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拼多多上的外貿人,聊了聊中國製造的沉浮40年
文 | 闌夕
中國經濟的騰飛,離不開全球化,而實踐全球化這個抽象概念的,就是中國製造產能的對外輸出。
北京大學史學博士、外交學院教授施展寫過一本研究中國製造演化邏輯的著作,名字就很點題:「溢出」。
如果以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三來一補」模式爲起點,中國用了40年的時間成爲世界工廠,從人力資源的溢出,到工業產能的溢出,再到供應體系的溢出,讓外貿這門生意,變成了支撐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
1979年,中國出口總額佔世界比重僅爲0.82%,40年後,佔比上升到了12.8%,排名全球第一,但是對於外貿從業者而言,附加值的每一點增長,可能要比宏觀數字重要太多,物美價廉這四個字,也在中國製造業的鼻子底下,攔了差不多40年。
經濟學家陳志武提出的概念更加直率而尖銳:「勤勞而不富有」——這可能是一切矛盾的根本歸納,辦廠的苦,做工的苦,運輸的苦,發貨的苦,哪怕收到抑制全球通脹的讚歌,也掩飾不了常居利潤分配下游的現實。
我和一些做了數十年外貿生意、現在正忙着用拼多多跨境平臺接單的商家談到這個話題,而從他們的回答裡,我瞥到了青萍之末的風起可能。
「一個海外單子過來,我報18塊,其他工廠馬上就報17塊,外貿做到最後,就是比誰更能擺地攤。」
艾勇是湖北仙桃人,早年來到廣東海珠,跟着老鄉一起開廠做女裝,一做就是十多年,外貿是核心銷路之一,但是操心起來,也是滿頭的包。
卷,是他對傳統外貿業態的最大苦惱,在信息不對稱的環境裡,賣家的議價權被剝離了,因爲廠裡的機器停工一天就是一天的損失,所以他和同行都不得不以「有單可做」爲最優先的考慮,最後的出價就無限趨於成本線,不做可惜,做了也難受。
艾勇所在的海珠女裝產業帶,有大大小小的工廠接近5000家,在移動互聯網創造的近10年黃金期裡,對跨境電商動過「野心」的不在少數,但是真正能夠跑起來的,只能說是鳳毛麟角。
原因很簡單,跨境就是跨界,你以爲只是在網上開個店賣東西給老外,實際上你還得精通外語,知道怎麼買量,會做本地化運營,找合適的貨代,挑選海外倉,熟悉清關手續,每一樣都在廠長們的能力圈之外。
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預言了蒸汽機問世以來的生產效率爆發,只要讓專業的人做好專業的事,工業社會就能協調好所有的資源,在全局層面形成最優解,這是現代經濟學的常識。
顯然,逼着一個把技能點都點在了怎樣做好女裝上面的商家,去學習美國不同地區的關鍵詞流量套利,既不經濟,也不科學。
直到多多跨境的全託管模式出現,才把中國工廠直連海外消費者的最後一公里,給徹底打通了。
「做工廠的就只能停留在產業鏈的末端嗎?」
李威在廣東佛山做童裝,早在2015年就開始做跨境電商了,試過eBay、亞馬遜和各種獨立站,效果都不太行,「你以爲你是在賣衣服,其實是你在賣圖片」。
在跨境電商的細節玩法裡,商品圖片的每一個像素的改變都能影響轉化率,這讓李威非常不適,於是他只能又退回到代工的位置,把衣服做好,然後發給精於銷售的賣家貼牌,放棄利潤增值的機會。
入駐多多跨境之後,李威重燃了自建品牌的決心,因爲平臺解決了最核心的問題,那就是提供全鏈路的通道服務,李威的童裝做好之後,只需要發到多多跨境的國內倉,後面的所有工作,都由多多跨境來完成,上架、推送、發貨、物流、清關、裝倉、配送,這些都不再需要工廠來自行操忙。
甚至連做怎樣的童裝更容易賣掉,也有多多跨境的買手給李威提交方案,這在最大程度上,解放了中國製造業的內功修爲:終於有機會去整頓供應鏈了。
做代工的時候,你是沒有餘力去考慮供應鏈的,一切都圍着滿足訂單需求打轉,工廠掙的只是勞動力的差價,供應鏈稍有風吹草動,就很容易成爲扛下風險的第一線。
在李威看來,多多跨境的全託管模式,吃的是快反能力,上新越多,單品爆的機率越大,爆了之後馬上就要大量備貨,這種彈性生產很多供應鏈都接不了,於是倒逼他自己去開了供應鏈,現在一年可以開2000多件款式,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多多跨境扮演的其實是一個銷售合夥人的角色,它的銷售潛力能挖多少出來,取決於商家在生產端有多少本事,水能漲得多高,船能就開得多高。
「工廠老闆都有做跨境的意願,也願意投很多錢,不過受制於舊的認知模式,一旦接觸到2C的生意,他就轉不過來思路。」
陸輝是做庭院燈飾的商家,比較特別的是,他的產品在國內幾乎沒有沒有市場,因爲主要針對的場景,是歐美郊區自帶院子的獨棟住宅,白天的時候燈具通過太陽能板充電,天黑之後就能實現自助照明的效果。
以前陸輝是做B端出口的,相當於把東西批發給海外賣場,以大訂單爲主,後來因爲歐美國家的通脹因素,消費者去賣場去得少了,所以上游的訂貨量也出現了下跌趨勢,這讓陸輝萌生了直接面向C端賣貨的念頭。
在美國App Store的總榜上,多多跨境旗下電商平臺Temu已經連續霸榜了接近一年時間,美國用戶用腳投票,選擇出了這個遠道而來且不同尋常的消費平臺,也正是看中了Temu的衝勁,許多批發商都開始了轉型零售商的動作。
對於陸輝而言,最大的挑戰在於零散訂單的大量增長,他必須要讓產線配合這種不穩定但符合消費習慣的市場需求,雖然計劃性被打亂了,但是因爲距離客戶更近了,所以在產品研發上的創新響應,反而有所提升。
這有點像郭士納當年拯救搖搖欲墜的IBM後總結出來的概念——「讓大象也能跳舞」——拖累一家公司創新的最大原因,是它日積月累變得太沉重了,無法精準控制每一塊肌肉來爲整體動作服務。
只有在直接連上買手和消費者的反饋之後,陸輝才意識到以前的供貨模式有多麼滯後,市場趨勢經過層層傳遞,最後抵達開模設備的時候,可能早就過時了,光有鏈條打通還不夠,只有鏈條越短,生產端的競爭力纔會越強。
全球製造業的遷移史,通常被認爲總計發生了4次。
第一次,是在20世紀初,美國的工業繁榮程度超過了當時的老牌強國英國,福特發明的流水裝配線,更是爲他贏得了「爲世界裝上輪子」的評價。
第二次,是在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工業復興的速度超過了同期法德的2倍,形成了國家工業協作體系,並於1968年躋身全球GDP第二的經濟大國。
第三次,是在20世紀70年代,「亞洲四小龍」創造了經濟騰飛的樣本,分別承接了從輕、重工業到電子代工業的完備產業集羣,工業所佔的經濟結構都大幅上升。
第四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啓動改革開放,以長三角和珠三角爲代表,承接了大量的轉移產業,加入WTO則讓中國加入全球化體系,爲全世界輸出產能。
迄今爲止,中國都還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之一,既有「Made in China」的發跡之旅,也有國產品牌亮相各大展會的升級結果,而在這個史詩般的瑰麗過程裡,貿易的價值不言而喻。
因爲只有買單,纔是對生產的最好回報,就在2022年,民營企業佔到中國進出口總值的比重首次超過了50%,在這背後,離不開每一個想把生意做到全球的參與者。
而Temu這樣的平臺出現,也代表着選擇的多樣性,考驗着跨境生意的判斷力,從批發到代工,從獨立站到全託管,從亞馬遜到拼多多,答案是靠成千上萬個商家用真金白銀砸出來的。
回到施展的「溢出」一書裡,他在越南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田野調查,發現中國轉移到越南乃至東南亞地區的製造業,其實本質上是供應鏈的外溢,因爲中國國內的很多工廠都在由勞動密集型切換爲技術密集型,而原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會自然轉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就社會分配而言,這不是壞事,廉價勞動力可以開啓製造業的大門,卻不必貫穿製造業的週期,那些趴在多多跨境等平臺開展數字化出海的企業,已經在嘗試走入製造業的下一個時期,用新的技術和服務滿足一鍵發全球的目標,並將40年來欠下的品牌利潤重新啃回來。
產業轉型的口號喊得再響,也不及任何一個生動真實的案例更有說服力,而中國製造業的優勢,將建立在技術紅利的普及下,用最先進的工具,去撬動外貿皇冠上的那顆明珠。
就像熊彼特說的,市場均衡是爲了被打破而存在的,在創造性破壞面前,沒有什麼是永恆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