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慎的方誌實踐與方誌觀念
楊慎的方誌實踐與方誌觀念
王志強
提要： 楊慎一生參與修纂方誌近十部，爲不少方誌撰寫序言，展現了他對方誌的熱忱。楊慎強調方誌的實用性和垂範性，主張結合歷史文獻和實地考察來編纂方誌，對明代的方誌編纂實踐有較大影響；在方誌的功能方面，楊慎繼承傳統方誌具有存史、資治、教化功能的觀念，同時強調方誌在增廣聞見方面的博物效用，爲我國方誌的博物功能認知奠定了良好基礎。
關鍵詞： 楊慎 方誌實踐 方誌觀念
2023年，中央廣播電視總檯大型文化欄目《典籍裡的中國》以楊慎的視角來解讀《越絕書》，楊慎作爲一個方誌大家的身份開始爲人所知。然目前學界在研究楊慎時，或是從《升庵詩話》《詞品》等文學角度出發來探索楊慎的文學成就；或是從文獻學的視野考察楊慎的生平、交友與交遊；或是從文化地理的角度研究其與四川地域文化的關係；或是從語言學角度考察其古音學與修辭學成就，對楊慎在方誌學上的成就和貢獻關注較少，僅有楊春茂《楊升庵對雲南地方誌的貢獻》和楊釗《楊慎〈全蜀藝文志〉對“仗節死義”之士詩文的選評》等寥寥幾篇文章有所涉及。事實上，楊慎一生編有《全蜀藝文志》《雲南山川志》《南中志》《大理府志》《滇載記》等多部志書，還撰有《劍州志序》《貴州通志序》《四川總志序》等多篇文章表達其對於方誌的理解，考察楊慎的方誌實踐和方誌理論，有助於我們全面深入地瞭解楊慎的方誌成就。
一 楊慎的方誌編纂實踐
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區）人。楊慎是明代有名的才子，著述四百餘種，涉及文學、歷史、宗教、民俗等多個方面。《明史》載：“明世記誦之博，著述之富，推慎第一”；清代學者李調元更是稱道：“新都楊升庵博學鴻文，爲古來著書最富有第一人。”有關楊慎的生平資料，當下主要有楊慎好友簡紹芳《贈光祿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楊慎年譜》，清人程封《明修撰楊升庵先生年譜》，以及今人王文才《楊慎學譜》和張德全《楊慎傳》中的《楊慎年譜》。現綜合以上材料和楊慎文集的記載，考察楊慎參與的方誌修纂活動。
楊慎所修纂方誌，主要集中於四川和雲南兩地。四川是楊慎的家鄉，也是他與方誌結緣的地方。早期楊慎一直在各地求學和中央爲官，與方誌少有接觸，他第一次與方誌結緣，就是爲四川劍州撰寫《劍州志序》。《劍州志》是明代劍州知州李璧所纂，該志開修於正德十四年（1519），成書於嘉靖三年（1524），是劍州歷史上的第一部志書，後毀於明末戰亂，現僅存楊慎所作序。這篇序是楊慎應李璧之邀而作，“白夫請予序”。楊慎在序中闡述劍州的歷史文化和地理沿革，高度稱讚李璧功績，“拓城池，奠廬井，立鄉社，新學宮，祀鄉賢，表名宦，公館郵置，皆鼎新之勞，以教身先，以身率始也”，以及李璧所纂《劍州志》的貢獻，“斯州也，可無斯志乎”？
楊慎爲四川編纂的最爲重要的志書是《全蜀藝文志》。嘉靖二十年（1541）春，四川巡撫劉大謨準備纂修《四川總志》，聘請楊慎負責藝文部分。嘉靖《四川總志》共80卷，楊慎所纂《藝文志》有64卷。後該《藝文志》以《全蜀藝文志》的單行本流行於世，現有嘉靖二十一年刻本，藏於北京大學，以及萬曆四十七年（1619）刻本，藏於北京圖書館。據載，楊慎編纂《全蜀藝文志》總共只花了28天，“始事以八月乙卯日，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軫，廿八日以畢”。該志以文獻豐富而著稱，共收有詩文1800餘首，作者650餘人。“楊慎憑藉自己的學識和勤勞，廣博蒐集，精心整理，去粗取精，其徵引文獻之富贍，爲後代學者所讚美。”《全蜀藝文志》編纂好後，通行四百餘年，成爲當時巴蜀文獻的集大成者。《蜀志補遺》乃是補《四川總志》而作，楊慎鑑於《四川總志》除去藝文部分外，僅有16卷，過於簡陋，便編纂了是書。《蜀志補遺》現已散佚，“其書已爲萬曆以後續志所採，散入各類，漸失傳本。偶存於清修通志中，又大多未注出處，以至湮沒”。
此外，楊慎在四川修纂的方誌還有《新都縣誌》。《千頃堂書目》雲：“楊慎《新都縣誌》，嘉靖間修。”王文才《楊慎學譜》也以爲楊慎曾訪求鄉土文獻來編纂方誌，然《新都縣誌》早已散佚，不知楊慎何時所修。楊慎還校訂了《華陽國志》，他的校訂不僅精湛，而且開啓了明代校訂《華陽國志》的風氣。另傳楊慎纂有《卭州志》，“鄉人戚卭州來，貽《卭州新志》，雲舊志乃升庵先生筆”，然王文才以爲此事是以訛傳訛，王氏考證詳細精審，確爲不刊之論，《卭州志》當不是楊慎所纂。
雲南是楊慎修纂方誌最多的地方，在其被貶謫雲南以後，他一直都在與方誌打交道。嘉靖三年，楊慎因朝廷大禮議事件惹怒嘉靖帝，被髮配至雲南戍邊。在前往雲南的路上，楊慎撰有《滇程記》《滇候記》。《滇程記》主要記錄楊慎從江陵到雲南永昌的所見所聞，因其內容詳實，成爲後世入滇的參考指南。清代徐炯出使雲南時，便是根據楊慎的《滇程記》來覈算行程，可見其實用價值。《滇候記》則是有關雲南天象氣候的書籍，現已散佚，僅存楊慎的自序一篇，收於《升庵集》中。嘉靖五年（1526）左右，楊慎撰有《滇載記》。楊慎初到雲南時，對當地歷史文化很感興趣，於是翻閱舊籍，得到《白古通》（又名《白古通記》，是以白文寫成的白族史書），“暇則相與稽古問俗，茫然莫溯其源。漫索之民間，得弊帙於故博士張雲漢氏，曰《白古通》”。但楊慎以爲《白古通》“其事怪，其詞鄙”，且“不著作者姓氏，亦不審昉於何代”，於是將其轉譯並刪正，“其書用僰文，義兼衆教，稍爲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經過楊慎處理，《滇載記》成書，“芟薙蕪陋，括以文章家法，以成一方之志”。雖然《滇載記》全文僅八千餘字，但卻“是第一部完整和系統的雲南地方史（或者雲南‘少數民族的歷史’）”，爲後世瞭解雲南地方歷史作出了較大貢獻。
嘉靖十一年（1532），楊慎參與修纂《雲南通志》。時雲南布政使高公韶在昆明的武侯祠開設方誌局，準備修纂《雲南通志》，於是聘請楊慎參與其中。然修志途中因與權貴發生牴牾，楊慎被迫離開方誌局，此次修志也就不了了之，《雲南通志》也未曾成書。萬曆時期李元陽重修的《雲南通志》，是在楊慎底稿上續修而成的。
嘉靖十七年（1538），楊慎修纂《雅州志》和《阿迷州志》。《雅安縣誌》曾雲：“嚴道記載，相傳惟明楊新都《雅州志》一書，顧名存而實佚。”《雅州志》早已散佚，間或在《續蜀藝文志》等志書中可見轉引。《阿迷州志跋》雲：“迷舊志創於王鈍庵、楊升庵兩先生，而紹庵楊公繼修之。”王鈍庵即王廷表，字民望，阿迷州人，是楊慎弟子，《紅河歷史百名人物》中的《王廷表與楊慎合纂〈阿迷州志〉》一文對王廷表有較爲詳細的記載。楊慎所纂的《阿迷州志》也已散佚，不知內容情況。
嘉靖二十一年（1542），楊慎參訂《大理府志》，並撰有《大理府志序》。嘉靖《大理府志》乃是太守蔡紹科開館主修，他聘請楊慎、李元陽與楊士雲共同參與《大理府志》的修纂。李元陽在嘉靖四十一年的《重修大理府志序》中指出：“太守黃岩蔡君紹科召陽與給諫弘山楊君士雲同修，時則成都修撰楊君慎謫居永昌，相與往來商訂。”嘉靖《大理府志》是大理最早的一部地方誌書，保存許多珍貴文獻史料，該志已散佚，唯存楊慎以及趙汝濂的兩篇序文。
嘉靖三十四年（1555），楊慎爲《貴州通志》撰寫《貴州通志序》。嘉靖《貴州通志》由提刑按察司副使謝東山修，宣慰司訓導張道纂。該志開修於嘉靖三十二年，成書於嘉靖三十四年。嘉靖《貴州通志》共12卷，分爲40類，是貴州第一部以《貴州通志》命名的省志。原刻本藏浙江寧波天一閣，民國25年（1936）有影印本。書成之後，謝東山“不遠千里，伻以圖來，屬慎爲序”。
此外，楊慎在雲南還纂有《西南列國志》。陳鼎《蛇譜》雲：“楊升庵先生流寓滇中數十年，通彝語，識僰文，乃譯黑新逵《西南列國志》八百餘卷。”《西南列國志》也已散佚，不知何時所修。相傳楊慎纂有《南中志》，然此書當爲僞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雲：“楊慎好撰僞書，此書當亦《漢雜事謎辛》之類也。”
事實上，楊慎與方誌的結緣淵源有自，自他父親楊廷和開始，便對志書有着濃厚的興趣。楊廷和是《大明會典》的主纂之一，熟悉史書體例與史法，也一直有着編纂蜀地文獻志的想法。楊慎曾言：“先君子在館閣日，嘗取袁說友所著《成都文類》、李光所編《固陵文類》，及成都丙丁兩《記》、《輿地紀勝》一書，上下旁搜，左右採獲，欲纂爲蜀文獻志，而未果也。”可見，修纂方誌乃是楊氏父子兩代人一直關注的事業和執着的追求。
二 楊慎的方誌編纂態度和編纂體例
楊慎有較豐富的方誌編纂經驗，在編纂實踐中他對方誌編纂體例有着較深入的思考，這主要體現在他對既往體例的綜合比較和運用上面。楊慎一直堅持着嚴謹審慎的編纂態度，主張以文獻材料和實地考察相結合，來追求方誌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追求真實是楊慎編纂方誌最爲顯著的特點。在楊慎看來，方誌一定要保持真實性和可靠性，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才能夠流傳久遠。在修纂《雲南通志》時，有鄉紳想要冒充傅友德的後代，以提高自己的家族聲望，縱然這位鄉紳是朝中權臣的親戚，楊慎還是義正言辭地拒絕了。“鄉大夫私有欲冒嗣潁鄉侯傅友德後，以覬世爵者，升庵不可。時張羅峰（張璁）復相，與私故內戚也，流言欲中傷升庵，升庵遂去武侯祠歸。”雖然楊慎因此遭到打擊報復，但他毫無悔意，爲了追求方誌的真實性，他堅持嚴謹的史法史例。
從現存《全蜀藝文志》中，可以看出楊慎追求方誌真實性、可靠性的一面。楊慎在編纂蜀地藝文時，會進行一定的說明和考證。以《漢車騎將軍馮琨碑跋》爲例，楊慎不但在題目下面標註碑刻的地點，如“碑在宕渠”。對於闕文楊慎也會說清楚，如在“而碑”後就標有“闕”字，並空了兩格，以示闕文字數。他對相關異文也會進行考證，在“南陽太守成晉”後面，楊慎注有“晉《漢史》作縉”。楊慎的這些註釋，極大增加了文獻資料的可讀性。在編纂時，楊慎或是引用詩文，論證相關文獻材料，如《淫豫歌》“淫豫大如補，瞿塘不可觸”詩句後，便引用李白《長幹行》“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或是闡述詩文的創作背景，如《灩澦歌》的序言曰：“《孝子傳》庾子輿扶父柩過瞿塘，六月水泛，子輿禱而遂平，既過，泛溢如故。人歌之曰。”或是標明文獻的出處，如卷3的“無題（五五復五五）”，“右詩見於羅城北門壞碑上，有乾符三年高駢名銜，餘字斷缺，莫知其爲何詩也，辭隱義，故附見民謠之末”。在楊慎的努力下，《全蜀藝文志》取得了極高的成就，獲得士林高度認可。《四庫全書總目》評價道：“詳略異同，彼此互見，亦頗有所辨證。”。《全蜀藝文志》甫一出現，便成爲蜀地最爲流行的詩文總集，朱彝尊對此說道：“自楊氏《志》行，而袁氏之《文類》束之高閣矣。”即是說《全蜀藝文志》取代當時流行的宋代袁說友的《成都文類》，成爲蜀地新的通行本子。不僅如此，《全蜀藝文志》還開創了藝文志專門載錄篇章的傳統，“若專錄篇章，則自楊慎《全蜀藝文志》始也”。
爲追求方誌的真實可靠性，楊慎主張將文獻材料和實地考察相結合。姜龍敘說楊慎編纂《滇載記》的經過，“是編也，創於其土之人，而楊子述之，且親涉其地，日與其賢士大夫遊，其見聞當弗誕矣”。百聞不如一見，尤其是一些隱秘的材料，非親歷親聞難以知曉其真實與否，故楊慎在修纂《滇載記》時，很多時候是根據自己的親身遊歷記錄而來。在稱讚謝東山修纂的《貴州通志》時，楊慎亦指出其文獻結合訪談的做法令方誌的可靠性大大增加，“簡書筆削，博引經史，旁採子集，又參訪故老，諮訪儒生，浹洽而罔遺，精煉而無秕”。在《大理府志·序》中，楊慎亦說纂者“多識前代之載，且諳土著之詳”，實乃不可多得的良史。對於文獻材料，楊慎亦是會經過反覆考證，精中取精。他在《四川總志·序》中說：“慎乃檢故簏，探行篋，參之近志，復採諸家，擇其菁華，禠其煩重，拾其遺，翦彼稂稗，支郡列邑各以乘上。”對於既有的訛誤，楊慎也是不厭其煩地進行訂正，“凡宇宙名物之廣，經史百家之奧，上至稗官小說之微，醫卜技能、草木蟲魚之細，靡不究心多識，闡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謬焉”。可以說，追求真實性，已經成爲楊慎編纂方誌的一大特色。“爲了求證歷史的真實，他主張不僅可以‘以經證史’、‘以詩證史’，而且還可以旁求於野史、家傳、墓誌、小說以證史”。
在修志態度之外，楊慎對方誌修纂體例的重視也值得我們關注。在楊慎看來，相較於一統志，地方誌要更爲詳細具體才行，“然一統與其大綱，而一方一郡一邑各有志焉，亦擴其目，詳其緒，使人知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官常之守、通變之化，於是乎系焉，厥事亦重矣”。地方誌是編修一統志的基礎，其人物、風俗、賦稅等事物的記載，要詳細周到，才能發揮出存史、資治、教化的效用。對於在體例方面有所創新的方誌，楊慎會不吝褒讚之語。他曾大力褒揚《大理府志·序》體例新穎：“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立創新例，大增舊文”；在《貴州通志·序》中，稱讚大明一統志體例之精湛，實爲萬世之師表，“類例精詳，去取覈實，天下家傳而人誦之”。這些都體現楊慎對方誌體例的重視。
楊慎在方誌體例上的貢獻不在於開創，而在於綜合既往體例，擇優選擇適合恰當體例，體現出強烈的務實精神。在《四川總志·序》中，楊慎闡釋自己的體例安排，首先是“若蜀人作僅一篇傳者，非關於蜀，亦得載焉，用程篁墩新安之文獻志例也”；其次是“諸家全集如杜與蘇盛行於世者，只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鑑例也”；再次是“同時年近諸大老之作，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吳敏徳文章辨體例也”。針對不同情況，楊慎採用不同的體例，所謂“新安之文獻志例”，即程敏政的《新安文獻志》，“是書於南北朝以後文章事蹟，凡有關於新安者，悉採錄之”。所謂“文鑑例”，即呂祖謙《宋文鑑》，“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門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所謂“文章辨體例”，即吳訥《文章辨體》，“洪武之初，作者輩出，區區孤陋，弗能博訪盡載。考之《文章正宗》，凡同時及年近諸大老之作，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今循其例，以俟後之君子”。可以看出，楊慎對編纂體例的選擇花費了很大功夫，他綜合比較歷代文集的編纂方法，最後擇優選擇了3種體例來安排《全蜀藝文志》。
具體來說，《全蜀藝文志》的編纂，總體上是按照文類來劃分藝文，在文類之中按照時間來安排材料，在時間中又將相關的藝文合併在一起，以形成一個個小單元。如在“記戊”中，該卷主要是“記”類文體，楊慎設置的第一篇文章是諸葛亮的《黃陵廟記》，而後則是歷代紀念諸葛武侯的文章，他前後收錄了唐代呂溫《諸葛武侯廟記》、裴度《諸葛武侯祠堂記》，以及宋代張震《忠武侯祠堂記》、王十朋《移建武侯祠記》4篇文章，緊隨其後的又是唐代段全緯《城隍廟記》，這種以單元爲核心的安排方式，能夠讓讀者知道更容易看懂和理解文章的內容。倘若完全按照時間來安排，就達不到這種效果了。在選擇時，楊慎不僅注意材料的文學價值，還同時注意到了材料的史學價值，“在此書中選入了不少爲一般詩文選家不屑於選錄的似乎很‘另類’的、卻又非常重要的文章”，如范成大《益州古寺名畫記》是一份羅列名畫的“賬單”，在文學上毫無文學色彩可言，但卻在中國繪畫史上是一份重要的資料。
三 楊慎的方誌功能認知
楊慎之所以孜孜於修纂方誌，是因爲在他看來，方誌具有很強的現實功能。在楊慎筆下，方誌能夠增廣見聞，讓人實現不出戶而知天下的理想，同時，方誌還具有保護地方文獻、傳承地方文化，以及教化百姓、資助政治等功能。楊慎的方誌功能認知影響着他的方誌編纂態度，也促使他不斷進行方誌編纂實踐。
楊慎以爲，方誌具有博物功能，能夠令讀者增長知識，廣聞博見。楊慎在《滇侯記·序》中借用《道德經》“不出戶，知天下”之語，指出“天下誠難以不出戶知也，非躬閱之其載籍”，以爲讀書人要想加深對天下的瞭解，惟有讀書，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在楊慎眼中，方誌就是記錄天下之事的工具。他說：“夫《九丘》之書，志九州島之異也，佚而不傳。周處作《九州島風土記》，宗懍作《荊楚歲時記》，至於《巴蜀異志》、《嶺表異錄淨》，皆是物也。”誌異的方誌，能夠很好地增廣見聞，讓人實現自我的突破。楊慎對於學習新知有着強烈的渴望。他在《滇載記·自跋》中說：“餘嬰罪投裔，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也。”即使被貶謫到僻遠的雲南，楊慎依然汲汲於求索圖經，以增加對雲南的瞭解。通過閱讀方誌增廣見聞的楊慎，亦想着通過修纂志書，讓他人增長知識。他在《滇侯記·序》中說：“餘流放滇越溫暑毒草之地，尠過從晤言之適，幽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感其異候有殊中土，輒籍而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他撰寫《滇侯記》，是因爲滇地的氣候與衆不同，極具特色，他想記錄下來，讓更多人瞭解滇地。在看到李璧修纂的《劍州志》後，楊慎亦是以爲“予耳目之有徵焉”，欣慰自己可以增加對劍州的瞭解。
在增長異聞之外，楊慎以爲保存歷史也是方誌的一大功能。楊慎在爲方誌撰寫序言時有一個習慣，即介紹當地的人文歷史和發展軌跡，並感慨如此璀璨的歷史文化應該要有方誌來記載。《滇載記》的編纂，就是因爲楊慎發現雲南的歷史“志記荒落，史有闕文”，他深感“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可得也”，於是產生編纂《滇載記》的想法。《貴州通志·序》便指出《華陽國志》記載漢代至晉代四百年間的人物，多達四百餘人，不可謂不多，而三代到漢代長達三千年的歷史，卻沒有任何記載，這不得不說是缺乏文獻的緣故了。“上溯漢初至三代千餘年，史所記無幾人。忠魂義魂，與塵埃草葬同沒於丘原，豈不重可惜哉？”方誌的存在，能夠將歷史保存下來，讓其不至於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倘若現在不加以保存，等到資料散佚，後世要再去搜集資料，便是千難萬難了。在《劍州志·序》中，楊慎則嘆道：“過其地者，睹其山川，若生色焉。”地方誌的文獻記載，能夠保存歷史文化，爲山川景觀增加厚重的人文景色，讓山川增色不少。
爲發揮保存歷史的效用，對於各地簡陋不堪的地方誌，楊慎認爲有重修的必要。如他在《大理府志·序》中指出，既有的大理典籍“或失之誤，或失之略”。在楊慎看來，“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盡之；幅員數千裡，而以二卷帙約之”，簡略的典籍根本無法將多元繁複的大理歷史記錄下來，因此有重纂方誌的必要。在《貴州通志·序》中，他再次指出，修纂《貴州通志》的緣由是“舊有方誌，殊爲簡略”。這一點楊慎在《劍州志·序》中說得更爲通透，“其土俗民風炳如也，將無望於嗣守者與？斷碑殘碣，遺文墜什，拾於奧突荒甃者”。保存地方歷史文化，傳承地方文脈，是地方守令義不容辭的責任，否則就是地方守令失職。而楊慎編纂《全蜀藝文志》，也是源自於鄉土之人保存鄉邦文獻的意識，該書被認爲對巴蜀文化的傳承有着極爲重要的意義。“《全蜀藝文志》頗具特色，保留了大量編排有序的原始詩文，有助於多角度展現巴蜀文化風貌，使之成爲研究巴蜀文學乃至巴蜀文化的資料寶庫，這正是楊慎留給我們的巨大價值。”
在資治方面，楊慎認爲方誌有着不錯的效果。《滇載記·自跋》指出，他記載滇地的歷史，是因爲滇地經常與中原發生爭鬥，把中原弄的疲憊不堪，爲了讓世人加深對滇地的認識和了解，才編纂了是書。“至與中夏交綏接刃，疲我齊民，世主甘心焉，以無用戕有用，是可嘅已，漢司馬氏傳西南夷，誠有意哉！”在《野史不可盡信》中，楊慎說道：“古今政治之盛衰，人物之賢否，非史不足以紀治亂、示貶，故歷代皆有國史。”歷史的存在，能夠讓後人鑑往而知來，避免犯同樣的錯誤。方誌的資治效果更爲明顯，它記載的山川地理，能夠讓地方官員知曉當地的灌溉和物產等情況；記載的賦稅人口，能夠讓地方官員瞭解當地的經濟發展情況；記載的宦績，能夠讓地方官員知道歷代施政的優劣所在；記載的人物風俗，能夠讓地方官員知道當地的民風民俗，總而言之，通過地方誌，地方官員能夠快速瞭解地方的實際情況，幫助他們早日打開局面，制定因地適宜的施政方針。
可以說，楊慎非常注重方誌的實用性和垂範作用。方誌不是材料的堆積，而是要發揮出繼往開來的效用。“日事於簿書、期會、錢穀、甲兵而無意於則古，昔稱先生述往懿，開來哲，不幾於毛錐皮相之論乎？”在楊慎看來，方誌有着“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的立意，是服務於現實社會的。如果方誌脫離了現實，成爲空疏的文獻材料，那就喪失了方誌的本意。“《禹貢》山川，《職方》圖志，是政之教、仕之學，官而兼師，由此其基也。”因此在編纂時，楊慎非常注意方誌的教化效果。“楊慎所錄風謠對蜀中人物事件的記載，不獨記載歷史，秉承《華陽國志》的義例，選錄鄉黨‘主文歌詠之音’，以此宣德達教，博化篤俗，表成著敗，以明懲勸。”
值得注意的是，楊慎對於方誌的性質也有過一定的檢討。楊慎以爲方誌繼承的是《禹貢》的傳統，乃是地理性質的書籍，“實《禹貢》之衍義，《職方》之流別”。這一點他在《劍州志·序》中說得很詳細：“志流別於史，《九丘》先於六籍，地象效於河圖，雖迂怪弗稽，實志初也，至《禹貢》《職方》，則大備矣。”自《隋書·經籍志》將歷代方誌劃分爲史部地理類以來，方誌爲地理性質書籍的認知成爲宋明時期的主流知識。楊慎以爲方誌不同於史籍的觀點，“志流別於史”，就表達了他對於方誌性質的認識。這種方誌性質的認識，在清代方誌是地理性質還是歷史性質的大討論到來之前，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爲爭論雙方提供了可供依靠的材料。
結 語
總的來說，楊慎多是承接既有的方誌理論，而後歸納出優秀的編纂方式，併發揚光大。因其在文壇上的重要地位，他的方誌觀念引起了士林重視，學者們會不自覺地採用他的編纂理念。楊慎在修志時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寧可得罪權宦，也絕不曲改歷史，既是繼承傳統史家對“史德”的堅守，也爲明代方誌學者提供了可供借鑑的典範。此外，他將文獻材料和實地考察結合起來編纂方誌的主張，以及他對於方誌具有存史、資治、教化的功能的總結，對明代的方誌理論有着較爲積極的影響。
尤爲值得注意的是，楊慎認爲方誌具有博物功能的觀點，這在當時具有較強的開拓性。這不但豐富了我國的博物傳統，也將方誌的功能豐富擴充，影響了後世方誌具有博物功能的觀點。事實上，明清時期，不少方誌編纂者關注了方誌的博物功能，但少有人能夠將此功能如楊慎般說得透徹。自孔子提出詩可以“觀”的博物傳統以來，我國的博物學發展迅速，明清時期的方誌學者將方誌和博物學聯繫起來，這有效增加了方誌的內涵與效用，令方誌更爲士人階層所重視。明代釋蘭巖在編纂《桃源洞天志》時，親手繪製了七副板畫，這些版畫栩栩如生，“圖始潼汸，訖於水溪，環洞之前後左右皆若列眉展卷”，讀者閱讀時能有身臨其境之感，彷彿置身於桃源洞天間，這即是博物功能的具體體現。清代董天工更是直接說自己編纂乾隆《武夷山志》的一大目的就在於“蒐羅載籍，增廣見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金石志》的修纂中，方誌學家大談金石的博物效用，“在方誌編纂者看來，金石乃是博物工具，可以提高覽者的知識修養和文化素質”，《金石志》的編纂和整理，是由博物學家來進行；《金石志》的閱讀和修訂，也是靠博物學家來繼續。可以說，在方誌的博物功能認知中，楊慎有着較大的影響。即使相對於後來者的方誌博物理論，楊慎的方誌博物理論亦十分清晰，他以其文學大師的地位，有力地塑造了方誌的博物傳統。
（作者單位：南昌師範學院江右文化研究與傳播中心）
原文載《中國地方誌》2024年第5期。因微信平臺限制，註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