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關鍵年代（中）：墨索里尼「收編企業家」的獨裁崛起
圖／美聯社
文／尹子軒（《The Glocal》副總編輯）
▌前篇：〈關鍵年代（上）：「法西斯始祖國」是怎麼煉成的？〉
▌前篇：〈關鍵年代（上）：「法西斯始祖國」是怎麼煉成的？〉
最先從深陷經濟困局的人們，尤其是青年復員中看到機會的，是社會主義者。他們先看到都靈動亂以來工廠工人的生活愈發艱苦，又看見戰時義大利政府曾經向年輕農民許諾過進行土地改革，將在復員後贈予土地吸引他們加入軍隊，卻在戰後食言，引發民間不滿。接着受到俄國革命鼓舞的社會主義的支持者，又在義大利南部鄉間目睹騷動——在他們眼中，義大利滿滿是革命的機會。
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工會，義大利工人總聯盟（CGL）的會員人數，在1918到1920年之間，從25萬暴升到超過200萬，並且快速開始軍事化。工廠工人，農工（braccianti）和貧困的農民，開始在工會的組織和煽動下，於這「紅色兩年」在義大利各地罷工，接着逐步升級行動，以武力脅逼僱主將僱傭勞工的權力下放到工會，以奪取對生產手段的控制。
此時的社會主義的支持者認定資本主義制度即將崩潰，全球革命即將到來。1919年10月，義大利社會黨（PSI）就在國家黨大會上提出了將布爾什維克派的「社會革命」立爲黨綱，認爲必須用武力奪權在義大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且向列寧的第三國際宣誓效忠。
最先從深陷經濟困局的人們看到機會的，是社會主義者。「紅色兩年」期間，工廠工人、農工和貧困的農民，開始在工會的組織和煽動下，於義大利各地罷工，接着逐步升級行動，以武力脅逼僱主將僱傭勞工的權力下放到工會，以奪取對生產手段的控制。圖爲1921年，在利沃諾舉行的第十七屆PSI全國代表大會。 圖／維基共享
在義大利11月的大選中，義大利社會黨獲得三分之一的票數，在議會內獲得五分之一的選票，獲得天主教徒爲主體的新黨，人民黨（PPI）的合作。議會總數共502席，社會黨和人民黨各得156及100席。傳統自由派菁英領導的自由民主黨（PLD）和自由聯盟（由暮年的喬利蒂領導）則僅得15.9％以及8.6％的選票。其中，自由聯盟在國會損失達到229席；溫和派在義大利議會從此失去絕大部分的政治能量，直到二戰結束爲止。
雖然一戰後的首相均由自由派擔任，但卻都無法駕馭撕裂的議會和國家，首相和內閣如同虛設。在社會黨獲得了最大黨地位的同時，已經軍事化的工會行動亦漸趨激烈。1920年6月，工會煽動農民在倫巴第省附近的鄉郊地區的科雷馬（Crema），武力抗議地主違反先前定下的勞工協議。數以百計的農民在罷工之餘更強奪糧食、侵佔農場以及地主的住宅。
此外，在拉齊奧（Lazio）和南部農業區等地，人們開始大規模地佔據荒地；對於許多地主來說，這代表產權的逾越。雖然也有同樣反自由主義建制的天主教勢力，連同農業工會及復員組織參與佔據荒地一事，最終卻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因爲同期俄國革命的風潮，在社會上引起最大的反響。
義大利11月的大選中，溫和派在義大利議會從此失去絕大部分的政治能量，直到二戰結束爲止。圖左至右分別爲社會黨、人民黨、自由民主黨的參選人。當中最右、代表自由民主黨的奧蘭多（Vittorio Emanuele Orlando），曾任義大利內閣總理，代表出席巴黎和會。 圖／維基共享
社會主義者對於革命的執着，促發了幾個決定性、誘發義大利走向專制的後果。
第一，社會主義者和地主間的政治衝突開始升級成爲武裝衝突；第二，當社會黨的主要議會對手自由黨，也將重心放在煽動基層和農民的人民黨的時候，社會從底層開始的躁動開始被資產階級注意：有俄國的前車之鑑，義大利出現武裝革命的可能性增加，令更多的工業家及地主們不安。
第三，亦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政治系統的分裂同時反映着國家的撕裂，那些不被社會黨與人民黨囊括的人們——包括地主及工業家，還有開始崛起的城市小中產階級，開始追尋第三條路——由前社會主義者墨索里尼領導。雖然暴力，但他們向大衆保證不干預經濟，又許諾會實行社會公義的法西斯主義實驗。
社會主義者對於革命的執着，促發了幾個決定性、誘發義大利走向專制的後果。圖爲1920年，佔領米蘭一間工廠的武裝工人。 圖／維基共享
▌企業主義：墨索里尼真正掌國的關鍵
法西斯主義在短短數年間由一個社會運動演變爲執政黨，再完成高度集權的蛻變。墨索里尼剪除黨內掣肘的手腕固然有相當大的作用，但是說到真正要讓義大利人爲法西斯主義服務，「統帥」（IlI Duce, 墨索里尼的自稱，相對應後來希特勒領袖〔der Führer〕的名號）對於義大利的企業家和經濟管理官僚的收編更爲重要，卻少被論及。
法西斯主義雖然是由墨索里尼1919年在米蘭作爲創立者之一開始成爲社會運動，但是，實際上在1920年代早期，也就是在他1922年於國會選舉大敗後號召法西斯武裝民兵團（squadrismo，後來又稱黑衣軍〔Blackshirts〕）此「進軍羅馬」（Marcia su Roma），威脅害怕政變的國王並使自己獲命成爲首相之時，墨索里尼其實並未受各區法西斯主義頭領認同，並非他們絕對的共同領袖，更遑論掌控整個義大利的政經體系了。
在去除黨內派別的掣肘後，真正讓墨索里尼掌握義大利國家機器的關鍵，在於建立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再從上至下將經濟上的監控權力集中在取替了中央政府的法西斯主義者手上。
1922年的「進軍羅馬」（Marcia su Roma）時，威脅害怕政變的國王並使自己獲命成爲首相的墨索里尼，當時其實還未受各區法西斯主義頭領認同。在去除黨內派別的掣肘後，真正讓墨索里尼掌握義大利國家機器的關鍵，在於建立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進軍羅馬 圖／維基共享
這個過程分爲三部分；先是調控貨幣和關稅政策，繼而讓企業家和已被法西斯招攬的技術官僚陣營掌管的經濟管理實體合流，最後再將已收編的工會，納入一個全面倒向僱主的勞資調解體制。墨索里尼在野時對於經濟不干預和從經濟上保障社會公義的許諾，在他掌權後不久便煙消雲散，義大利從工業家、銀行家到平民，無一倖免地被法西斯的利維坦吞沒。
在墨索里尼成爲首相的掌政的頭幾年，法西斯主義在政治及經濟上尚屬局外人。政治上，國家法西斯黨（PNF）的主要支持者地域性質極強，可粗略分爲農村和城市兩支；一支是新近獲得土地而崛起的農民中產階級，另外一支則是在城市裡的專業人士、技術官僚及小中產階級，如律師、記者、教師等。
特別是農民中產階級，這個從1911年方纔佔義大利總人口18.3％的羣組，在1921年已經佔32.4％，尤其是在倫巴第（18.29％－26.54％）、艾米莉亞（13.33％－20.26％）和威尼託（22.59％－29.53％）三省，而正是這三省給予了黑衣軍的第一批支持者）。
至於領導城市化地區，比如博洛尼亞（艾米莉亞省首府）的格蘭迪（Dino Grandi），倫巴第省首府的法連納齊（Roberto Farinacci），和菲拉拿（Ferrera，艾米莉亞省城市）的巴博（Italo Balbo）等的法西斯領袖，都各自在自己的區域擁有接近獨立的權力。而在經濟層面，參與一戰巨大的經濟代價早已導致國家經濟管治體制和經濟生產手段的分裂。
在墨索里尼成爲首相的掌政的頭幾年，法西斯主義在政治及經濟上尚屬局外人。圖爲1925年演說墨索里尼向羣衆演說，從該年起他也開始自稱並將自己塑造爲「統帥」。 圖／維基共享
在法西斯政權崛起之前，羅馬政府已經極爲依賴和縱容新興起的工業家及技術官僚所組成的工業經濟共同體。在經濟管理層面上，這些被稱之爲「公營辦事處」（entis pubblici，以政府資源設立，但是由私人企業家管理及以私人企業模式牟利的合營公司）的經濟實體權力，甚至是與中央政府部門平行的。
直到1925年法連納齊帶着和墨索里尼平起平坐的期望被任命爲國家法西斯黨黨委書記，全力推行中央化去削弱地區法西斯領袖的權力，並且鎮壓所有反對黨，將義大利變成一黨專政之後，墨索里尼「統帥」的名號方算得上名副其實。政治上獨攬大權，對於墨索里尼來說當然不過是開始，法西斯主義要掌握實權並且滿足義大利的帝國夢（墨索里尼此時已經有攻打衣索比亞的想法了），必須控制國家的政經體系。
在墨索里尼本人並沒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意圖下，他們先切斷外國對義大利經濟的影響，從而將現有的義大利經濟管理體系——由工業資金來源到關稅和工會——納入法西斯旗下，就是最自然的選擇。
——▌接續下篇〈義大利關鍵年代（下）：「人人皆可法西斯」的民粹洗腦〉
——▌接續下篇〈義大利關鍵年代（下）：「人人皆可法西斯」的民粹洗腦〉
在墨索里尼本人並沒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意圖下，他們先切斷外國對義大利經濟的影響，從而將現有的義大利經濟管理體系——由工業資金來源到關稅和工會——納入法西斯旗下，就是最自然的選擇。圖爲1932年，墨索里尼在飛雅特汽車（FIAT）的都靈總部演說。飛雅特在一戰時曾義大利軍工業生產線的重要一環；在二戰時，其創辦家族阿涅利家族亦與墨索里尼相處甚密，提供支持。 圖／維基共享
▌本文爲《關鍵年代：意識形態、排外、極端局勢如何摧毀民主和走向戰爭》（聯經出版，2019）書摘
《關鍵年代：意識形態、排外、極端局勢如何摧毀民主和走向戰爭》
作者： 胡川安、尤智威、孫超羣、蔡曉林、蔡榮峰、蔡政修、尹子軒、洪仕翰、李博研（神奇海獅）、黃長東、喬蘭雅、林齊晧、林伯雍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19/08/07
內容簡介：獨裁強人捲土重來、世界最大經濟體終告失敗？《關鍵年代》以近年國際關鍵事件「美國總統川普上任、英國脫歐」爲起點，先論析英、美兩國如何走到今日傾向極權、民族主義再掀波瀾的複雜前因；再回顧過去德國、義大利極權崛起，並探討二戰時期風行的種族主義如何塑造國家，又如何邁向今日的多元風貌？民族、國家形成後，爲何會走向戰爭一途？綜觀歷史脈絡後，最後提出一個當下與未來都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我們能免於戰爭的恐懼嗎？」閱讀本書，讀者們將會有種熟悉感，明明是百年來的歷史，卻好似在說當代的社會，而其中的事件更宛如現正上演的國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