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佛慈悲，但對穆斯林除外？緬甸佛教僧伽塑造的「伊斯蘭恐懼」與宗教衝突

2015年，一位印尼穆斯林女性在緬甸駐雅加達大使館前，抗議緬甸僧旅團體迫害穆斯林。 圖／路透社

編按：緬甸內戰3年多以來，緬軍與各方勢力相互廝殺，戰情膠着。一片混亂中，西部若開邦的羅興亞人卻面臨比2017年緬軍清洗更嚴酷的暴力，這一次的迫害者則是正與緬軍交戰的反抗勢力若開軍（Arakan Army），再次凸顯出緬甸宗教與族羣衝突的複雜性。

緬甸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然而宗教包容性不佳，不同信仰族羣間關係長期緊張。尤其占人口多數的佛教徒，對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排擠更爲嚴重。例如，若開邦的佛教徒經常與當地信奉伊斯蘭教的羅興亞人發生衝突，後者甚至面臨不被承認國籍的困境。

令人深思的是，佛教以慈悲、非暴力見稱，其信徒爲何會產生排外傾向，甚至訴諸暴力行爲？那些作爲佛教代言人、在國家和社會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僧伽，何以默許甚至支持這類行徑？

▌殖民統治對緬甸宗教與社會的影響

公元3世紀，上座部佛教自印度傳入緬甸，至公元11世紀，國王阿奴律陀（Anawrahta）立爲國教，標誌佛教在緬甸的全面傳播和制度化。佛教深刻影響緬甸文化、法律和社會結構，成爲民族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然而，英國殖民者的到來改變了一切，爲緬甸日後宗教衝突埋下禍根。

19世紀初期，英國入侵緬甸，經過3次英緬戰爭後，逐步控制了全境，並於1885年正式將緬甸納入英屬印度版圖。英國擔心國王若留在國內將成爲民族抵抗的象徵，於是決定廢除了緬甸的君主制度，將王室流放至印度，以削弱緬甸人民的反抗意識。隨着君主制的瓦解，佛教社羣失去了傳統的保護傘，宗教與國家被迫分離，佛教也失去了國教的地位。

英國在中央地區實行直接統治，而在周邊地區則採用間接統治。英國派遣印度菁英到緬甸擔任行政職務，同時吸引印度商人前來發展資本主義貿易模式。許多穆斯林印度裔經營小型至中型企業，積極從事商業活動，逐漸在經濟上掌握主導權。作爲殖民代理人的印度移民羣體，不僅在族裔上與本地居民有所不同，且大多數是穆斯林，僅在經濟方面與緬甸本土社會互動，族羣間缺乏深層的社會和文化聯繫。

建於19世紀的Bengali Sunni Jameh Mosque，是早期南亞裔穆斯林留下的歷史痕跡。 圖／維基共享

緬甸當地的穆斯林歷史，可追溯到至少公元9世紀，陸續有外來移民從中亞、馬來半島、南亞、中國等地移入緬甸，包含羅興亞人（Rohingya）、潘泰人（Panthay，即源自中國的回族穆斯林）、若開邦的卡曼人（Kamein ，先祖來自波斯和阿富汗等），以及印巴、馬來穆斯林與緬族混血穆斯林等等。不同宗教或族裔之間的衝突在近代以前的歷史就時有所聞。

19世紀英國的殖民統治並非爲了在緬甸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而是爲了滿足帝國主義的擴張需求，重在資源掠奪和經濟利益。因此，英殖民者不關心族羣融合的問題，也沒有采取有效措施來促進社會穩定或種族和諧。隨着印度移民的大量涌入，大部分緬甸人民被排除在殖民體制外，不僅面臨失去政治話語權的困境，還要承受日益不平等的經濟競爭壓力。

另一方面，許多具政經優勢的印度穆斯林男性在緬甸與當地佛教女性通婚，且要求配偶皈依伊斯蘭教，這樣的現象引發了緬甸佛教徒的深層恐懼，他們擔心本地的佛教信仰和文化傳統被伊斯蘭化，最終導致佛教法脈的斷裂和消亡。

英國對緬甸的殖民統治，徹底改變了該國的社會結構和族羣關係。雖然殖民統治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但這些利益並未惠及緬甸的本地民衆，反而使他們處於殖民等級體系的最底層。緬甸人不僅遭受經濟上的剝削，失去土地和資源的控制權，還面臨宗教和文化遭受邊緣化的困境。再加上英國對印度移民的偏袒，尤其是穆斯林社羣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上升，使緬甸本地民衆感到自身的信仰和傳統被威脅。多邊困境激起了緬甸人的不安和憤怒，將殖民統治的不滿逐漸轉移到印度穆斯林爲首的穆斯林羣體身上。

來自南亞的印巴穆斯林後裔，現多居住在仰光地區。圖爲2015年仰光地區的清真寺外牆。 圖／美聯社

▌印緬騷亂與佛教民族主義的形成

1930年代，緬甸的族羣緊張關係逐漸升級，終於1938年7月爆發了大規模的印緬騷亂。此次騷亂的導火線是一本由穆斯林撰寫的書籍，其中的內容被指控侮辱佛教信仰，激起了緬甸佛教徒的強烈不滿。佛教僧侶們隨即積極介入此事件，動員寺廟在仰光發起大規模抗議集會，吸引了多達1萬名支持者，其中包括約1,500名僧侶。集會的訴求集中於對穆斯林社羣的不滿，強烈指責他們不僅剝奪了緬甸人民的財富，還因通婚現象威脅到他們的家庭，帶走了緬甸的女兒，將穆斯林視爲頭號敵人。

根據1939年緬甸官方暴動調查委員會（Riot Inquiry Committee）的報告，印緬騷亂引發了嚴重的流血衝突，造成240人死亡、987人受傷，進一步撕裂了緬甸社會，使族羣對立情緒達到頂點。此次事件反映了經年累月的社會壓力和宗教矛盾，也爲之後的族羣關係埋下了更深的隱患，使緬甸的宗教和族羣關係更加脆弱和動盪。

1948年，緬甸脫離殖民統治取得獨立，然而新的民主政府卻未能維持穩定。面對不斷加劇的族羣衝突，吳努（U Nu）領導下的緬甸民主體制以失敗告終。隨後在1962年，尼溫將軍（General Ne Win）發動軍事政變，建立了威權統治。

新政權藉着國內分裂局勢推行中央集權政策，並於1974年推出新憲法，將緬甸劃分爲7個省和7個族羣邦，便於控制少數民族。例如在1962年，緬甸政府解散羅興亞人的社會與政治組織；1977年將羅興亞人排除在公民之外，導致逾20萬名羅興亞人在1978年涌進孟加拉等等。直到1982年尼溫政府頒佈了國籍法，將135個族羣劃分爲8個主要民族（緬族、撣族、克倫族、克欽族、欽族、孟族、若開族、克倫尼族），從而在法律上鞏固了緬族主導的民族結構，並排斥主要包括羅興亞人、印度裔及部分克倫和撣邦的穆斯林後代。

在1988至2011年間，隨着國家法律和秩序重建委員會（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SLORC）上臺並改組爲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SPDC），軍事統治開始加強對少數族羣的鎮壓。尤其是在若開邦，針對穆斯林的迫害進一步加劇，軍方強迫穆斯林勞役，沒收土地，並驅逐羅興亞人至孟加拉國，甚至在清真寺舊址上修建佛教寺廟，以此鞏固佛教民族的優越地位。

到了2000年代，SPDC利用全球反恐的氛圍和伊斯蘭恐慌的浪潮，透過官方報紙和宣傳手段散播反穆斯林觀點，將穆斯林描繪爲「接管國家」的威脅。政府將穆斯林作爲代罪羔羊，散佈恐慌言論併發行反穆斯林冊子，煽動社會排斥，藉此轉移公衆對專制統治和政策失敗的注意力。

2015年一名緬甸僧人，走過一面貼滿反穆斯林內容的告示牆。 圖／路透社

▌現代佛教民族主義運動與Ma Ba Tha的崛起

在SPDC推動陰謀論並偏袒佛教的背景下，佛教民族主義迅速擴張，並逐漸成爲反穆斯林情緒的依據。反穆斯林情緒在宗教佈道和僧伽主導的民族主義運動中逐漸搬上臺面。這時僧伽的角色愈加顯著，並依託佛教教義中的「Dullabha」（指人身難得）的概念，被民族主義僧伽解釋爲捍衛佛教的依據。

僧伽將穆斯林視爲可能的入侵者，他們聲稱此舉是爲了保護佛教的存續與尊嚴，將反穆斯林行動合理化爲維護佛教價值的必要行爲。而兩次著名的由僧侶領導的佛教民族主義反穆斯林運動，「969運動」和「Ma Ba Tha」組織，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髮展出來。

2012年，以保護佛教文化爲名的969運動在下緬甸迅速擴展，推動佛教徒僅支持帶有「969」標誌的佛教商店，並抵制帶有「786」標誌的穆斯林商店。數字「786」源自阿拉伯語數字化的傳統，意指「奉真主之名，最慈愛、最仁慈的」的數字化表達。穆斯林使用「786」來代替書寫這句祝福語，以便尊重並保護聖語的神聖性。而佛教徒針對786標誌的商店而起「969運動」，969象徵佛教的三寶：佛（佛陀）、法（佛教教義）、僧（僧侶），被賦予抵制穆斯林影響力的象徵。

2013年仰光一輛計程車，貼着「969運動」的LOGO貼紙。 圖／美聯社

▌Ma Ba Tha的影響與反穆斯林論述的深化

隨着969運動的影響擴大，該運動於2013年轉型爲一個更加組織化的團體——Ma Ba Tha（Patriotic Association of Myanmar，意爲保護國家、宗教和佛教教法組織），並獲得了親軍方的聯邦團結發展黨（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USDP）支持。

USDP政府默許Ma Ba Tha僧侶在佛教佈道中散播反穆斯林的言論，進一步增強了其全國影響力。Ma Ba Tha組織的核心人物之一是威拉杜（Ashin Wirathu），一位以其激進的反穆斯林言論而聞名的僧侶，他是969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也是Ma Ba Tha組織的成員。（延伸閱讀：「佛教賓拉登」觸怒軍方底線？緬甸通緝激進和尚威拉杜）

隨着緬甸佛教民族主義運動的擴展，Ma Ba Tha組織在社會中推動了一系列反穆斯林的激進論述。威拉杜等核心成員頻繁在講道中警告信徒，將穆斯林描繪爲對佛教的威脅，並進一步將全球伊斯蘭化與緬甸的地方問題聯繫起來。Ma Ba Tha組織及支持者不斷強調，來自國際穆斯林組織如沙烏地阿拉伯及伊斯蘭合作組織（OIC）的支持和資金，正逐步滲透並加強了緬甸境內的穆斯林社羣，助長了所謂的伊斯蘭化風險。這樣的論述不僅加深了佛教徒對穆斯林的敵意，也激起了他們對自身宗教和文化存續的深層憂慮。

Ma Ba Tha的「反伊斯蘭化」行動旨在透過誇大穆斯林威脅，警醒佛教徒以抵抗「侵略」。僧伽與信徒流傳着穆斯林所謂「征服」緬甸的各種手段，例如：以禮物或暴力手段誘使年輕佛教女性皈依，甚至聲稱穆斯林男子會爲此而受到穆斯林領袖的獎勵。

此外，未成年佛教女孩被迫嫁給穆斯林男性後，可能遭受身心虐待甚至被殺害的敘事在社會中流傳，使佛教徒對穆斯林的恐懼進一步激化。針對所謂的「威脅」，Ma Ba Tha推動政府頒佈了四項保護法律，包括婚姻法，旨在限制穆斯林男性與佛教女性的婚姻，以期保護佛教社羣免受穆斯林所謂的入侵。（延伸閱讀：被迫從軍的幽靈公民：緬甸羅興亞人遭誘騙參軍，與中國精明的內戰仲裁）

被稱爲「佛教賓拉登」的威拉杜，2019年抗議緬甸憲法改革。 圖／路透社

當代的反穆斯林論述與1938年騷亂有着驚人的相似性。在殖民時期，緬甸佛教徒對印度移民，尤其是穆斯林商人所帶來的文化和經濟影響充滿敵意。Ma Ba Tha僧伽利用這段殖民時期的記憶，將過去的「奴役」（kyun-bhawa）經歷映射到當前情境中，稱緬甸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所遭受的奴役可能在穆斯林手中重演。如果不採取行動，未來緬甸的佛教徒可能會再度淪爲奴隸——這樣的歷史敘事成爲了當前佛教民族主義的一種心理防禦機制，使佛教徒在過去的創傷中汲取教訓，抵禦他們認爲的「外來宗教威脅」。

儘管隨着2015年翁山蘇姬領導的NLD政府上臺後，Ma Ba Tha的正式影響力逐漸減弱，該組織甚至被解散，但其理念依然在緬甸社會的根基中存在。透過宗教教育、學校教材和社會活動，繼續向年輕一代傳遞佛教民族主義思想，包括維護佛教文化的純潔性、抵制外來宗教的滲透，並將穆斯林塑造成威脅佛教存續的象徵。宗教恐慌論述深植於緬甸社會，使反穆斯林情緒在國內得以持續，成爲佛教民族主義的延續力量。

▌僧伽的社會角色與族羣衝突的深化

事實上，緬甸的穆斯林人僅佔不到5%，但是民族主義思想和反穆斯林運動已經成爲佛教徒社會化的一部分，並在特定的政治時期被放大。從殖民時期的歷史不公到現代佛教民族主義的崛起，佛教民族主義者透過集體受害感的框架，將穆斯林從被壓迫者轉化爲加害者，緬甸佛教徒則透過反穆斯林情緒與集體受害感構建了自我認同。而緬甸佛教僧伽的社會角色發揮作用，他們不僅是宗教領袖，更被視爲「保護國家與宗教」的道德權威。

僧伽藉此身份，在集體記憶中強化受害者形象，並透過Ma Ba Tha組織的正式架構，推動佛教民族主義，製造宗教恐慌，賦予排外言論正當性。他們利用歷史積怨和現實矛盾，不斷喚醒佛教徒對穆斯林的排斥情緒，使得宗教恐慌成爲一股持久的社會力量。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緬甸的族羣衝突問題更加複雜，並在各類政治動盪中不斷重現，成爲緬甸族羣衝突與宗教排斥的重要驅動力。僧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使得解決宗教恐慌變得更加困難。

2017年印尼羣衆抗議激進佛教僧人威拉杜，指他煽動伊斯蘭恐懼並迫害穆斯林。 圖／路透社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