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員：新冠抗病毒藥物獲取竟與住地、財富有關

醫學專家 建議 70 歲及以上感染新冠的人羣，還有其他因新冠有重症和住院風險的羣體使用抗病毒藥物。

但很多感染了新冠的澳大利亞老年人都沒能拿到抗病毒藥物。這又是衛生系統沒照顧好最脆弱羣體的一種體現。

我們 分析了 從 2022 年 3 月到 2023 年 9 月期間新冠抗病毒藥物的使用情況。

部分差異可能是因爲感染率不一樣。但在這 18 個月期間，許多澳大利亞老年人至少感染過一次，一些貧困社區的感染率更高。

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澳大利亞原住民獲得抗病毒藥物的可能性將近低 25%，生活在貧困地區的老年人獲得抗病毒藥物的可能性低 20%，有着不同文化或語言背景的人羣獲得處方的可能性低 13%。

偏遠地區的人羣獲得抗病毒藥物的可能性比大城市的人羣低 37%。外部區域的人羣獲得抗病毒藥物的可能性低 25%。

即使在同一個城市，差異也十分顯著。在悉尼，富裕的東郊（包括沃克魯斯、派珀角和邦迪）70 歲以上的人羣服用抗病毒藥物的機率幾乎是悉尼西南部費爾菲爾德地區的兩倍。

綠樹成蔭的墨爾本內東區（包括坎特伯雷、霍桑和基尤）的老年人服用抗病毒藥物的機率是該市西部布林班克（包括陽光區）的 1.8 倍。

新冠抗病毒藥物應在症狀首次出現時服用。雖然人們對新冠抗病毒藥物的認識普遍較強，但人們往往沒意識到他們會從藥物中受益。他們一直等到症狀惡化，爲時已晚。

經常看全科醫生會帶來很大的不同。我們的分析發現，70 歲及以上更頻繁看全科醫生的人更有機會獲得新冠抗病毒藥物。

定期就診爲預防保健和患者教育提供了機會。例如，全科醫生可以爲高危患者提供“新冠治療計劃”，提醒他們一旦身體不適就進行檢測和尋求治療。

難以見到全科醫生可能有助於解釋農村地區抗病毒藥物使用量低的情況。與大城市的人相比，小鄉鎮的人擁有的全科醫生數量比大城市的人少約 35%，看全科醫生的頻率約爲一半，並且有 30%更有可能報告等待預約的時間過長。

就像疫苗接種的情況一樣，全科醫生對抗病毒藥物的關注可能很重要，爲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可及的護理也是如此。

自從我們研究的時期以來，已經出現的證據讓人對抗病毒藥物的有效性產生了懷疑，特別是對於重症風險較低的人羣。這意味着接種疫苗比使用抗病毒藥物更重要。

但所有有資格使用抗病毒藥物的澳大利亞人都應當有獲得它們的相同機會。

雖然配藥率有所下降，但 8 月份仍配發了超過 30,000 包新冠抗病毒藥物，花費約 3500 萬美元。

如此巨大的投資不應讓這麼多人掉隊。接受治療不應取決於個人的收入、文化背景或居住地。相反，護理應給予最需要的人。

在海外出生的人死於新冠的可能性比在本地出生的人高出 40%。澳大利亞原住民死於新冠的可能性比非原住民高 60%。而最弱勢羣體死於新冠的可能性是最富裕地區人羣的 2.8 倍。

所有這些高危羣體錯過抗病毒藥物的可能性都更大。

這可不單單是抗病毒藥物的問題。同樣的羣體在新冠疫苗接種方面也存在不成比例的缺失情況，這增加了他們患重症的風險。對於其他重要的預防性醫療保健，比如癌症篩查，這種模式也是一再出現。

聯邦政府應做三件事來縮小預防性護理方面的這些差距。

首先，政府應讓初級衛生網絡（PHNs）負責減少此類差異。PHNs 是負責改善初級保健的區域機構，應與全科醫生共享數據，並介入以提高被忽視社區的醫療服務覆蓋率。

其次，政府應擴大其“我的醫療保險”改革。“我的醫療保險”爲全科醫生提供靈活資金，用於照料居住在養老院或頻繁住院的患者。這種方法應推廣至所有患者，爲更貧困和病情更重的患者提供更多資金。這將讓全科醫生診所在患者生病前有時間爲其提供預防保健方面的建議，包括新冠疫苗和抗病毒藥物。

第三，應引入基於團隊的藥劑師處方。這樣，如果藥劑師事先與患者的全科醫生達成協議，他們就可以迅速爲患者配發抗病毒藥物。這種方法對於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藥物治療也同樣適用。

與疫苗不同，新冠抗病毒藥物一直能夠應對新的變異株，無需更新。倘若出現新的更具危害性的變異株，抑或新的大流行來襲，政府應構建這些系統，以保障每個需要治療的人都能迅速獲得治療。

同時，更公平的醫療服務將有助於縮小澳大利亞不同羣體之間在健康方面存在的巨大且持續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