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院士王乃彥：以“中國式”科學家的標準要求自己
來源：科技日報
北京西南郊區，有一個名叫“新鎮”的地方。中國核工業的“搖籃”——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坐落於此。
在中國核工業領域，這是個富有歷史感的地方——國家表彰的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有7位曾在這裡創建功勳；這裡派生或援建了十餘個核科研和生產單位，被譽爲“中國核科學技術的發祥地”。
1956年，在覈物理學家錢三強的召集下，作爲新中國培養出的核物理專業首屆畢業生，王乃彥加入了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前身），先後參與我國多項核武器試驗中近區物理測試的任務，並於1993年當選爲中國科學院院士。從工作崗位退下來後，他選擇在離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工作區不遠的家屬區居住。
10月28日，記者一行如約來到了王乃彥家中。他滿臉笑容，雙手合十，向記者問好。
雖然腿腳不便，但89歲的王乃彥頭腦清晰，仍保持着旺盛的科研生命力。家中的茶几一角，有一個放大鏡和一本翻舊的《數學手冊》，他每天要翻閱的研究資料鋪滿茶几。
“一閒下來心裡就發慌。”王乃彥習慣拿着放大鏡閱讀材料，包括用大號字體打印的國外文獻資料，因爲“還想在激光物理領域再做點研究”。
“國家用最好的條件培養了我們，不能辜負國家”
1952年，王乃彥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爲了培養自己的核技術人才，新中國在北京大學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原子能人才培養基地——物理研究室（後改稱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因成績出色，王乃彥被成功選入物理研究室學習。
“其實那時候我對無線電電子學很感興趣，還買了很多專業書，本來打算一輩子都研究這個了。”但王乃彥轉念一想，原子能是新興技術，國家更加需要這方面人才，“個人興趣還是要服從國家需要。”
走上工作崗位後不久，王乃彥就被直接領導錢三強安排了一項重要任務——參與建立我國第一臺實驗重水反應堆上的中子飛行時間譜儀，開展中子能譜學研究。
簡單來說，即通過測量中子的飛行時間來研究中子的截面、能譜等，並藉此進一步獲取有關中子和物質相互作用的重要信息。
“這是當時世界上非常前沿的研究，即使在歐美國家，他們也纔剛剛發表文章。”王乃彥此前並沒有深入學習過有關內容，他和團隊夥伴只能硬着頭皮往上衝，“邊幹邊學，國家用最好的條件培養了我們，不能辜負國家。”
在具體分工上，王乃彥和另一位搭檔項志遴負責建造反應堆256道的中子飛行時間譜儀。後來，搭檔離開，所有的重擔都壓到了他一個人的肩上。
“我們從自己動手焊接開始，一點點摸索。我的電子學基礎就是在那時候打下的。”憑着一股啃硬骨頭的勁頭，王乃彥等人圓滿完成中子飛行時間譜儀研製，其獲取的研究數據處於國際先進水平。
王乃彥的努力得到了認可。錢三強決定推薦他前往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沒想到，申請材料遞交後不久便被退了回來。退信中強調，中方應派出具有副博士學位以上的人員前往。“我確實不是副博士，而且那時候還沒學好俄語，我認爲並不是一定要去。”王乃彥對退信不以爲意，但錢三強仍然堅持。
於是，王乃彥的資料被再次遞交。作爲中國在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的全權代表，錢三強堅定地向對方表明：王乃彥就是具有副博士以上水平的人。最終，王乃彥的申請獲批。
1959年10月，王乃彥來到大名鼎鼎的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一下子感到了壓力。
“研究所的要求確實不是沒有道理的，我的領導弗蘭克是諾貝爾獎得主，同事的水平也都很高。”但王乃彥想起臨行前錢三強的囑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幹，絕不能給中國人丟臉。
1960年底，錢三強去參加全權代表會議時，參觀了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中子物理實驗室。實驗室主任弗蘭克對王乃彥的工作成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讚揚。
1964年10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身在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的王乃彥和其他中國科學家收到這一消息後歡呼雀躍、奔走相告。
“大家都說，我們晚上包餃子！”時隔60餘年，王乃彥仍對當時情形記憶猶新。
不久，使館打來電話：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新聞紀錄片送到了。王乃彥負責取回紀錄片，邀請部分關係要好的蘇聯專家一起觀摩。他特別留意了蘇聯專家的神態，“雖然我不知道他們心裡在想什麼，但能感覺到，他們懷着一種很複雜的心情。”
此時，王乃彥只有一個信念：早日學成，報效祖國。
“能去西北比去蘇聯還高興”
由於中蘇關係破裂，1965年，在杜布納工作的所有中國科學家撤回國內。時任二機部九院副院長朱光亞將王乃彥的名字圈了出來，讓其前往青海工作。
終於等來施展拳腳、報效祖國的機會，王乃彥高興得不得了，“能去西北比去蘇聯還高興”。
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氫彈研製工作正緊鑼密鼓地展開。
來到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金銀灘，王乃彥的主要任務是開展核試驗近區物理測量，即通過各類儀器設備，近距離收集核試驗時的多項物理數據，準確分析掌握核武器的性能、作用過程等。
1966年12月，氫彈原理試驗在羅布泊舉行。這是突破氫彈技術最重要的一次試驗。
一聲雷鳴般的爆炸聲過後，一朵不同於原子彈的蘑菇雲翻滾着升起。初步數據顯示，氫彈原理試驗成功。但爲什麼成功？爆炸當量爲什麼比原來估計得大？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立足王乃彥團隊取回的數據。
爆炸結束、大部隊興高采烈地撤離後，測試組現場留下7個人，王乃彥是組長。他們的任務是衝進爆心，將地下工號測量設備中的數據安全取回。
跟隨着防化兵和工兵，王乃彥和組員坐着吉普車向距離爆心500米的工號衝去。門前，含有放射性的塵埃漫天飛揚，厚重的鐵門被炸得變了形。來不及多想，王乃彥和組員以最快的速度衝進工號，在一片漆黑中，熟練地將底片裝進鉛罐，然後原路返回。
當記者問他怕不怕輻射時，王乃彥笑呵呵地搖頭：“那時候想不了這麼多，只想趕緊取回數據，不然大家的工作都白做了。”
沖洗取回的底片，測試組分析獲得大量寶貴數據，王淦昌、朱光亞、鄧稼先、于敏等對此都感到非常興奮。分析結果驗證了氫彈的工作原理，並解析了實際爆炸當量大於估值的主要原因，這爲我國後來成功爆炸全當量氫彈奠定了重要基礎。
隨着原子彈、氫彈相繼成功爆炸，我國逐步轉入地下核試驗。王乃彥和團隊再次承擔同樣的任務。
第二次地下核試驗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是一次承上啓下的關鍵試驗。如果成功，就意味着我國基本掌握地下核試驗相關技術，也將能夠吸取第一次地下核試驗以來總結的經驗以及明確所要做的改進，反之則浪費了寶貴的試驗機會。
“那次大家士氣特別高昂，像打仗一樣，憋着一口氣要做好。”因爲此前在準備工作中意外遭受輻射，王乃彥未能獲准參加此次地下核試驗的數據回收工作。
由於爆炸後輻射劑量太大，獲准參加此次任務的隊員們也被防化兵攔着不讓進。但他們堅持一定要取回數據。
王乃彥緊急向指揮部請示，希望允許隊員進去。出於安全考慮，指揮部拒絕了他的請求。王乃彥只能將命令原原本本地傳達給隊員，讓他們撤回去休息。
令王乃彥沒想到的是，沒過多久，有人跑來報告，隊員已經把數據取回來了。
“這肯定是違反紀律了，作業隊書記當場警告‘等着挨批’。”但王乃彥和同事顧不上這些，立即將取回的底片進行沖洗分析，最終的結果令人驚喜。
那一刻，隊員們也如釋重負。他們說：“結果已經拿到了，什麼處分都接受。”
講到這，王乃彥情不自禁地豎起了大拇指，驕傲地說：“我們的隊員真是好樣的。”
事後，張愛萍將軍評價，這是一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能打硬仗的隊伍”。
從事核試驗近區物理測量，少不了與輻射打交道，但王乃彥想得很簡單，“工作上有需要，有輻射也要上。”
“要像愛護自己的孩子一樣去愛護這些青少年”
早在從事核武器研發之初，王乃彥便頻繁與錢三強、王淦昌、于敏等科學家打交道，將他們稱作“中國式”科學家。
記者問：“您是‘中國式’科學家嗎？”
他連連擺手，笑着說：“我可不敢當，老前輩才配得上。‘中國式’科學家，第一點就是要有強烈的愛國情懷，我們出生在中國，應該熱愛中國，祖國都不愛，還愛什麼？第二點是要精於業務，愛國不是口頭說說就行的。”
王乃彥一直以“中國式”科學家的標準要求着自己。
核武器研製工作結束後，王乃彥先後從事高功率脈衝、慣性約束聚變、強激光等領域研究，並作出突出貢獻。
到了應該退休的年紀，王乃彥反而更加忙碌，他想抓緊時間爲國家科技發展多做些事。
1998年，時任中國核學會副理事長的王乃彥被推薦競選太平洋地區核理事會副理事長。根據章程，副理事長兩年後自動升任理事長。
因爲上大學時學的是俄語，爲了方便國際交流，63歲的王乃彥重新拿起了英語課本。5點半到7點是他固定的英語學習時間。此外，午飯後、晚飯後的休息時間，也被他拿來練習英語。
王乃彥不滿足於只背背單詞，爲了鍛鍊自己的聽力和口語能力，即使在休息時，也要打開電臺收聽英語節目。“要達到能跟外賓隨心所欲交談的水平，那才叫學會英語了。”他說。
同一時期，王乃彥還擔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他格外關愛青年科研人員成長，曾在沒有事先打招呼的情況下，到青年科學家的實驗室實地考察，在其還沒有產出成果時便堅定予以支持。
由於工作原因，年輕時王乃彥長期與女兒相隔兩地，女兒小時候甚至管他叫“叔叔”。退休後，他將關愛給了更多青少年，尤其注重青少年科學素質的培養和科普工作。
只要身體允許，王乃彥每年都要抽出許多時間專心從事由科協組織的青少年科創比賽的評選工作，“我做評委有一個標準，要像愛護自己的孩子一樣去愛護這些青少年。要鼓勵他們大膽創新，允許和寬容他們失敗。”
“大手拉小手”“魅力之光全國中學生核電科普知識競賽暨夏令營活動”“明天小小科學家”……在許多大大小小的科普活動、科創競賽上，都能看到王乃彥的身影，許多青少年都認識這個笑容和藹的白髮爺爺。
採訪結束，已近日落時分。臨走時，王乃彥仍意猶未盡，再三強調：“中國的青少年非常聰明，青少年工作太重要了，關鍵是要呵護他們的好奇心、創造力，給孩子們充足的成長空間，培養他們的興趣。”說話間，他又露出了他標誌性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