長，美麗成了她最微不足道的東西。拍雜誌、廣告，她要求攝影師不要把她的皺紋都P掉，她的手機裡也沒有美顏相機，經紀人說：“估計她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在她微博分享的照片中，她的頭髮經常隨意地紮起，露出額頭，素面朝天。
在演藝圈，詠梅很少感覺“身不由己”。演員常常被認爲是一份被動的職業，她卻認爲，自己一直是有選擇權的，不迎合也是她選擇的方式之一。
2006年前後，她發現影視行業的規則開始被商業化徹底改寫，“變成快餐了，沒有給你創作的時間。”詠梅記得有一部劇，她去跟導演講那場戲的處理方法，對方說，你不要跟我講戲。“最誇張的時候，一天要拍幾十頁，只要你把這個調度走完了，一場戲就結束了。”這種流水線的工作模式讓她覺得無意義，“所以我其實很淡，有好的我就接，沒有好的，我就算了。”
詠梅在電影《刺客聶隱娘》中飾演聶隱孃的母親
2014年，演完侯孝賢導演的《刺客聶隱娘》後，詠梅再度“消失”，因爲父親和母親的相繼離世，她用了4年的時間閉關，讀大量的哲學、宗教、心理學，深入地思考生與死的議題。
在瞬息萬變的影視行業，暫停是一種巨大的風險。太多演員在離開演藝圈數年後，發現潮水的方向改變，自己再也找不到原來的位置。
但對詠梅來說，不經審視的慾望纔是更危險的。“用自由換取（名利）的話，我覺得有點太奢侈了。你要爭取讓自己更有自由的這種生活方式，到此時此刻，我沒有停止過。”
疫情期間，詠梅開始自學吉他
如今，54歲的詠梅，每天做飯、閱讀、散步，認真生活。春天的時候，她靜待春暖花開；秋天，等待果實的墜落。
不拍戲的日子裡，她規律地去上瑜伽課，只是爲了減少打擾，她不再去人多的大班課。她堅持天天做飯，西紅柿炒雞蛋做了半輩子，還是她的最愛，簡單、美味、營養充足。做飯完全可以交給家裡的阿姨完成，她卻執拗地堅守廚房，“做飯是家庭氛圍，那一刻兩個人是在一起可以說話的。”
家務也要關照，下水道堵了、電燈泡壞了、竈臺髒了、地板上又落了灰塵，都由她一一處理。其他時間，則儘可能關照自己。
每天下午是她固定的閱讀時間，2-3個小時是一定得保證的。看書是從青年時代養成的習慣，就跟吃飯喝水一樣，精神世界同樣需要飽腹。
2019年起，詠梅和某知名圖書品牌發起了一檔閱讀計劃——詠讀計劃。5年間，她分享了50多本書，書單都是她深思熟慮後的選擇，一定是要自己讀過的，沒有雞湯，沒有成功學，只有嚴肅閱讀，從詩歌、文學到藝術史、社會學。
最近，她準備開始分享理想國出品的M系列，大部頭，厚的單冊多達五六百頁。讀書海報上印着那句“平靜又沸騰的閱讀世界”。
在被互聯網技術全方位包圍的當下，詠梅重視日常生活裡“身體性”的經驗，比如她給家中阿姨的留言，儘量都用手寫，她相信這種細微的情感傳遞是微信文字所不能替代的。年輕的時候，她曾跟隨潮流用電腦給父親敲下了一封打印信，沒想到，父親嚴厲地回了她，“這個字是沒有情感的”。
30多歲，她曾經在一檔明星訪談中透露：“我的個性是不太喜歡站在聚光燈下，我會覺得，走在大街上的時候，你是跟所有人是融在一起的，（這樣）你不會覺得不自由。”
二十年過去，她仍舊沒有讓渡出自己作爲“普通人”的權利，仍舊是一個人羣背後的好的觀察者。走在街上，她爲躺在路邊樹蔭下小憩的女性外賣員而駐足停留，感受普通人在活着這件事裡要付出的努力、隱忍，以及承受的瑣碎。
對日常生活的執着，對人的悲憫，給了她好好演戲的養料。詠梅讓很多人看到，一個人如果沒有強烈的主角意識，也可以捍衛住自己的天地，就像父親給她起的名字，來自於《卜算子·詠梅》，“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她在叢中笑。”
每個年齡段都帶給詠梅不一樣的體驗，年齡越長，她越懂得放下焦慮：“你自己快樂的時間本來就不多，爲什麼要讓它佔據你的那麼多的生命和時間”
50歲以後，時間前所未有地帶給了詠梅滿足與自由，她比以往都更加從容。面對媒體的喧囂，她已經知道如何去接住它。
“通過學習來建立你心裡的精神世界的更大的一種遼闊，所謂的困難，恐懼，你都會有方法和渠道去解決它，這個感覺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