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餵飯專題直接背】培養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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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提出背景

20世紀60年代後期，美國公衆對於電視暴力影響的關注，國家暴力起因與防治委員會開始對電視暴力內容進行分析，並將其與現實世界對比。格伯納的電視內容分析爲培養分析奠定基礎。

二、理論提出（概念）

“培養分析理論”是由格伯納和格羅斯於1976年提出的。他們認爲在現代社會中，大衆傳媒所提示的“象徵性現實”對人們認識和理解現實世界發揮着巨大影響，由於大衆傳媒的某些傾向性，人們在心目中描繪的“現實”與實際存在的客觀現實間正在出現很大的偏離。同時，這種影響不是短期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培養”的過程，它在不知不覺中制約着人們的現實觀。

三、理論特徵

（一）培養分析理論主要關注商業體制下電視對觀衆的影響。

（二）對格伯納而言，電視的巨大影響主要來自於它的故事化敘事手法。故事不僅告訴我們世界是什麼樣貌，更重要的是告訴我們如何做。

（三）培養分析並不關注單條信息的影響，而是考察整個訊息系統中重複出現的、穩定的內容模式的宏觀影響。

（四）該理論認爲，電視最大的效果不是令人們的態度和行爲發生變化而是使它們保持穩定。

（五）該理論不否定觀衆的主動選擇能力，但認爲由於訊息系統長期積累的培養，要擺脫其影響是不可能的。

（六）培養分析考察的是電視對受衆現實感知的影響。該理論雖然並不認爲電視的強大力量不可抗拒，但認爲它在塑造我們關於現實的共同觀念上確有累積的影響。

（七）培養理論是一個關於社會控制的理論。它認爲社會精英通過大衆媒體故事中隱藏的同質化信息使受衆潛移默化地接受由統治者定義的世界（大衆媒介利用象徵特號製造同意）。

四、理論轉向

（一）格伯納等人從關注暴力問題轉而關注更爲一般意識形態、霸權和社會控制問題。認爲大衆傳播在形成現代社會的“共識”方面具有強大力量。

（二）格伯納認爲，電視通過主流化所實施的社會控制是使用講故事的方式進行的，敘事是主流化的關鍵。

（三）他還提出構成文化環境的“故事”具有三種功能：1、揭示事物進展，並讓受會接受其教育；2、描述事情是什麼；3、告訴我們該怎麼做：提示我們受何種價值和選擇。（例如廣告）

五、文化指標研究

文化指標研究(cultural indicators)（20th60s開始）（培養理論是文化指標研究的一個內容）“我們需要一個量化指標來衡量國家文化狀況。”培養分析從最初的暴力問題轉向了社會性別、老年人刻板印象、教育等領域。

（一）體制過程分析

（二）訊息系統分析

（三）培養分析

附加研究

（一）文化指標研究

（二）新聞折射假說（接觸地方新聞內容可能會影響到對罪行等問題的理解，因爲這些問題有高度的可感覺的現實性與接近性。）

（三）電視3B理論

六、主流化和共鳴[1]

（一）主流化

格伯納在研究中提出了主流化的概念，指的是向居於統治地位的社會精英所設定的意識形態靠攏，是便於順利統治而製造的“主流”。根據格伯納的研究，在電視的主流化過程中，不是簡單地把不同羣體向他們的中間位置拉近，而是共同向着更保守的方向運動。

（二）共鳴（resonance）

格伯納提出共鳴（resonance）概念，即受衆在電視節目中得到的印象一旦在現實中得到印證（很可能是偶然的或非隨機抽樣），就像“藥量加倍”（double dose）一樣，受衆會對這一印象深信不疑，電視對受衆的培養也會加倍。

七、新媒體語境下的“培養理論”[2]

在傳統的“培養理論”中，格伯納的分析對象是商業電視。那麼，在新媒體語境下，就是一種對網絡媒體的分析，所要比對的就是網絡媒體與電視媒體之間的區別。新媒體環境下受衆的互動性和參與性的提高弱化了傳統電視媒體爲主導的時代所構建的符號現實。雖然新媒體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由傳統媒體所構建的虛擬世界，但是培養理論的某些潛在規則在新媒體語境下仍然適用。因爲當下用戶無時無刻不生活在由傳媒所構建的虛擬現實和媒介化社會中。

（一）新媒體背景下培養理論的繼承與挑戰

萬物皆媒的時代使人們不再依賴於從電視中獲取和感知信息，同時社會化媒體使受衆隨時隨地尋求碎片化的多元內容，傳統的電視內容傳播由固化走向離散化。新媒介技術的發展帶來的媒介使用方式和用戶體驗的變遷、傳播方式的變革，使得早期“培養理論”強調的電視對人們現實觀與社會觀的主流化作用需要重新審視。

1.新媒體環境下培養理論的體現

風險社會下人們仍然需要通過媒介對外部環境進行判斷，媒介也可以在互動中建構用戶對擬態環境的認知，發揮其議程設置的作用。因此培養理論的基本前提依然成立，新媒體環境下媒介的涵化效果依然存在。

2.新媒體環境下培養理論正在削弱

（1）碎片化信息環境難以形成共識

新媒體環境下的信息環境更加碎片化，一方面，多數新媒體平臺中的信息呈現以簡短的文字、圖片和短視頻爲主，這種觀看邏輯下傳播的信息本身是碎片化、多元化的。另一方面，由於平臺算法推送機制的存在，受衆羣體被其中每個人的個性化需求細分爲一個個獨立的社羣，這種分衆化趨勢也產生了多種碎片化定製信息。這種新媒體環境下的碎片化傳播語境讓公衆難以構建社會共識。

（2）話語權下放使受衆主動性增強

個性化傳播的新媒體時代，受衆的選擇性提高，可接觸的媒體內容也增多，受衆的主動性極大增強，對媒介的解讀也就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另外，新時代的受衆不再一味被動地接受大衆傳媒所傳遞的信息，受衆的批判意識增強，媒介營造的“象徵世界”未必會對受衆的“主觀世界”產生影響。

（二）培養理論的適用性

信息爆炸和風險社會的當下，人們需要有人或機構來對外部信息環境進行判斷和篩選，即人類始終處在“符號世界”中，不論這種符號是由誰來構建的。同時，智能化媒體環境下，媒體符號泛在化，萬物皆媒的時代來臨，媒體無處不在，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媒體也以更隱蔽的方式來建立擬態環境。

（三）培養理論的新發展

1.格伯納的進一步研究

爲了闡明電視在整個文化體系中的中介作用，格伯納把培養研究納入一個雄心勃勃的研究計劃——文化指標項目。所謂文化指標（cultural indicators），是和經濟、社會指標相比較而言的。格伯納認爲，除了衡量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狀況的各種指標以外，我們還需要一個量化指標來衡量國家的文化狀況。由於電視是美國最普及的文化代理人和最顯著的文化象徵符號的傳播者，所以格伯納將電視節目內容的衡量及其影響的評估作爲文化指標的主要依據。文化指標的研究涉及三個研究項目：（1）體制過程分析；（2）訊息系統分析；（3）培養分析。

在隨後的研究中，格伯納又提出了“主流化”與“共鳴”的概念。

格伯納認爲，電視通過主流化所實施的社會控制是使用講故事的方式進行的，“敘事”是主流化的關鍵因素。電視中的故事是對現實的“表徵”，故事就像是一個藏有意識形態的特洛伊木馬，我們對現實世界的“知識”，至少有相當部分來自這種象徵符號。構成文化環境的故事有三種功能：（1）揭示事情如何進展；（2）描述事情是什麼；（3）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做。

2.新發展

近年來，培養效果分爲了兩種變量：

（1）第一級信念（first-order beliefs）：觀衆對外在事物的信念。

（2）第二級信念（second-order beliefs）：從事實中推論得出的關於期望與傾向的概念。

（3）擴展培養假說：麥克勞德認爲，培養理論可能不支持總體上的電視內容，但可能適用於特定種類的電視節目。

八、爲什麼說培養理論是“象徵性現實”的建構理論？

大衆傳媒所傳遞的信息建構着一種擬態環境，對人們認識和理解現實世界發揮着巨大的影響。由於大衆傳媒的某些傾向性，人們在“主觀現實”與實際存在的客觀現實之間正在出現很大的偏離。同時，這種影響不是短期的，而是一種長期的、潛移默化的教養過程，它在不知不覺中制約着人們的現實觀，建構着一種象徵性現實。

大衆媒介中的內容是對現實的表徵，這種表徵具有特定的價值和意識形態傾向，通過“報道事實”、“提供娛樂”等形式傳達給受衆。這種象徵性現實的建構表現在大衆媒介的內容塑造着當代社會觀和現實觀的“主流”。

☆參考文獻

[1]劉海龍.大衆傳播理論:範式與流派[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254-257.

[2]毛藝融.新媒體環境下“培養理論”發展研究[J].西部廣播電視,201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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