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北京協和醫生在哈佛的經歷：他們清苦，自律，比我們更努力！

來源：科學網楊遠帆博客

我在學校的支持下，參加了在哈佛大學醫學院的醫學生交換實習項目。在波士頓短暫的兩個月裡，既經歷了神經外科這樣每週100小時高強度的嚴酷訓練，也親身參與了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這樣全民動員的危機事件，還和美國同行、協和校友、臺灣的交換生們建立起合作與友誼。兩個月的生活，滿滿當當，連週末都沒有空下，但給我帶來無數美好回憶。

下文是我的點滴感悟。

分享一些在Harvard Medical School“最有感觸”的時刻

最意料之中——我們的時鐘和正常人不同！We are on a different cycle！

由於我在去年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CSD)神經外科做過見習醫師，對美國外科醫師工作時間已經有相當的瞭解，所以剛開始到來的時候，對於每週100小時以上的工作，是有一定心理準備的。

在美國，神經外科是外科領域最吸引人的專科，工作的技術性強，挑戰最高，成就感大，收入也遠高於其他專科，所以每年錄取住院醫師的時候都是百裡挑一，這些人的能力與特點各不相同，但是一個最基本的共同點就是願意承擔長時間高強度的日常工作。

去年在UCSD的時候，我們醫學生基本上每天3：30AM起牀，吃過早飯之後3：45AM出門（搭當地醫學生的順風車），4：00AM之前到達醫院，開始Pre-Round，4:30AM早查房之前準備好全病房病人的信息，包括夜間的生命體徵，意識狀況，入出量和引流，靜脈注射的液體和藥物，以及基本的電解質情況（多數都是神外ICU護士記錄好的，不用自己量，只需要填在早查房表上，查房的時候用英文報出來就可以了）。

在波士頓沒有能開順風車搭我的同學，所以必須得搭早晨四點多第一班公交，這樣等到MGH的時候住院醫都快寫完病歷了。因爲早晨出門早，所以傍晚回家就只能趕緊休息了（剛去的時候加上時差，有兩次連晚餐都沒吃，外套也沒脫就累得睡着了，真是深刻的體驗！），工作日一般都會在10點之前準時休息，保證第二天工作的精神狀態，外科住院醫的生活就是這樣，清苦而自律。

清晨4點在路上的，十有七八都是醫生，剩下的就是醫學生，即便這樣的下雪天也不例外，走在路上能認識很多MGH的同事。

在醫院裡，上級醫師們經常會和我們講“If you are in the lowest rank of the team, you should be the first to know everything happened.”意思就是作爲小大夫，在團隊中必須勤快，態度端正，如果你對病人發生的狀況自己不瞭解，而等着上級醫師告訴的話，就會難堪一些。

當然也有很多同學有志於做其他的相關領域，例如神外的麻醉，他們如果輪轉神外的話，第一天可以和神經外科的教育處主任協商，不一定需要參加早查房，省下的時間老師可能會安排做一些文獻閱讀、文獻彙報這樣的工作，或者對神經電生理監測的要求會高一些。

總之一切合理的要求都可以協商，學校鼓勵不同人在自己感興趣的不同方向上做到最好，這樣能讓更多畢業生成就一番事業，而不是所有人都走一樣的路，只有少數人受到較多的關注，得到獎勵，實際浪費了許多人力和人才。

對我而言，最喜歡的方向是神經外科，自然沒什麼好挑剔的，基本上和住院醫師保持相同的時間，所以每天搭波士頓早晨的第一班公交車（我出門的時候地鐵還沒發第一班車，必須搭汽車），再轉兩次地鐵，才能趕在最早到達醫院。

這早晨4點多的第一班車上，絕大多數人都是醫院的外科大夫或者實習醫生，到了麻省總院之後幾乎都會下車，而且很多醫生路上直接穿着刷手服，所以公車上一片淺藍，這趟車也被人稱爲Boston Medical Train，上面可以認識各個科室的醫生和實習生，聊起天來也很有意思。

醫生可以說是美國社會中“勤奮”，“博學”，“有社會責任感”等等這些美好詞彙的代言人，而單是看一眼美國青年醫師所付出的時間，就知道這樣的尊敬來之不易。每次早查房時病人們感嘆醫生來得好早時，我們常笑笑說“We are on a different cycle!”

外科醫生加班加點工作時家常便飯，但是麻省總院將給醫生的待遇和福利很好，不論何時下手術，病房都有牛奶、酸奶、麪包，來不及吃飯的時候還有腸內營養素——“Ensure”(其實就是國內的安素，非常難喝，但是很有能量和營養)

最沒想到的外科住院醫訓練量遠大於協和

在中國的時候，我們常常會以醫院龐大的患者數量而在外人面前略顯自豪，於是也形成一些印象，比如說外國醫生看病人不多也很悠閒，但這種印象和北美實際是有很大偏差的，尤其是住院醫培養階段。

在麻省總院神經外科實習時，每週輪換一個不同的病區，但是每個病區主管病人的都只有高低年資搭配2位住院醫師，1位像我這樣沒有經驗的實習大夫，而這樣一個小小的團隊，居然要負責整個病區25-35個住院病人，這還不包括每天5-10個在留觀室的急診病人（當然在神外ICU每個病人都有自己的護士，也會幫很多忙），要參與病區的所有手術，相當於在協和整個病房的工作量，而這些工作在北京大約是7-8位住院醫師加上2-3位實習醫師來完成。

所以雖然協和的病人總數多，但是按照醫生人均管病牀的數量來說，麻省總院外科住院醫師的人均工作量是協和的4倍左右。這裡有一部分是成本控制方面的考慮，因爲在哈佛醫生的勞動力極其昂貴，僱傭10個輔助人員也比1個醫生便宜，所以會降低效率的雜活是絕對不會讓醫生來做的，主要由工資相對低的助理來幫助解決（例如醫生寫病歷和手術記錄只需要說，有專門的打字員幫助打字，或者用昂貴的語音識別系統，但再貴也比醫生便宜）。

另外一方面也有利於住院醫師管理病人經驗的積累，人均參與的手術量也大了許多，雖然辛苦，但成長很快。在國內由於醫師的待遇，以及醫院的輔助團隊達不到美國這樣富足的程度，所以很難苛求醫師付出美國這樣的努力和動力，但管人均病人數量不多，住院醫參與手術量小，外科的人均鍛鍊量不足，是我們不願承認的事實。

在麻省總院神外，與國內不同的是，主治醫師不參與早查房，主要由住院醫師負責。兩位住院醫會一起看全病區的25個病人外加5-10個急診留觀，平均下來每個病人用3分鐘時間，有時還需要解答患者自己查《新英格蘭醫學週刊》產生的問題，30個病人加起來就要查將近2小時。這就是爲什麼每天早晨5:00AM前就必須開始查房的原因，這樣在7:00AM之前查完病人，一邊吃早餐一邊向主治醫師分別彙報他們自己的病人情況和存在疑問的地方，7：30AM一般都要開始第一臺手術。主治醫師在白天會抽時間去看自己的病人，做一些大的決策，而不用所有人在一起查房，這種設置是非常注重效率的。

我們在協和的時候，曾有外科主任提到人力資源方面有極大的浪費，許多年輕人的時間和能力沒有被完全發揮和利用起來，也有許多空餘的時間和設備，本來可以創造更大的臨牀、科研價值，說的也是這個道理。而協和依靠的是富集了華北地區的疑難病例，有利於青年醫師經驗積累和成長，所以我們還保留有自己的一些優勢和特色，允許醫師同時有着相對較好的工作週期，雖然比其他行業辛苦，但和美國比比就很幸福了。

每天早晨6:45查完房，天剛矇矇亮，波士頓這座城市纔剛剛甦醒，而醫生們已經忙完所有事情準備開始一天的手術了。

查房之後，我們回到辦公室，由住院醫師向主治醫師彙報病人情況，一起做一些決定，旁邊的女士是執業護士，會幫我們落實所有事務性的工作，不需要醫生操心。

白天的手術量很大，有的主治醫師一個人甚至要排6-7臺手術，這就需要強有力的住院醫師，協助完成主要的操作，主治醫師在一旁指導和教學。沒有這些經驗豐富，吃苦耐勞的住院醫師，他們不可能完成如此大的手術量。

值夜班的晚上是完全不能休息的，不僅要管住病房，還得不斷收急診的專科病人，因爲麻省總院是轉診的最後一線，不能夠向外推病人，所以急重症在這裡很多。每天晚上平均收12-15個病人，大多數是急性的腦出血和外傷。

最五味雜陳的體驗，在美國瞭解協和。

在BWH的神外手術室裡，給我最多觸動的，不是世界顱底外科巨頭Al-Mefty教授，而是旁邊的總住員林寧。

這次因爲機緣巧合在手術室裡碰上了華人大夫林寧。他在北京長大，高中到美國讀書，在Duke大學本科畢業後，又考進哈佛大學醫學院，現在已經是哈佛大學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神經外科總住院醫師(Neurosurgery Chief Resident)，即將完成歷時7年的神外住院醫師訓練。以前有朋友和我講過在美國神經外科這個高強度，快節奏的領域，華人醫師很少，而林寧醫師一定是裡面的佼佼者，他的成長是美國夢的典範。

當我告訴他我是來自PUMC的交換生，他馬上開心地說起自己與協和的淵源。原來8年前他在哈佛做醫學生的時候，也來到協和交換，輪轉了神經外科。那期間他總結了協和神外用神經導航輔助進行垂體手術的特點，以及治療Mccune Albright綜合徵的經驗，在王任直教授、竇萬臣大夫指導下，寫成文章發表在Journal of Neurosurgery上，是神外在那時候少有的高水平英文文獻，協和神外的老師們至今爲止都對這個“孩子”記憶猶新。

後來在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eurological Surgeons年會上，我又遇到了做彙報的林寧醫師，最後一天晚上我們專門坐下來聊到十一點鐘，說起神外住院醫師的生涯與成長，感慨良多。其實協和有着在美國難以企及的疑難病例總數量，但是我們並沒有像他們那樣珍惜到將每一份標本都拿來仔細研究對比，每個病人都好好做一些隨訪和觀察。

對於學生而言，我們在協和輪轉一年，其實英文水平也並不差，但很少潛下心去總結資料，做這樣的工作，也缺乏類似的意識與動力。我們常常把一些協和的客觀條件作爲藉口，例如工作太忙，工資少，自己更喜歡多看病人，影像和病理資料不好要……等等等等，而一個美國的學生在中國短短一個月時間，利用着和我們同樣的條件與環境，卻就能有這樣的工作，不能不說是我們自己沒有能夠好好利用起來協和這座百年老院的資源，換句話就是我們在吃協和的老本而沒有爲她增光。

人在協和的時候，我沒能如此深入瞭解協和這座“寶庫”的意義，並幼稚地認爲是客觀條件限制了我們思考和總結知識、做到最好的能力，而在美國從哈佛學生的經歷中瞭解協和，讓我知道真正限制我們的是我們自己的思想和價值觀，是我們的自信與勇氣，在大洋彼岸在更好地瞭解協和，真是五味雜陳的體驗。

最深的感觸：我們真的……沒有他們努力

當我和導師王任直教授提起林寧大夫，導師讚不絕口，並要我向這位比我高8屆的大師兄好好學習。他的成長，是典型美國神經外科住院醫師的成長軌跡，讀最好的大學，最好的醫學院，在最好的醫院做住院醫師，豐富的臨牀研究經歷，在哈佛神經解剖系的教職，當然還有幸福的小家和孩子。但這些背後，有多少辛苦的工作，多少奮鬥的日夜，才能夠讓他在這個代表醫學領域皇冠上明珠的神經外科領域站穩腳跟，在這個白人絕對強勢的領域成爲Chief Resident，並將繼續下去。

沒錯在北京的臨牀任務的確很繁重，但在這裡更甚，ACGME網站上，我們能夠看到林寧大夫這7年神經外科住院醫期間（其中第五年和第六年爲科研訓練很少做手術），作爲一助或者主刀完成的所有手術記錄，共約1900臺。美國要求一個合格的神外住院醫要在7年的培訓期間完成1500臺以上的手術，才能夠順利畢業，否則將延期，如果希望申請好的次專科訓練，例如功能神經外科，一般在1750例以上會有優勢。當我把這些數字拿給我們的總值班包新傑大夫看時，我們都唏噓不已。

美國神經外科的醫生並不是一定智商很高，但看到每天3點半起牀工作的他們，才思考爲什麼同樣的條件，他們爲何能有這樣的行動力，把臨牀、科研、教學和自己的生活安排好，纔能有最大的收穫。想想自己曾經抱怨這兒條件不好，那兒條件不好，在國內當醫生辛苦等等，忽然一陣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