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坦福討論寫本的日子 範慕尤

作者在斯坦福大學乾涸的湖邊

在去斯坦福訪學之前，我就聽說斯坦福有個美麗的大湖，湖畔風景優美，常有人沿湖跑步。因此我一到斯坦福就去找那個大湖。可是找了半天也沒找到，一問才知道加州連年乾旱，湖被曬乾了，現在只有一個大坑。雖然湖曬乾了，但校園內芳草如茵，綠樹成蔭。到了斯坦福一段時間以後，我注意到草地中埋有水管，定期噴灌，水柱交錯縱橫，在陽光照射下如彩虹一般，煞是好看。高處的樹木也有水車定期澆水。原來這滿眼青綠背後所費不菲。無怪乎一位老師說私立名校的豪奢有兩個標誌，其一是小班上課；其二就是大量的綠植，特別是在加州這樣乾旱的地方，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清風朗月固然無價，花草樹木有時卻是有價的。

我在斯坦福最常去的是東亞圖書館。說來也巧，本來我所在的研究中心沒有訪問學者的辦公室，但是恰好那時東亞圖書館有幾個辦公室預留給訪問學者，在我的合作教授的幫助下，我很幸運地申請到了一間二樓的辦公室。東亞館的中文和日文資料都很齊全，只是大部分日文書都在地下一層的書庫。還記得炎炎夏日我去書庫找幾本日文佛教學的書，當時整個書庫只有我一個人，空蕩蕩的，空調溫度又低，我冷得直哆嗦。我按照網上查到的信息找到了書籍所在的書架，可是幾個書架挨在一起。這些書架下有滑輪，轉動書架外側的輪盤就可以移動。每次轉輪盤我都覺得自己像掌舵的水手。

在一樓中文的佛教研究區域，我還驚訝地發現了自己的專著。說驚訝是因爲我書中研究的梵文貝葉經是很冷門的，而且涉及大量梵文和藏文的文獻對勘，即使是研究佛教的專業人員也是有一定的閱讀門檻的。我後來和館長說起這件事，他頗有幾分驕傲地說他們的館員都是東亞研究的博士，選書的眼光是很專業的，哪怕是再冷門小衆的學術書，只要有研究價值他們都會選購。

從我辦公室的小窗望出去可以看到高聳的胡佛塔。我對它感興趣主要是因爲胡佛研究所的檔案館，兩蔣日記就保存在這裡。據說日記不能拍照、複印，只能手抄。國內以研究《蔣介石日記》著稱的學者楊天石當年就在這裡手抄過整部日記。塔的地上一層是紀念胡佛生平的展室。以前我對他所知不多，只知道他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前一任總統，因應對經濟危機不力在競選中敗給了羅斯福。看過他的生平展覽，我才知道原來他還與中國很有淵源。他當年曾任開灤煤礦的工程師，在中國期間他和他的夫人都學了中文。更有趣的是他當上總統以後，有時和夫人談到一些私密的話題，爲防泄密就用中文聊天。這恐怕是美國曆史上中文最好的總統夫婦了。

從一層的電梯可以直接上到塔頂的觀景臺，俯瞰整個斯坦福。藍色的天幕下一片紅頂綠樹，建築物的排布如棋盤一般，縱橫有序。站在觀景臺的窗邊，耳畔的風聲讓人想起斯坦福的校訓“自由之風勁吹”。

另一個我常去的地方就是上課的教學樓——麥克拉奇大樓（McClatchy Hall），位於東亞館的右側。我旁聽的一門本科生的通識課《佛教史導論》在這裡上課。一開始我挺不適應上課的氛圍。因爲美國學生在課堂上都很隨意，幾乎沒幾個人是端正坐着的，一眼看過去東倒西歪一片。他們還時常在老師講課時提各種天馬行空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有點不太禮貌，還會影響我抄筆記。不過後來了解到美國學校的風格向來如此，學生不需要正襟危坐，不需要規規矩矩地聽講、抄筆記，老師也很鼓勵學生隨時提問。漸漸習慣以後我也試着代入老師的角色，發現學生們提的問題都很有挑戰性，短時間內很難做出清楚明確的答覆。這種教學方式其實對老師的要求很高，學生們開闊的眼界和活躍的思維也讓我深受啓發，真正的教學相長就是如此吧。

麥克拉奇大樓是典型的西班牙式建築風格，紅頂黃牆，和加州的燦爛陽光相得益彰。它的一層有一圈長長的迴廊，把它和其他教學樓連在一起。迴廊拐角處和中間都有高大的拱門，拱門兩側有圓柱裝飾，頂部則是雕刻細緻的拱券。走在迴廊上，常常會有一種漫步古堡的感覺，可能是因爲拱門那古樸的方形石塊吧。教學樓的庭院中遍植棕櫚、桉樹等熱帶植物，也有月季、天堂鳥等顏色豔麗的花卉，還有各種不知名目的鳥雀，讓人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似乎身處《權力的遊戲》裡的多恩皇宮。巧合的是多恩皇宮的取景地就是西班牙的塞維利亞皇宮，怪不得景緻風物有相似之處。

我所在的佛學研究中心離麥克拉奇大樓不遠，坐落於四方院（Main Quad） 左側。它就像斯坦福的大多數人文學科一樣，小而精。雖然只有兩名教授，但都是各自領域的國際一流學者。中心雖小，但五臟俱全。除了老師們的辦公室以外，一樓有茶水間和複印室，二樓有可容納二十人的小會議室。中心的小型講座或是討論會一般都設在這裡。

記得有一次中心邀請了普林斯頓的教授，著名的漢學家太史文（Stephan Teiser）主持系列的讀書會。他是研究中國民間宗教的專家，那段時間剛好在做敦煌發願文的研究，就帶着大家一起讀發願文。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觸這類文獻。雖然我本科是中文系，又做了多年的佛教文獻，讀起來依然很費力，就像當初看《祖堂集》，古人的口語詞和大白話對於我們卻是難以理解的。“今人不見古時月”，但這些沉睡千年的古文書中卻記錄了當時人的真實生活和所思所想。當我們羣策羣力解讀出一段完整的內容時，就好像和古人對話一般，那種興奮和成就感是難以言喻的。

佛教中心的學生也不多，只有五六個研究生。除了兩個美國人，其他幾人來自加拿大、韓國和中國。當時中心的何離巽（Paul Harrison）教授剛好在研究一部阿富汗巴米揚出土的寫本，就讓我和研究生們一起上寫本閱讀課。雖然我讀博士時也做過寫本，但當時做的是一個晚期寫本，原藏於西藏夏魯寺，時間在十一、十二世紀，以尼泊爾鉤體寫成。而這次我們讀的是早期寫本，約在6世紀，用的是我完全不熟悉的吉爾吉特-巴米揚字體。我先自學字體，然後試着釋讀，一開始總是如讀天書般費力，熟悉了字體和經文內容之後，進度會略快一些。我們上課的時候輪流彙報自己的轉寫與翻譯，常常爲一個字符的確認，一句話的翻譯推敲良久。當然我在課下準備的時間更長，課前至少要花五六個小時，有時遇到難以辨認的字符，苦思冥想，多方查證幾個小時卻無法可解。也有靈光一現，豁然開朗的時刻。就像一首佛教偈子裡說的：“我有靈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一朝塵破光生，照遍山河萬朵。”

在我埋頭研讀千年前的寫本時，我的導師也在新疆破解千年前氍毹上的圖案。我們的工作繁難，寂寞也清苦，但正如我的導師所說，我們是文明的解碼者、傳承人，我們長夜孤燈，寂寞堅守，就是爲了把這個學問傳承下去。

我也和何離巽教授談過專業的選擇。他本科讀中文，碩士和博士讀印度學和佛教學，主要研究領域是大乘文獻和早期漢譯佛經。他有一句話我印象深刻，他說我只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因爲是自己的興趣，所以會不斷學習新的語言和技能，會不斷挑戰高難度的領域，會不斷提出新觀點，打破原有的成見。而這個選擇無關名利，只是心之所向。

四方院中有一組人像雕塑，是法國著名雕塑家羅丹的代表作之一——《加萊義民》。起初我看到這些人衣服破爛，彎腰低頭，身上還有繩索，還以爲這是紀念修建鐵路的華工雕塑。斯坦福大學的捐贈者老利蘭·斯坦福當年所辦的鐵路公司承建了貫通美國東西部的太平洋鐵路。太平洋鐵路在修建過程中僱用了大量華工，華工們吃苦耐勞，而且因爲工程艱難，還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太平洋鐵路簡直就是華工的血汗鋪就的。老利蘭·斯坦福從太平洋鐵路中賺取了鉅額財富，而斯坦福大學就來自於這些財富的一部分。斯坦福威名赫赫，而背後的華工卻寂寂無名。直到近些年美國纔有華裔學者對此開展研究，並在斯坦福大學舉辦了華工與太平洋鐵路的展覽，揭開了這段塵封的歷史，讓很多在美華人瞭解了華工曾經的苦難和偉大。

除了東亞館之外，另一個我常去的圖書館就是四方院對面的格林圖書館，也是斯坦福的主圖書館。它的藏書以人文社科類爲主。一層有一個閱覽區，紫色的絲絨沙發下是厚實的地毯，周圍的書架放滿了世界各國的主要報紙。在這裡讀報就像坐在咖啡館裡一樣。我最喜歡去的是三樓的書庫，裡面有好幾排是印度學和佛教學的藏書。我可以輕撫十九世紀舊書的書脊，可以摩挲老式精裝書封面的燙金花字，也可以翻看已成絕版的印度學前輩的文集。在滿室的書香裡我甘願做一條書蟲。

最後我想說說斯坦福久負盛名的博物館和羅丹雕塑園。由於專業的關係，我到博物館總是特別關注佛教造像和印度藝術品。這裡的佛教造像雖然不多，但不乏珍品。其中一尊公元2世紀左右的犍陀羅佛頭異常精美，讓我駐足良久。犍陀羅地區位於古代印度西北部，公元前曾被希臘人佔領過，建立了希臘化的王國。希臘人統治期間，佛教傳播到這一地區，他們的國王皈依了佛教，有一部佛經《彌蘭陀王問經》的主角就是這位國王。因此，這一地區的造像風格深受古希臘藝術的影響，從佛陀的捲髮和麪部立體的輪廓都可以看出古希臘人像的痕跡。這尊佛頭也是如此，眉目深邃，鼻樑高挺，作閉目沉思狀，神態沉靜、安詳。神奇的是看久了總覺得他在微笑。怪不得北大辦的犍陀羅佛像展覽叫“犍陀羅的微笑”，這纔是神秘的微笑啊！還有一尊中國明代的金漆木雕菩薩，也是木雕佛像中的上乘之作。菩薩面容秀美，眉目間飽含悲憫之色。佛像雕工極爲細緻，花冠、衣紋和瓔珞都精巧且靈動。除了佛像，還有中國的玉器，古埃及的木乃伊和古希臘的陶罐，也都是難得一見的精品。

胡佛博物館內的犍陀羅佛頭

在博物館外的雕塑園，可以看到羅丹的代表作《地獄之門》。它取材於但丁的《神曲》，裡面雕刻的人物都是《神曲·地獄篇》裡的。頂端是三個靠在一起的人像，手臂都指向下方的門，代表三個有罪的靈魂爲罪人指路。門楣中間就是《思想者》，象徵作者但丁。在他兩側是一些輕罪的人，而在下方則是重罪之人。那些重罪人扭曲、掙扎的姿態，驚恐和畏懼的神情彷彿讓人能聽到他們的哀號，感受到他們的痛苦。傳說唐代大畫家吳道子畫《地獄變》，描摹地獄中惡鬼所受的種種酷刑太過生動，以至於長安市集上屠戶和漁夫都心生恐懼，不再殺生了。看來中外古今，藝術家的傳神妙筆都是共通的。

在我離開斯坦福之前，我和研究中心的師生們聚餐。其間我們談起近年來歐美各國對人文學科的削減，對未來人文學科的發展頗有些憂心。柯家豪（John Kieschnick）教授調侃說也許再過幾年我們的中心也要改成“佛教與計算機”，或者“佛教與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了。大家哈哈笑過後，看着滿座朝氣蓬勃的學生，何離巽教授說道，只要我們還有學生，我們還能自由地思考與研究，我們的學問就能傳承下去。頗有幾分“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的味道。這幾年來當我在學術研究中遇到困難，彷徨失落時，也常想起在斯坦福讀書、討論寫本的日子，想起教授們的話，心中便有了幾分釋然，有了“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豁達與堅定。

作者：範慕尤

編輯：吳東昆

責任編輯：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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