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性侵倖存者，拍出了今年最好的女性紀錄片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木子童
編輯、製圖丨渣渣郡
本文首發於虎嗅年輕內容公衆號“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裡，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一票難求。
在剛剛落幕的海南島國際電影節上，《黑箱日記》無疑是最熱門的紀錄片之一。
爲了看到它，我不得不放棄更多展映影片，從三亞乘坐2個小時高鐵趕去海口，搶奪只剩邊角的寥寥幾個座位。
好在片子值得，沒有故意催淚的橋段，甚至刻意詼諧，全場觀衆卻哭作一片，中途幾度掌聲雷動。
在一年即將結束之際，可以放心地說，這就是今年最好看的女性主義紀錄片。
一切始於一次無恥的性侵。
2015年，剛剛踏入新聞行業的實習記者伊藤詩織被山口敬之迷姦。
在身下的劇痛中醒來時，她發現那位時任TBS駐華盛頓分局局長、德高望重的日本知名電視記者正在她的身體上奮力起伏，他說：“你合格了。”
——這一天，伊藤面見山口，原本是想討論郵件中提到的TBS求職事宜。
但幾杯酒落肚，酒量頗佳的她就失去了意識。
5天后，伊藤詩織選擇報警，警方几番推脫，終於在伊藤提交足夠證據後受理。
然而就在警察埋伏在機場準備逮捕山口時，一通上峰電話打來，逮捕行動叫停。
幾天後，安倍晉三傳記《總理》出版，作者正是安倍的親密友人山口敬之。
翌年夏天，日本檢方以證據不足爲由，決定不對山口提起刑事訴訟。
處理該事件的調查員被調離，不同調查員和警員數次私下勸告伊藤：別告了，贏不了。
2017年，別無他法的伊藤決定把一切公之於衆，同時請求檢方複議撤銷該案的決定。
“我認爲我已經試過了一切我能走過的路，公之於衆是我最後的選擇。”
這一天，記者會上不停歇的閃光燈下，她成爲日本第一個主動向公衆公開面容的性侵受害女性。
她說：“我認爲有必要告訴大家，強暴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對今後的人生會產生多麼重大的影響。”
然而即便把私事變爲公事，在輿論壓力的監督下，伊藤也沒能贏。最終檢方決定維持意見，不予起訴。
因爲伊藤始終無法回憶起失去意識時，在酒店中發生的具體情形，也錯過了第一時間報警留證的窗口期，她沒有足以定罪的決定性證據。
與此同時，針對伊藤的惡意洶涌而來：人們稱她生性放蕩、咎由自取，因爲在記者會上，她的襯衣少扣了一枚鈕釦。
謾罵與死亡威脅接踵而至，樓下甚至開始出現跟蹤車輛，她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公寓，到朋友家暫住。
最令人難過的是，這些仇恨信件中，很多來自同性別的女性。她們指責伊藤不知檢點，“自己也有責任”，把這樣的醜事到處宣揚，丟盡了日本和女人的臉。
當第一位把性侵拿上公共議題檯面的女人出現，人們才能切實地感覺到，在日本，這是何等越軌的行徑——就連承認和談論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是十足可恥的。
得知檢方決定的那一天，伊藤給母親打去電話，在母親看不見的這頭，強撐出一抹微笑：
“媽媽，他們決定不起訴。”
“什麼？真是不甘心啊。”
聽到電話那頭母親驚愕的迴應，一直強忍的淚水簌簌滑落。
檢方不予起訴，意味着事件不再能作爲刑事案件解決。伊藤只剩下一條路：民事訴訟。
民事訴訟不需要刑事訴訟中嚴苛的鐵證，刑事訴訟要遵循“疑罪從無”原則。而在民法中，原告只要能在“普通人不會質疑的範圍內證明了事實”，法官就可以認定該事實發生。
許多新證據在上訴的幾年中奇蹟般地出現。伊藤找到當晚搭載二人的出租車司機、接待二人的酒店門童、酒店監控，證實抵達事發酒店途中，山口存在強迫行爲。
有可能贏，而這一次，她真的贏了。
2019年12月18日，漫長的審理後，法院宣判，伊藤詩織勝訴。
那一天，法院外、人羣中，伊藤詩織舉起“勝訴”條幅的照片成爲當年最經典的影像。
她的眼睛平靜而明亮，小小的臉頰藏在溫暖厚實的格子圍巾中，從26歲到30歲，她用青春最美好的四年換來一個遲來的公道。
因爲這四年堅持不懈的勇敢戰鬥，伊藤詩織獲得“鬥士”的美譽，在日本說起女性主義代表人物，除了上野千鶴子，就要數這位。
由於和國際上愛潑斯坦事件的一連串連鎖反應幾乎發生在同一時期，她的行動也被視爲同一場運動在日本的延伸，無數國際報道複誦着她的戰績。
然而在這些越來越加神話的、鼓舞人心的報道中，始終缺少口號之外的一角：
作爲一個人，而非一個天生的女鬥士，伊藤詩織是否也曾無力，是否還在過着普通人的生活？
《黑箱日記》，補上的正是這塊至關重要的人性碎片。
《黑箱日記》實在是太特別了，此前沒有，此後世界上可能也很難再有這樣一部紀錄片。
它的導演和事件主角是同一個人，而這個人，恰好是一名記者。
它不是第一部關於此事的紀錄片，BBC早在2018年就拍攝過《日本之恥》，直指事件背後日本司法執法的系統性問題。
但它是第一部由受害人伊藤詩織親自導演的紀錄片，資料也由伊藤親手收集，出於記者的職業本能，從事件伊始，她就刻意積累了大量錄音、錄像素材。
於是我們得以看到一部完全由過去真實資料所組成的“視頻日記”，既有導演的第三者客觀視角，也有親歷者的第一者主觀視角，它的鏡頭拉得是如此抵近，以至於那些乾巴巴的事件都施展開了充沛的戲劇感。
女戰士也不總是一把鋒銳的劍，鏡頭前的堅強背後，是不爲人知的崩潰瞬間。
“我絕對不會自殺的。”
決定把事件公之於衆時，伊藤詩織曾錄下一段視頻。視頻中她強調，自己絕對不會自殺，如果她死於任何看似自殺的方式，那麼請立刻報警。
彼時她無比篤信，不論未來如何，她都將堅強面對。
但幾年後，伊藤自殺了。在留下的視頻遺書中，她哭着向父母道歉，抱歉再也撐不下去。
長期的壓力和壓抑導致伊藤詩織精神陷入抑鬱，所幸被及時發現救回。
戰鬥的代價，遠遠不只是面對權貴的威脅，毋寧說，那是所有代價中最不痛的一點。
因爲我們會明確的知道，傷害來自敵人，面對敵人，自然有使不盡的勇氣。
然而更多的傷害，可能並非來自敵人。
實際上，當伊藤決定公開事件時，第一個站出來阻攔的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說客，而是最親密的家人。
妹妹擔心，姐姐選擇出頭會招致謾罵與報復，她說道：“姐姐，我不希望你公之於衆。”
在《黑箱日記》中，伊藤詩織選擇用這句話作爲全片的開頭，背景畫面，是一條漫長無盡的黑色隧道。
妹妹、爸爸，老實本分的家人希望伊藤就像千千萬日本女人一樣，忍一時風平浪靜。
可她不甘心：“我覺得，這樣不對，因爲我並沒有做錯什麼。”
於是，第一場戰鬥就是對家人意願的背叛。伊藤或許預料到了事情的後續發展，或許沒有，記者會後，聞風而來的各路小報把伊藤家調查了個底兒掉，妹妹弟弟的照片都被公佈在了互聯網上。
在戰鬥的路上，有太多可能傷害友善之人的兩難境地。
調查員A，事件前期至關重要的“泄密人”，他在被調離現場後，向伊藤透露，在機場針對山口的抓捕行動是被臨時叫停的。
他所透露的信息幫助伊藤窺看到了黑箱中齒輪攪動的一角。但如果伊藤在訴訟、報道和出版物中引用他的信息，卻很可能導致他在工作系統中被霸凌和排擠。
究竟是用，還是不用，此時成了一道道德難題。
幸運的是，最終證人們幾乎都主動同意爲伊藤作證，但在《黑箱日記》中我們能看出，伊藤也做好了爲了奪取勝利，背叛這些朋友的準備。
她無意也無瑕去做一位絕對純白的正義戰神，當需要冷酷決斷時，“記者”的職業天性將會佔據上風。
正如在《黑箱日記》中未取得同意而擅自使用酒店監控和律師談話，她的時任律師西廣陽子曾堅決反對，指出這種做法將導致日後的受害人更難獲得酒店監控，但她決定依然故我。
有時，友善之人的態度也夾雜說不清道不明的曖昧。
同意爲伊藤作證的當晚，調查員A趁着酒意在電話中對伊藤說，要是爲此丟了工作，伊藤最好“嫁給他”。
沒有人知道，這玩笑的醉話下有幾分真心。但電話另一端，伊藤原本興奮感激的神情驟然凝固，肢體無措地僵硬起來。
即使是正義的夥伴，也可能如此輕易地冒犯，善惡交織，這就是現實世界中最真實的混沌。
或許是得益於從小有主見——9歲開始當模特賺錢，高中自己聯絡、自費前往美國留學，打工賺取學費，實習中前往各危險地區進行採訪——伊藤詩織在磨人的漫長訴訟後，依然還是一位活人。
她依舊愛笑，在事情進展順利時跳起雨中曲的俏皮舞步，晚上和朋友分享廉價的盒裝白葡萄酒。
甚至抽空做了幾部紀錄片：《老年公寓清潔隊》《女性割禮》。
以至於據日媒報道，山口敬之私下抱怨，光看伊藤詩織的精神狀態，也不會相信她是被強暴過的人：“被強暴過的人哪能有那樣的笑容？”
太多日本人無法理解，爲何伊藤詩織不感到羞恥、不蓬頭垢面、不以淚洗面，一點都不像一個傳統苦主。
其實答案很簡單，因爲她是一位"講英語的日本女人"。
在和同事聊起日本時，我們常常生起一個疑惑：爲什麼日本能孕育出上野千鶴子，卻沒有什麼像樣的女性運動？
它同時擁有東亞最犀利的女性主義理論，和東亞最溫馴的女人。
直到看到《黑箱日記》，我纔開始理解，因爲日本缺少“講英語的日本女人”。
強姦案報案率之低，或許是日本和其他先進國家最大的差距之一。
在伊藤事件發生時期，2016年，根據日本政府統計數據，日本警方收到989起強姦案報案，也就是每10萬名女性中有1.5起強姦案，而同時期的美國，每10萬名女性中會發現41起強姦案。
這當然不是因爲日本民風淳樸，人皆聖賢，而是日本女性遭遇性侵後很少向警方報案。
爲何如此？
伊藤詩織的經歷生動地解釋了原因：
遭遇侵害後，她首先撥通東京郊區一家強暴危機中心的電話，詢問該如何處理。然而對方表示，不能在電話中提供任何建議，除非她親自前來面談。
彼時在強暴中收到巨大傷害的伊藤連下牀都很困難，於是沒能在危機中心得到建議。
5天后，當她終於攢足力氣來到警局報案，發現警方根本沒有對應的女性警員。
在她的強烈要求下，一名女性警員聽她述說了幾個小時，最後抱歉地表示，自己只是臨時被調來的交通部門職員，真想解決問題，還是得和男警員談。
更令日本女性聞之色變的，是使用“調查假人”的犯罪調查方式。在3名男性警員的圍觀和拍照下，伊藤不得不躺在一張藍色的墊子上，任由警員把真人等比的沉重假人放在身上，擺弄成各種姿勢，並不斷詢問：當時是這樣嗎？還是那樣？
羞恥、恐懼、無力，這樣的犯罪現場復現方式如同恐怖的二次傷害。
不報警，就無法獲得收集體液等證據所需的工具套裝，而報警，就要承受如此毫無尊嚴的調查取證。
很多女性就在猶豫中錯失了取證的黃金時間，從而使得定罪更加艱難。
內閣辦公室一項調查顯示，日本只有4%的性犯罪受害人曾向警方報案。
即便成功報案，成功取證，性價比也很低。
因爲在2017年前的日本，關於性犯罪的法律，使用的還是110年前的定義。
性犯罪的發生頻繁到，即使是女性也經常不當回事。
根據這份陳舊的法律，沒有現代法律中最關鍵的“同意”要素，不管女性是否明確表示不同意，通常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有暴力和脅迫行爲的情況下才會追究其責任，並且如果受害人飲酒，那麼警方則不鼓勵報案。
2017年，東京和橫濱的多名大學生，就因受害人醉酒而免於輪姦指控，獲得無罪釋放。
據統計，當時有超過十分之一性犯罪者獲刑後可以獲得緩刑，性犯罪的最低量刑比盜竊罪還低。
伊藤詩織勝訴後，山口敬之只需要支付不足16萬人民幣的賠償金。
裁判後，他依舊過着受人尊敬的優渥生活，參加電視節目、交遊權貴，在衆人附和下抱怨醉酒的女人最是惹人生厭。
他的密友安倍晉三遇刺身亡，還是他最先在網絡上發佈的內部消息。
相比於其他方面，日本人對於性侵害的認知程度，實在簡單到令人心驚。
全世界報告強姦率最高的國家，其實是瑞典，每10萬人報告件數高達85.59起。
因爲瑞典法律判定性侵害的法律門檻更低，即嚴格的自願原則“積極同意權”，只要受害人在性行爲前沒有明確同意，即可控告對方強姦。
而對於日本人來說，理解“不就是不”，似乎天然就有一道巨大的門檻。
在所有色情作品中，“不”幾乎是“欲拒還迎”的代名詞，“雅蠛蝶”儼然已經是一種情趣。
所以當女性用日語說出拒絕的時候，很多男性會直接理解爲“同意”，從而更加爲所欲爲。
就連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學生也不能免俗。一項大學課堂的隨機調查發現，日本大學生中，有40%認爲醉酒就是性同意，曾經接吻更是明確的性同意信號。
然而實際上，在更多國家，即使是一張牀上的夫妻，在妻子明確表達不同意後，丈夫如果依舊強制性交，那麼也構成婚內強姦。
當在酒店醒來發現山口敬之正在施暴時，伊藤詩織首先驚慌失措地用日語要求停止。
然而她發現，“當我用日語說拜託請停下時，他反而更受用了”。
於是她改用英語破口大罵：“fuck off！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滾開！你他媽在幹嘛？）”
曾經，伊藤詩織爲日語中沒有骯髒的罵人詞彙而感到自豪，而這一刻，她無比慶幸自己是一個會講英語的日本女人。
這也是伊藤詩織之所以成爲伊藤詩織的原因：她的思維中，有一半串流着迥異於日本的價值觀。
她也許未曾拜讀過上野千鶴子，不曉得男權社會是如何結構性壓迫女性，但她清楚知道，受到未經同意的性侵就是強姦，被強姦就該訴諸法律，法律就該給予正確的處分。
沒有日本式的忖度，不會因爲害怕暴露“被玷污”而選擇粉飾太平，她以一種英語式的橫衝直撞，掀開了籠罩日本110多年的黑箱。
她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也帶來了些許陽光。
2017年，受伊藤詩織案影響，日本110年來首次修改了性犯罪法。
該次修改擴大了強姦的定義，將肛交和口交納入範圍，並將男性列爲潛在受害者，延長了最低刑期。
2023年，法律進一步改進，將“強制性交等罪”修改爲“不同意性交罪”。
明確規定，只要一方顯露出不同意的傾向、表達出不同意的意願，或者處於難以表達是否同意的狀態下，那麼此時發生的性交行爲都構成違法犯罪。
這一次，日本終於在性犯罪法上實現了與國際接軌。
這是書本與口號之外的，另一種女性主義。
更加強悍，更加堅韌，野草般漲滿生命力。
事件發生至今整整9年，它的餘波依然在影響着35歲的伊藤詩織，但這一次，她想真正的與過去做個告別。
《黑箱日記》今年已經在全球50多個電影節放映，並將在歐美多地院線公映。
映後交流，人們總愛向伊藤詩織提出一個問題：“下一步你打算做什麼？”
伊藤在《紐約時報》的一次採訪中表示，她煩透了這個問題：
“下一步‘你’打算做什麼呢？”
她反問道。
“你看過了（我的影片），現在它在你的手裡，我已盡我所能，輪到你來做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