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就是真理，沒有中西之分
起步比西方晚，就使我們錯誤地認爲我們必須要學西學。 其實，我們要走的是近代化道路。
我今天所要講的內容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我講中學和西學，第二部分就講現代化。
中學，大家知道沒有非常明確的定義，不過我們傳統習慣上都是把中國幾千年傳承下來的、直到19世紀爲止的文明和學問，叫做中學。到19世紀以後，中國開始跟西方接觸，接受到現代的學術思想，這些學術思想當時就簡稱爲西學。當時也沒有很明確的規定說什麼算中學，什麼算西學。下面我講的也只是我自己的體會或者是我自己的理解，不是標準的定義。
我先說一下中學。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幾千年以來形成了一套行之久遠、深入人心的學術體系、一套學術思想，即以儒學爲中心的道德系統和意識形態，我們稱之爲中學。
18世紀的時候，英國已經開始走向超級大國了，但是我們中國還是用舊的眼光來看待人家西方。一直到了1840年中國和英國打了一仗，大家知道叫“鴉片戰爭”，在英國不叫“鴉片戰爭”，而是叫第一次通商戰爭，他們認爲是因爲中國拒絕與他們通商而爆發的戰爭。結果中國被打敗了，這對中國是非常大的刺激，一個天朝上國怎麼被一個蠻夷打敗？一些人在思想上有一些反省，覺得要學習西方的船也要學習西方的炮。這是中國思想走向現代化的第一步。
張之洞提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是爲中學鞏固地盤，維持中學正統的地位。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曾經被誤讀
中學西學之爭就在這時出現了。
最早那批思想比較敏銳的知識分子主張中學、西學都應該學，而且以中學爲主，西學爲輔。中學與西學之爭跟當時政治和社會背景緊密聯繫在一起。鴉片戰爭後，中國接連打敗仗，越是打敗仗就越強調要學習西學。一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打敗，這對於中國知識界來說是一個最大的刺激。因爲日本過去在中國看來是一個藩屬，經過了明治維新，就把中國打敗了。所以，1898年中國出現了戊戌變法，變法者認識到科學技術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但不能夠脫離整個政治社會而獨立，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政治體制的背景和它配套，和近代的科學技術配套。這就是國會制和議會制，用它可以來溝通人民和朝廷之間的聯繫。雖然戊戌變法失敗，但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中學和西學之爭並沒有停止，幾乎當時整個中國知識界、思想界和學術界都參與了這個大論戰。清朝官員張之洞提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個口號很流行，但他是在滿清傳統體制已經難以爲繼的情況下提出的，其目的是爲中學鞏固地盤，以便維持中學正統的地位，也就是封建的體制。這跟最早馮桂芬提出的"中學爲主、西學爲輔"是爲西學佔一點地盤而不是讓中學獨佔的目的完全不同。
辛亥革命把中國帝制推翻，成立了中華民國，這表明在當時，大多數人的思想不僅在科學技術要求層面上，而且在政治體制要求層面上，開始近代化了。
西方近代化經過了啓蒙運動，它發生在18世紀的法國，其最核心的思想是要求自由和民主。五四運動是中國的啓蒙運動，它要在大家思想上確立科學和民主的時代主潮，提出凡是反科學、反民主的，都應該讓路。所以五四運動時期，西學和中學鬥爭到了高潮，最終西學取得了成功。可是這個成功並不徹底，一直到解放戰爭前期，還是有人贊成全盤西化，有人贊成保存國粹。不過，考慮到當時的語境，所謂中學，就是主張不要動搖中國原來傳統的社會政治制度；所謂西學，是指不僅要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還要學習其近代化的體制，這是爭論的實質。
學問有精粗之分，但無中西之別
解放後，有一個時期中學西學之爭好像比較消沉了，我當時認爲這個問題應該成爲過去，因爲它本來就是一個不成爲問題的問題：中學不代表真理，西學也不代表真理，中學和西學都有正確和謬誤。
但是完全出人意料的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學西學之爭又出來了。不管其語境和內涵是什麼，目的是什麼，按我自己的理解，學問作爲知識來說，無所謂中西。學就是學，是人類共同的財富， 所以中學西學之爭，爭的肯定是背後現實的利益，而不是學術上的真理，學術上的真理沒有中學、西學之爭。古代希臘有畢達哥拉斯定理，中國古代有一個科學家商高，他早就發明這個定理了，這證明這個定理不應該叫畢達哥拉斯定理，應該叫商高定理，但我們不能說三角形的定理是中國的學問，不是西方的學問，反過來不是說西方的學問中國就不能接受。作爲學問或學術來說，有先後、精粗、正確與錯誤之分，但無所謂中西，誰先進就學誰的。不論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或者是自然科學，都不歸某一個民族壟斷，某一個國家壟斷，即使是最機密的科學。
我們的知識是不斷進步的，學所存在的正確和錯誤、精和粗、高和下之分，使精的科學要代替粗的科學，真正的科學要代替僞科學。可是真正的科學是不停變動的，因爲科學技術是進步的，其不斷進步又把原來的代替了，所以，我們對於科學應該秉持動態的觀念。我們如果向北走就可以走到北極，因爲我們知道北極在那裡，但是真理在哪裡，好像不是那麼簡單。不能說朝着真理走就可以走到真理，因爲我們不知道真理在哪裡，不能說真理放一百個世紀都是不變的。
我們知道牛頓的體系曾經也被認爲是不可動搖的，現在看來牛頓的體系也不是鐵案如山，但是也不意味着沒有價值，牛頓體系還是爲人類作了巨大的貢獻。可這不能阻礙我們超越它。所以，所謂真理，不能說放之四海而皆準，因爲它總是要變化的。
至於今天中學和西學之爭的實質，我不敢下一個結論，不過如果作爲純學術來說，我覺得不應該發生中學和西學的問題。老一輩的人方便起見可以這麼說，其實中學有中學的所指，比如說君爲臣綱，兒子服從老子這是上道，絕對不能違抗，當時是有具體的內涵。我們今天具體的內涵是什麼，這一點我不太知道，所以我只能從理論上說，我不同意中學和西學的分界，我認爲不應該有中學、西學之分。
現代化是唯一的道路，而不只是西方的道路
人類的文明史可以簡單地分成兩段，一段就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即簡單的再生產階段；第二個階段就是近代化的階段，即擴大再生產的階段。擴大再生產的結果就是使得人類的科學、知識、技術，以及與其相應的人類的思想、意識不斷日新月異地進步。近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最大不同就是在這一點上。
近代化是從16世紀開始的，因爲這個世紀人類的科學開始進步，到了17世紀，牛頓的體系完成了第一步，人類科學發展史的第一個階段就是用牛頓的體系來完成的。從此以後，科學、人類的知識不斷進步，人類的思想、意識、學術也隨之不斷進步。這個進步是古代所不能夠設想的。
近代化最核心的東西之一就是近代科學，所以中國的近代化，可以說從19世紀末開始接觸到近代科學開始的。起步比西方晚，就使我們錯誤地認爲我們必須要學西學。其實，我們要走的是近代化道路。我認爲，這是全世界共同的道路。不論哪個國家，哪個民族都要走近代化這唯一的一條道路。它不是西方的，不過是西方早走了一步。我們中國人也要走，所有一切後進的國家都要走，所以，近代化就無所謂是中國的道路還是西方的道路。
中國當然有中國的特色，每一個國家、民族都有它的特色，不可能大家都按完全一樣的道路走。但這個特色是第二位的，因爲大家只有一條近代化的道路。這條道路第一當然是近代的科學和近代的工業，除此以外是與其配套的政治社會體制。沒有這個體制，就不能保證科學的進步。所以近代化是一個普適的東西，近代思想和近代科學也是一個普適性的東西，是全世界的，不是某個國家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