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情懷，具氣象」時代的遠去

（圖／本報系資料照）

許博允走了，媒體的報導不多。不多，也許因他已淡出檯面好一陣子；不多，也許還牽涉到對他行爲作風的評價；但不多，更就標示着「有情懷，具氣象」的時代，在當今的臺灣已近乎隨風飄逝，不復記憶。

許博允的崛起，與他成立「新象」絕對相關，在此，他引進了許多國際節目，使國人大開眼界，才知世界之大原不能就以島嶼心態來衡量，他介紹了許多藝術大家，這些人帶來的影響，更成爲那時代藝術發展的動力。

然而，許博允不只如此。個人的背景以及受許常惠的影響，他這國際視野的人對傳統卻有着深深情懷，就如此，「新象國際藝術節」的開幕，乃一直是「傳統音樂之夜」，而當時被髮掘的陳達，也總是被安排在節目首位。

無可置疑，陳達是迄今爲止臺灣最好的說唱藝人，他蒼涼的嗓音、即興的填詞，以及「過門」上月琴的精采即興，基本已成絕響，但在當年，要不是關注民族音樂的許常惠等人的發掘，陳達也只能是恆春紅白事上的一個民間藝人，而許博允卻將之列於國內外名家中，且由他揭開整個藝術季的序幕。

陳達這樣的民間樂人沒有現代的舞臺觀念，他想唱就唱、想停就停。所以音樂會開始，也總須許博允將他「哄」上場，可陳達一開唱，就如說往事般，不知哪時纔會結束，這時同樣也得許博允出馬，將舞臺燈暗下，帶老先生走回後臺。

一個看來那麼國際、那麼現代的年輕人，就如此以禮相待於一個在當時居於最底層的民間藝人，何以致之呢？

在小，當然是許博允的情性與認知，在大，則因那是個談發展也談尋根的年代，既要開闊視野，也要接得地氣，國際與鄉土並不衝突。而也正是尋根，那個時代在「中國」與「本土」間，並沒有意識形態的衝突：一方面既挖掘臺灣本土，一方面也由之具體接於中國人文。而當年大陸鎖國，文革剛過，臺灣是中國文化得以具體對應於當代，且在此取得一定成績的寶地，歷史的豐富與本土的追尋、視野的開闊與當代的對應，當時的佼佼者幾乎都在此有所觀照、有其成績。

例如：「雲門」雖是個現代舞團，創團時就以「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自許，其經典之一的「薪傳」，則深深烙印本土。

當然，不只新象、雲門如此，那時的音樂界、美術界、文學界、舞蹈界乃至整個文化界以及媒體，都充滿這樣的氣象，新象、雲門固顯眼，其他於文化深耕者亦自有人，而就因這些人的作爲乃開啓了80、90年代的臺灣文化盛世。坦白說，在這些領軍人物中，許博允並不是最能反轉生態者，他舉手投足固充滿魅力，卻不擅論述，可那無畏的開風氣之先以及無可救藥的浪漫，還有創作的才分，卻使他成爲那時代文化運動中奪人眼目的佼佼者。

這樣的人辭世，無論你是否喜歡他，無論你如何評價他辦的活動，合該有更多的惋惜、慨嘆、乃至報導評論纔是，但事實卻如船過水無痕般，激起的漣漪比想像中要小上許多。

小，正因在臺灣，本土與中國已被形塑成對立的概念；小，也因本土化已被狹隘成一種「內卷」式的自爽；小，更因臺灣已失去了氣象，只想偏安自居，卻忘了，在這土地傳承創造的，那「既有主體，又對接當代」的文化成績，其能給予尋思中國文化出路者如何的參照。

正如此，許博允之逝，標示的，何只是曾經的風雲人物的消逝，它更標示着一個「有情懷、具氣象」時代的遠去，而臺灣往後的愈趨狹仄自滿，恐怕也就更爲難免了。　（作者爲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