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國防軍？緬甸軍政府如何養成濫殺百姓的「死忠士兵」

「軍隊濫殺無辜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圖爲2007年緬甸反軍政府示威，日本攝影記者長井健司（左），被緬甸軍隊惡意開槍射殺的倒地瞬間——當時緬甸軍政府辯稱長井只是運氣不好、被流彈打中，但根據目擊影片的證據，長井是被緬甸士兵故意瞄準開火。時過境遷，重新政變奪權卻始終不認錯的軍政府，在2021年4月逮捕了日本獨立記者北角裕樹，再一次的捕抓記者、引發國際譴責。 圖／路透社

「軍隊命令你開槍，但士兵有權力把槍口擡高一釐米。」

「緬甸軍隊，難道都只有惡人嗎？」緬甸國防軍自2月1日奪權、政變以來，與民衆的衝突愈發激烈。這當中的「激烈」已在政變不久後迅速升級爲流血的死亡衝突，軍方多次被目擊、被拍攝到以實彈掃射示威者和手無寸鐵的民衆；在夜晚宵禁期間，在大街上拳打腳踢路經的民衆，同時也在少數民族地區採取以激烈手段，焚燒當地人的房子。軍方種種惡劣暴行受到國際譴責，然而讓外界質疑、悲憤不已的關鍵也在於：當受害者在自己面前苦苦哀求、無辜者在亂槍掃射後倒下之際，軍人難道都沒有閃過一絲動搖的念頭嗎？惡行的背後，這些軍人的思考與面對的處竟又是什麼？

截至目前爲止，緬甸至少有100位軍警死亡（未有完整統計），而根據緬甸援助政治犯協會（AAPP）統計，至少737位平民死亡、3,229人被捕。但也有消息透露，軍方在殺害後會直接「消失遺體」，因此實際死亡數字可能更高。

其實在政變一個月後的3月初，就有「抗命」的軍警逃亡到印度。促使他們逃跑的一致原因是：他們不願服從軍方命令，對示威者開槍。其中一位接受《BBC》採訪的逃亡警察Htut說，「軍方命令我們以五人爲小組開槍射擊、我知道也有人被痛打，讓我徹夜難眠。」Htut透露他是當時唯一一位從警察局逃走的人，他騎着機車經過一座又一座的村莊，最後才順利逃往抵達印度邊境。

在緬甸龐大的軍方體系底下，他們是良心受到譴責而逃離體制的一羣；但選擇忠誠于軍方、繼續留在體制內的另一羣軍警，他們又是怎麼想的？而他們的家人又面臨什麼處境？

從2月1日政變至今，絕大多數的緬甸軍隊仍忠於最高司令敏昂萊將軍，絲毫沒有透露出對於示威民衆的那怕只有一丁點理解與同情？ 圖／法新社

▌體制內外，價值觀的巨大分歧

一名也在3月逃跑的緬甸軍方上尉Tun Myat Aung，目前正四處藏匿中。他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表示，自己深愛着緬甸國防軍，但如果要他在「國防軍」和「國家」中擇一，那永遠會是選擇國家。他也是這麼告訴自己所領導的第77輕步兵師（這個師擁有過去殘忍鎮壓其他緬甸少數族羣的紀錄）。對Tun Myat Aung而言，加入國防軍是爲了守護國家，而非對付緬甸人民。

「大多數的士兵都被洗腦了。」Tun Myat Aung表示，軍隊在緬甸自成一個體系，擁有自己的企業、銀行、醫院和學校等，士兵們的生活與外界隔絕，包括日常的起居、社交生活和工作等等。除了上司不斷監視他們的軍營和社羣媒體，平行的世界、疏離的社交生活也讓士兵們難以與民衆接觸溝通，導致他們幾乎只能接受軍隊餵養的想法，進而形塑了軍方想要「培養」的價值觀：

示威者都是罪犯；身爲國家的守護者，軍方正在保護緬甸免受外國勢力干擾。

另一位投書到《Tea Circle》的緬甸示威者Rio（匿名），其父親是緬甸國防軍裡的上尉，他在投書裡訴說與父親的巨大分歧。Rio認爲若要解決緬甸的問題，緬甸國防軍就必須撤離，但上尉父親認爲「軍隊纔是緬甸的救世主」。

在政變之前，儘管立場與價值觀不同，Rio還是有機會與父親、父親的同事們（多爲上尉和少校）、乃至於其他士兵們交流。政變之後，自己最後一次和父親對話是發生在3月26日。這一天也就是緬甸軍人節的前一天，軍方在27日血腥鎮壓至少90位示威者。父子對話最後是以爭執、不愉快收場。

緬甸軍人堅信，「示威者都是罪犯；身爲國家的守護者，軍方正在保護緬甸免受外國勢力干擾。」 圖／歐新社

從過去多次交流的經驗裡，Rio從這些軍官士兵們的談話中瞭解到他們的政治立場，也提供了另一角度解釋軍方爲何會視示威者爲「罪犯」。

Rio表示：大部分的軍人對緬甸的政治和宗教議題理解相當狹隘，這些理解皆源自於反翁山蘇姬（ASSK）、反全民盟以及佛教民族主義的基礎之上。對這些士兵而言，他們認爲翁山蘇姬並非真正的民選領袖，而是一位效忠於外國、和外國人結婚，且效力於穆斯林和羅興亞族的人選。而由軍方支持的聯盟團結與發展黨（USDP）及相關單位，過去也持續在宣傳散播類似的想法和仇恨言論。

長年宣傳的效果之下，軍方將所有示威者都視爲翁山蘇姬——一個效忠於外國人的領袖——的支持者，他們更難以理解示威者呼籲釋放翁山蘇姬的訴求。Rio悲觀預言，這些士兵對當前局勢、示威者的錯誤理解，只會繼續加深與人民和示威者的分歧，殘忍的血腥鎮壓也只會隨之加劇。

和Rio的處境大致相似，32歲的May是一名士兵的妻子。她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表示，「士兵們認爲軍隊是對的，他們認爲這場政變會在一年後結束。」政變以來，她一直遊走在軍隊和示威者之間的鋼索上，她瞞着丈夫，偷偷靠着不穩定的網路紀錄街頭抗議活動，同時還發送救助金給街頭罷工的示威者、以及逃離部隊的警察。其他士兵的妻子們紛紛警告May，她的行爲會讓自己和丈夫陷入危險當中。

「許多士兵的另一半們也都認爲軍方是對的。就算不贊同，她們也會太害怕而不敢表態。」不畏言的May認爲，整個軍方體制都需要改革。

「軍政府對士兵們不斷灌輸針對翁山蘇姬的敵意...對這些士兵而言，翁山蘇姬並非真正的民選領袖，而是一位效忠於外國、和外國人結婚，且效力於穆斯林和羅興亞族的人選。」圖爲2012年美國歐巴馬破冰訪問緬甸，與甫被解除軟禁的翁山蘇姬吻頰致意。 圖／法新社

當受害者在自己面前苦苦哀求、無辜者在亂槍掃射後倒下之際，爲什麼緬甸軍人都沒有閃過一絲動搖？」 圖／路透社

早在2009年，一位緬甸作者Saw Tun在《伊洛瓦底》裡提及：軍政府養成的軍人們，普遍認爲一般百姓和其他公務員的生活「相對輕鬆且缺乏紀律」。於是相比起努力服務、爲國家犧牲的軍隊，這些怠惰的人民和公務員，並沒有努力發展國家，導致緬甸落後於其他國家。由此延伸，Saw Tun認爲這進一步對士兵們造成的效果是：基於自己的犧牲和努力，他們值得擁有行使國家政權的唯一權利（sole right）。所以在士兵們眼裡，和平的示威者就像是懶惰的機會主義者——「這些人要求權利，卻又毫不努力。」

Saw Tun的說法也印證了上述《紐約時報》的報導，被高度灌輸軍事思維的官員是與人民隔絕開來的，他們對人民的困境確實一無所知。即便被任命爲文職官員，這些官員也不會與民衆往來，因爲軍隊訓練裡就告訴他們：

「...不能與人民過分親密。」

相同的邏輯在此次政變中依然適用。這樣的價值觀多年來之所以難以撼動，不僅是因爲士兵們長年接受有組織、有計劃的思維訓練以及隔離生活，這或許也和他們切身的生命經驗有關。某種程度上，若否定自己的價值觀，即否定自己過去在軍隊裡的一切。

「我的父親當了30年的士兵，他的思考方式幾乎都受到緬甸國防軍的影響。他認爲沒有其他領導人和機構，能比緬甸國防軍更好。」對Rio而言，「軍人的兒子」和「示威者」的雙重身份讓他身陷危險，在他最後和父親的通話中，他仍希望父親可以瞭解緬甸國防軍的所作所爲是錯誤的。然而，他也悲觀坦言：「如果我因爲抗議軍政府而犧牲，儘管所有緬甸人都將爲之鼓掌；但作爲父親，他應該很難爲我感到驕傲吧。」

「軍人的文化更爲剛勇優秀...所以不能與人民過分親密。」 圖／路透社

▌軍人家屬，也該受到譴責嗎？

Rio與May的例子赤裸裸地反映了身爲軍方家人的矛盾與複雜情緒。現實是，不論支持或反對這場政變，軍方的家人們都將無可避免地捲進風波里。

首當其衝的是軍方總司令敏昂萊的孩子，美國在3月中旬宣佈將制裁敏昂萊的子女以及其旗下6家企業。不僅如此，敏昂萊的孫子就讀的國際學校，還收到其他學生家長的投訴信，要求校方將他開除。家長們施壓校方，如果繼續允許讓敏昂萊的孫子上課，那麼其他學生將全部退課以示抗議。校方並沒有正面迴應家長的要求，但宣佈將暫停所有課程。

事件也延燒到緬甸的大學校園內。緬甸多所大學的學生會宣佈驅逐軍方的子女；有些校友團體也表示不會再邀請軍方子女參加活動。面對來自社交平臺、現實生活的孤立與各方攻擊，有些軍方家屬也被逼得出來求情。一名緬甸退休高級軍官Htin Zaw Win的妻子在看到自己的女兒被「網路肉搜」後，在社交媒體上懇求：

事實上，這名母親口中的「社會懲罰」正如火如荼地在社羣平臺上展開。政變以來，一些示威者發起線上運動譴責軍方的同夥和家人，尤其集中火力譴責目前居住在國外、享受民主自由的軍人親屬們。示威者認爲透過對軍方家人實施社會懲罰，有助於施壓軍方、進而扭轉形勢。示威者們還另外創建了一個網站「socialpunishment.com」，按照「菁英」至「最低」等級，詳細列出約190位軍方官員和其家屬們的個人資料，包括名字、現居地點以及與軍方的相關訊息等。

敏昂萊一家三代。美國在3月中旬宣佈將制裁敏昂萊的子女以及其旗下6家企業。不僅如此，敏昂萊的孫子就讀的國際學校，還收到其他學生家長的投訴信，要求校方將他開除。 圖／敏昂萊官網

緬甸留日生Nan Lin Lae Oo是軍方中將Kyaw Swar Lin的女兒，其父親被指控下令士兵在曼德勒向示威者開槍，造成多人死亡。相關消息傳出後，許多緬甸人和留日生因此去信要求日本政府取消Nan Lin Lae Oo的簽證，也有人將印有其照片的海報張貼在東京東洋大學校園，並且要求校方開除她。此外，在東京的緬甸學生們也宣佈，斷絕所有與Nan Lin Lae Oo的聯繫。

結果一位留日生Khaing Zaw Thwin就表示，自己反過來收到Nan Lin Lae Oo的威脅，「她告訴我們，如果你還關心在緬甸的家人的安全，所有人就閉上嘴。她還是人嗎？如果我是她，我會以自己是一個殺人犯的女兒爲恥。」但選擇以這樣的方式來「懲罰」軍方的家人，Khaing Zaw Thwin也有過掙扎：

然而這要進一步追問的難題也是：軍人家屬就必然得受到懲罰嗎？即便是，又該如何拿捏「社會懲罰」和「霸凌」之間的尺度？

4月11日，東京街頭的緬甸反政變示威。在羣衆的口號中，除了針對緬甸軍政府、以及其最大靠山中國的譴責外，悲憤的緬甸僑民們也呼籲聯合國應正面行動，履行「保護責任」（Right To Protect，R2P），出手阻止軍隊血腥鎮壓的暴行。 圖／歐新社

軍人家屬就必然得受到懲罰嗎？即便是，又該如何拿捏「社會懲罰」和「霸凌」之間的尺度？...又或者說，當緬甸軍人們仍無情執行着民間殺戮之際，作爲被迫害者的緬甸人民，究竟又該顧忌多少道德正義？ 圖／歐新社

「這是人們擁有的極少武器之一。」在澳洲當醫生的緬甸人Bryan Tun認爲，這種網路運動是一種有效的抵抗。Bryan Tun的父親是緬甸商務部長，他向《路透社》表示，儘管自己的名字並未被列在「socialpunishment.com」網站上、且他過去也是翁山蘇姬的支持者，但仍免不了被肉搜公審。儘管如此，他依然認爲相比起軍方的真槍實彈，這種抗爭手段是人民能有效對抗的工具。

《Frontier Myanmar》分析，這些「社會懲罰」非常有效，它不僅促使被「盯上」的人士關閉臉書保持低調；同時這也讓部分與軍隊有連結的名人——不管是出於其信念，或是因爲爲了保護自己的形象、維持粉絲的流量等——奮力譴責政變。例如緬甸國防部前軍官的網紅女兒Nay Chi Oo就公開支持和捐款「公民不合作運動」，她也在臉書上向父親道歉，請求父親諒解其立場。

「『社會懲罰』是手無寸鐵的人民的工具。我們不是在譴責性別、宗教或族羣，而是譴責侵犯人權的行爲。」對於支持以「社會懲罰」作爲抗爭手段的示威者而言，他們清楚知道這場「社會懲罰」存在道德倫理上的爭議，尤其這也是公然侵犯隱私的行爲。

其中一位支持者告訴《泰國公共電視臺》，他承認在這過程中必然會犯錯，但認爲這些錯誤是無可避免的：「我知道有些人會被公審，不是因爲此次的『社會懲罰』，而是來自其他人的私人怨恨。我有認識軍警的孩子，他們的行動勝於雄辯，他們很努力抗議政變。然而有些人卻只會假裝在社交媒體上抗議政變，實際上卻什麼都不做...但正義是一視同仁的，歷史將會成爲這些人的法官。」

「但正義是一視同仁的，歷史將會成爲這些人的法官。」圖爲華府街頭的緬甸僑民，爲了聲援反政變行動，上演的街頭行動劇。 圖／路透社

▌軍隊是否有可能分裂？

政變即將邁入第三個月，隨着不同程度的鎮壓力道，軍方內部是否有可能出現分歧，進而分裂？

軍方或許存在分歧的聲音，但若大規模的分裂並非易事，尤其軍方已經建立起由上而下、環環相扣的龐大體系，以及行之有年的思維訓練和隔離生活。因此，高級軍官會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現有的權力和金錢資源；而低階士兵即便無法享有同等資源，甚至受到上級惡劣對待，但爲了繼續保住現有位置，依然會選擇服從。

即便如今難以撼動整個軍方體制，但可能已出現慢慢鬆動的冰山一角——有的軍官、警察逃離了體制，說出真相；而有些正以自己的方式支持者民主運動，就如Rio和May一樣。「緬甸軍隊，難道都只有惡人嗎？」答案不盡然是如此。但或許值得進一步思考的也是：緬甸軍方體制是否真的只是「惡人」的培養皿？而惡人的「惡」又是絕對的嗎？

沒人能預測這場政變將在何時、以什麼方式落幕。但對緬甸示威者最終極的訴求，求的即是能將軍政府，從緬甸連根拔起。

「你還記得長井健司之死嗎？」緬甸軍政府在2007年射殺日本記者長井健司後，他的日本記者同行組成了互助團體，向緬甸抗議討回公道，並要求歸還長井被軍方沒收的相機。事發之後，雖然時任首相福田康夫表達嚴厲譴責，但並沒有實質更強硬的施壓；日本警視廳協力調查的結果，認定是遭到緬甸軍警的主動刻意射殺，但後續的法律與政治責任，最終不了了之，只餘長井的家屬和同僚好友們每年的忌日懷念。 圖／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