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神中的戰神，人精中的人精

24歲的徐世勣，距離死亡只有咫尺之遙。

大業十三年（617年），瓦崗軍的新領袖魏公李密，爲瓦崗軍前任首領翟讓準備了一場致命的宴席，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等瓦崗軍元老也在受邀之列。

翟讓真不愧於一個“讓”字，自從他讓位於李密後，瓦崗軍蒸蒸日上，卻埋下了內訌的隱患。

李密決定用計除掉翟讓，他在宴會上屏退翟讓的隨從，隨後拿出一把良弓給翟讓觀賞。翟讓接過弓，剛把弓拉滿，李密事先安排的刺客立馬從身後拔刀，砍死了翟讓。

眼見翟讓倒在血泊之中，徐世勣等人不知自己是否也在李密的暗殺名單上，頓時亂作一團。徐世勣跑得最快，可他剛逃到門口，就被李密的部下一刀砍中脖子，差點兒沒命。

李密本來只打算殺死翟讓及其親信，對徐世勣等元老則進行安撫，看到亂兵殺紅了眼，他當即大聲喝止，隨後命人把重傷的徐世勣扶到自己營帳中，親自爲其包紮傷口。

一場突如其來的動亂，迅速恢復平靜。

從鬼門關上走了一遭後，徐世勣從急性子變得無比惜命，即便日後成爲帝國的頂級名將，他仍奉行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政治哲學，如不倒翁般，行走於大唐初年的政壇。

▲李勣畫像。圖源：網絡

徐世勣在歷史上更爲人熟知的是他後來用的姓名——李勣。

這是因爲，唐初，徐世勣從瓦崗軍歸降唐朝後，被唐高祖賞識，賜姓李。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間，李世勣因名字犯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諱，便改名爲李勣，其家族後來幾經榮辱，但後世史書多沿用此名（下文統稱爲李勣）。

李勣年輕時以勇猛著稱，他回憶起那段歲月，曾自豪地說：“我年十二三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爲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使爲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早年的李勣脾氣暴躁，這段牛氣滿滿的自述，大致上概括了他從少年古惑仔到隋朝末年參加瓦崗軍的經歷。

正是在這一時期，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

李密襲殺翟讓後，瓦崗軍表面上強盛一時，暗地裡已經出現難以磨滅的裂痕。

當時，李密率領的瓦崗軍主力與佔據洛陽的王世充相持。瓦崗軍的三員元老大將中，王伯當是李密的小粉絲，只想死心塌地跟着他；單雄信在李密設下的“鴻門宴”中一度叩頭求饒，實際上不服李密；李勣傷情好轉後，率軍鎮守黎陽（今河南浚縣），這裡是重要的糧倉，爲各方諸侯必爭之地。

李密當年運籌帷幄，將瓦崗軍推向了頂峰，使其成爲山東最強的一支起義軍。到後來，李密卻頻頻失策，先後與宇文化及、王世充兩股勢力交鋒，最終元氣大傷，盛極而衰。

隨着瓦崗軍分崩離析，單雄信帶着自己的軍隊投降了王世充，李密和王伯當則逃往關中，投入新興的李唐政權。

駐守黎陽的李勣只有二十多歲，卻已經是一個參加起義多年的“老革命”了。此刻，李勣面臨着命運的抉擇，他可以繼續率領瓦崗軍的殘部，佔據黎陽以東的廣袤地盤，也可以像好兄弟單雄信或老領導李密一樣，轉投其他勢力。

原爲瓦崗軍一員的魏徵身在唐營，他寫了封信給李勣，勸降道：

魏徵這是告訴李勣，好兄弟啊，當年咱們大哥李密那麼能打，現在也投靠天命所歸的大唐，你把守的黎陽就是個燙手山芋，希望你趁早跟我們一起投降唐朝。

李勣權衡利弊，決定投降唐朝，但不是以自己的名義。他對副將郭孝恪說：“這裡的民衆、土地，皆是魏公所有。我若上表獻地，是利用主公的失敗，來邀功求取富貴，這樣我會感到羞恥，不如將我們所轄郡縣的土地、戶口、兵馬等送交魏公，請他獻給大唐。”

武德元年（618年），李勣命郭孝恪奉表入朝，將黎陽等地的戶口造冊送交李密，再通過李密獻給唐高祖李淵。

唐高祖聽說李勣遣使入關中，大喜過望，但聽說郭孝恪先去見李密，有些不解，直到得知事情原委後，才稱讚道：“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是一個純臣啊！”於是，賜其國姓李氏，命他經略虎牢關以東的地區。

自從李密殺翟讓後，瓦崗軍諸將朝不慮夕，李勣差點兒送命，自然對李密的做法耿耿於懷，而李密將李勣派去黎陽，也有疏遠他的意思（“雖爲委任，實亦疏之”）。

但經歷過生死劫的李勣知道，亂世之中，老闆最看重的就是忠誠。

李勣再怎麼對李密不爽，也是瓦崗軍的將領，現在前老闆帶着自己的小團隊轉投新公司，他也要以前公司員工的身份加盟，才能表示自己始終忠於李密，甚至掩蓋了他與李密之前的矛盾。

唐高祖對李勣的做法十分滿意，認爲這是個值得信賴的人才。

相比之下，李密背信棄義，從翟讓手中得到權力後，用計殺害了後者，而今投降唐朝，儘管與李淵同爲關隴貴族，也難免遭受猜疑。

沒過多久，李密就因不滿降唐後遭受的冷遇，圖謀叛唐，與王伯當一同被處死。

唐高祖也是個心機boy，他命人帶着李密的首級去召李勣入朝，實際上是再度考驗李勣的人品。

李勣看到李密的首級後大哭，上表懇請李淵讓其收葬李密的屍身。唐高祖見李勣表現得如此傷悲，以爲他念及故主之情，便滿足李勣的願望，讓他以君臣之禮厚葬李密。

李密送葬那天，李勣與歸降唐朝的瓦崗軍舊將身着喪服，前去相送，從此，世人皆知李勣爲人忠貞。

▲《貞觀之治》中的李勣形象。圖源：影視劇照

李勣通過一系列操作獲得唐高祖李淵的信任，而在李淵得力的次子秦王李世民面前，李勣也有展現道德的高光時刻。

瓦崗軍的另一名大將單雄信，投降了洛陽的王世充，後來王世充兵敗，單雄信被李世民所擒。

單雄信號稱“飛將”，也是個戰鬥力爆表的人物，他爲王世充效命時曾與李世民在陣前相遇，險些縱馬持槍直取李世民。

單雄信淪爲戰俘後，被判了死罪。李勣和單雄信是曹州（今山東菏澤）老鄉，感情深厚，於是找到李世民，自稱願以自己的官爵爲代價，爲單雄信求情，但李世民沒有同意（《舊唐書》稱李淵下旨處死單雄信）。

單雄信臨刑前，李勣到獄中與他訣別，泣涕而言：“我不惜餘生，想要與兄同死，但我已經以身許國，忠義難兩全，況且我死了，還有誰能照顧你的妻兒呢？”

接着，李勣用刀割下自己大腿的一塊肉，對單雄信說：“就讓此肉隨兄入土，也算是我沒有辜負當初的誓言。”單雄信聽了，吃下李勣的肉，慷慨赴死，之後李勣按照約定，撫養他的兒子。

隋末唐初，羣雄割據，城頭變幻大王旗，忠誠是這種時局中最稀缺的寶物。

李勣幾經輾轉，先後在瓦崗軍、唐軍效命，甚至在歸唐後還曾短暫投靠過竇建德。但在對待李密、單雄信之死時，李勣表現出了難得的忠義品質，這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使他在唐朝有了一席之地。

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戰勝竇建德、王世充兩大勁敵，攻破洛陽。

《舊唐書》記載，唐軍凱旋之日，唐高祖在長安論功行賞，以李世民爲上將，李勣爲下將，二人身着金甲，乘坐兵車，告捷於太廟。

按照唐朝史料的記載，當時排在李勣之前，一起受到封賞還有李世民的弟弟齊王李元吉。

但是，玄武門之變後，李元吉與隱太子李建成一樣，大量功績被抹殺，很多人忘了他曾經參與洛陽之戰。不過，就算把李元吉算上，李勣的戰功也僅次於秦王、齊王兩位皇子，可謂功勳卓著。

在唐初平定四方的戰爭中，李勣隨李世民破王世充、竇建德，隨李建成平劉黑闥，與李孝恭滅輔公祏，屢立戰功。

到玄武門之變前夕，李勣已經成爲唐朝的一方大將。

《舊唐書》記載，“近代稱爲名將者，英、衛二公，誠煙閣之最。”

英國公李勣與衛國公李靖並稱，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都是唐朝初年數一數二的名將。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前，曾經派人密訪李靖和李勣，希望得到他們的協助。

對於二位大將的表態，史書留下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記載。

▲李靖畫像。圖源：網絡

《舊唐書》說，當時，李世民與李建成的矛盾愈演愈烈，李靖和李勣選擇站隊秦王這一邊，勸李世民先發制人：“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故而李世民即位後，仍對他們委以重任。

《資治通鑑》則採用唐朝的另一種史料，說李世民猶豫未決，派人詢問李靖、李勣，二人皆沒有明確表示支持。李世民對此沒有惱怒，反而更加看重他們（“由是重二人”）。

這一記載也很合理，當時，李靖和李勣分別在靈州和幷州鎮守，帶兵防備突厥，並沒有在長安，無法決定玄武門之變的成敗，所以沒有貿然站隊。

有意思的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考異》解釋了自己採用第二種史料的原因，是“有益風化”。後者既能維持李靖、李勣的忠臣形象，也體現了唐太宗李世民不計前嫌，寬宏大度。

後一種史料，也符合唐高宗所撰《李勣碑》銘文說的，李勣“慎同溫室”的性格。

李勣在世時，他帶兵就像其爲人一樣，有口皆碑。

史載，李勣“爲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

唐太宗在位時，評價李勣道：“隋煬帝勞役百姓，修築長城以防備突厥，最終也沒帶來什麼好處，朕命李勣鎮守晉陽，邊塵不驚，這就是我的長城，豈不壯哉！”

貞觀年間，李勣猶如帝國的長城，爲平定邊疆立下汗馬功勞。

貞觀四年（630年），李勣被任命爲通漠道行軍大總管，配合李靖分兵出擊，滅東突厥，李勣俘虜五萬餘口而還，從此，唐朝“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

貞觀十五年（641年），李勣任朔州道行軍總管，率步騎六萬，擊敗薛延陀與其他部族的聯軍二十萬，此戰，李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槊直前衝之”，一如年少時那樣勇猛。

此外，李勣是高句麗的終結者，他三次參加東征，終於實現了隋唐兩代王朝的夙願。

自隋朝以來，位於東北的高句麗便是中原王朝的眼中釘。不可一世的隋煬帝三徵高句麗，把整個王朝的氣運搭進去，多少名臣大將隨大軍東征，卻都折戟遼東。

唐太宗出兵高句麗前，召集羣臣討論此事。

宰相褚遂良是反戰派，擔憂唐太宗重蹈隋煬帝的覆轍，於是說：“陛下英明神武，不比前代的皇帝，若是發兵渡遼，指日克捷，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如果稍有差池，就無法示威遠方，若再憤怒用兵，則安危難測。”褚遂良爲人謹慎，又敢於犯顏直諫，他的觀點得到了朝中反戰派大臣的支持。

此時，作爲堅定的主戰派，時任兵部尚書的李勣力排衆議，迴應道：“之前薛延陀犯邊，陛下本來打算追擊，卻聽信他人之言，失去機會，若按聖策行之，薛延陀必定無一人生還，五十年內不再作亂。”李勣認爲，東征高句麗可以消除隱患，高句麗長期割據遼東，兵力比北方的薛延陀更盛，威脅也更大。

貞觀十八年（644年），唐太宗聽從李勣的建議，任命張亮、李勣率領水、陸十萬大軍出征高句麗，並於次年親赴遼東戰場。唐太宗爲此昭告天下，發出了那段著名的宣稱：

▲唐太宗畫像。圖源：網絡

此次出征，李勣任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軍來到遼東城下。當時，高句麗已經調集大軍四萬人前來增援，李勣一邊派出唐朝宗室中的名將李道宗，帶四千兵力牽制高句麗派來的援軍，一邊集中兵力攻打遼東城。

面對固若金湯的遼東城，李勣調動拋石車和撞車猛攻城樓，一連十二日晝夜不息，等到唐太宗的精兵前來會合，李勣又藉助戰場上颳起的南風，放火燒城，終於攻破遼東城，大獲全勝。唐軍殺敵萬餘人，俘虜人口四萬，獲糧食五十萬石，唐太宗在此設立遼州。

之後，唐軍勢如破竹，收降白巖城，進軍安市城，高句麗舉國震恐，卻仍負隅頑抗。惡劣的氣候成了高句麗人的幫手，隨着時近深秋，草枯水凍，唐軍久攻安市城不下，又難以抵抗遼東酷寒，不得不放棄東進，唐太宗下令班師回朝。

然而，唐朝的征伐並未像隋朝一樣半途而廢。

次年，李勣再度率軍渡過遼水，連下數城，焚燒其城後凱旋。貞觀年間，唐軍將士的奮力苦戰，大大削弱了高句麗的有生力量，爲後來者鋪好通往勝利的道路。

唐高宗在位時，高句麗統治集團出現內訌，唐朝抓住機會，出兵遼東。

年過七旬的李勣再次被任命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領唐軍東征，當他來到高句麗的西北門戶新城時，對部下說：“新城，是高句麗的西邊要害，不先攻取它，其他城池也無法輕易攻克。”於是，李勣集中兵力攻打新城，經過長時間的圍城戰，迫使新城開門請降。

此城陷落後，高句麗的防線果然迅速崩潰，唐軍一鼓作氣，連克高句麗十六座城池。

總章元年（668年），唐軍掃平了鴨綠江南北的高句麗城池，終於攻陷平壤，俘虜末代高句麗王寶藏王（一名高藏）與權臣泉氏一族。這一年，李勣75歲。

至此，高句麗政權滅亡，唐朝分其境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並於平壤設安東都護府。

年老的李勣掛帥出征時，唐高宗與大臣賈言忠有過一段對話。

唐高宗問道：“遼東諸將孰賢？”

賈言忠列舉了戰功赫赫的老將李勣、濮國公之子龐同善、鐵勒族名將契苾何力、曾經生擒突厥車鼻可汗的高侃，以及大器晚成的薛仁貴，回答道：“李勣是先朝舊臣，陛下再熟悉不過了。此外，龐同善雖非鬥將，卻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聲可震懾敵人；高侃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雖有忌前之癖，但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而，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都不及李勣啊！”

當李勣回憶往事時，不知還能否想起當初那個風風火火的少年猛將，他成名於隋末亂世，後爲唐朝南征北戰五十載。

東征高句麗，是他此生最後一次遠征。

晚年的李勣回顧自己的一生，不再如年輕時那般氣盛，而是帶着職場老油條的口吻。他說：“我山東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極三臺，年將八十，豈非命乎。”

他謙卑地表示，自己能有今天的富貴，全是靠攀附明主。

李勣之所以在大唐朝堂屹立五十年而不倒，靠的不僅僅是軍功，還有他過人的政治頭腦。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終南山上的翠微宮避暑養病，病情卻逐漸加重，自知不久於人世。

唐太宗臨終前囑咐太子李治（即唐高宗）：“你無恩於李勣，我現在將他貶黜到地方，等我去世後，你再授予他僕射之職，他一定會感恩戴德，誓死效忠你。”

史載，唐太宗特別交代，如果李勣被貶時不服從命令，徘徊觀望，便下詔殺了他。

在家天下的帝制時代，大臣不過都是皇帝家的“打工人”，興衰榮辱，全憑皇帝的施恩。

在唐太宗看來，李勣這麼多年來備受重用，離不開皇恩浩蕩，所以先將李勣貶到邊疆，再讓兒子李治重新提拔，方能表現出新主對老臣的恩義，維護君臣的尊卑關係。

於是，唐太宗病危之際，任命李勣爲疊州都督，出鎮邊疆。李勣接受任命後，連家都不回，當即前往疊州（今甘肅迭部縣）赴任，擺脫了唐太宗的猜忌。

唐太宗駕崩後，唐高宗李治很快就召回李勣，任命其爲尚書左僕射，升爲宰相。

不過，有學者認爲，唐太宗這番處心積慮的安排，可能只是爲了加強邊疆的防禦。

李勣出鎮的疊州是唐朝西北重鎮，三面與吐蕃相鄰，地理位置十分關鍵。假如唐高宗即位後，邊疆形勢有變，可以利用李勣的軍事威懾，安撫邊境。

回到長安，出將入相的李勣迎來了其政治生涯的最後榮光，但波譎雲詭的政治形勢，讓他面臨新的考驗。

唐高宗寵愛自己曾經的“小媽”武氏（即武則天），想要以皇后王氏無子爲由，廢黜皇后，改立武氏爲後，於是就此事詢問衆臣的意見。

在廢王立武事件中，大臣們分成兩派。以皇帝的舅舅長孫無忌爲首的關隴集團，堅決反對廢后，而以許敬宗、李義府爲代表的新興士族，暗地裡與武氏勾結，勸說唐高宗：“民間的田舍翁多收十斛米，賺了錢都想換老婆，天子要立皇后，何必考慮其他人的建議？”

▲武則天畫像。圖源：網絡

正當雙方僵持不下時，老於世故的李勣稱病不朝，擺出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樣子。

等到唐高宗親自登門，李勣才說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李勣看似沒有表態，其實是順着唐高宗的意思。既然這是皇帝的家事，那肯定是聽皇帝的，唐高宗想要廢后，誰也攔不住。

史載，見過李勣後，“帝意遂定”。

廢王立武后，此前表示反對的重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等，貶的貶，死的死。李勣卻得到進一步的禮遇，此後見皇帝，可乘小車入禁門至內省。

舊史家治史，出於對武則天“牝雞司晨”的偏見，大都指責李勣默許的態度。

北宋的範祖禹把廢王立武的責任，歸於李勣一人，說：“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爲不諫，又勸成之，孽後之立，無忌、遂良之死，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

然而，很多人只看到了李勣順從帝意的爲臣之道，卻忽視了李勣做出這一選擇的深層意義。

李勣是山東人，並不屬於關隴集團，儘管在唐朝上班近五十年，但仍被排除在權力的核心圈子之外，尤其是在唐太宗病危時做出貶謫李勣的決定後，李勣或許可以感受到，自己與關隴集團的疏離感。

武則天成爲皇后，則標誌着許敬宗、李義府爲代表的山東庶族地主開始活躍於歷史舞臺，關隴貴族的力量被進一步削弱。因此，史學家陳寅恪認爲，武則天掌權，是“吾國中古史上一轉折點”。

李勣間接推動了這一轉折，這既符合他作爲山東庶族出身的利益，也爲自己換來生榮死哀的結局。

總章二年（669年），從遼東戰場凱旋的李勣病逝於長安，享年76歲。

唐高宗聞訊，下旨宣佈七日不上朝，到下葬當天，他登上宮樓目送靈車遠去，哀慟不已，連隨從都被其哭聲感動。

李勣死後陪葬在唐太宗的昭陵之旁，其所築墳墓，仿照漢朝衛青、霍去病的故事，以山爲原型，堆成陰山、鐵山、烏德鞬山的形狀，紀念他在這些地方大破突厥、薛延陀的戰績。

在生命的最後一年，李勣留下遺囑，向弟弟李弼交代後事，主要說了三件事：

一是希望子孫不要像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的兒子那樣“破家蕩盡”，這三位功臣在世時備受榮寵，但他們的兒子都因爲捲入政治鬥爭被殺，因此，李勣臨終以他們爲例子來警告子孫；

二是要求死後薄葬，僅以“布裝露車，載我棺柩，棺中斂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明器惟作馬五六匹，下帳用幔布爲頂，白紗爲裙，其中著十個木人”；

三是安排家中姬妾、傭人的出路，希望弟弟助其“撫卹小弱”。

在遺言的最後，李勣告誡子孫：“違我言者，同於戮屍。”

不曾想，李勣生前如履薄冰，死後仍擺脫不了權力的魔爪。

李勣去世15年後，其孫子李敬業不滿武則天擅行廢立、臨朝稱制，在揚州起兵討伐武氏，隨後兵敗身死。

武則天大怒，剝奪李敬業一家的賜姓及其祖父李勣的官爵，隨後命人挖掘李勣墓，破壞棺木，以儆效尤。

忠臣良將的一世武功，終究抵不過帝王家的一紙詔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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