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西藏史（一百三十六）——開元年間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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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馬拉雅的小夥伴大家好，藏史德雲社的老布，又來啦！

上期咱們聊了開元末年的一場大戰，這一期我們對開元二十九年裡的戰爭做一個總結。

我們老說軍事是政治的延續，那軍事有沒有可能反過來影響政治呢？

答案是肯定的，這種例子在開元年間就出現了，而且不止一個。

從吐蕃這邊說，韋氏大相達扎恭祿要不是大勝唐軍，威名甚盛，沒準能安全活到死。但問題是他也不知道，大勝唐軍能導致自己被剁了。再說了，當時可是尺帶珠丹親征督戰，也容不得他有啥花花心思。

同樣的例子，之後在唐朝也出現。

王忠嗣最猛的時候，身兼河東、朔方、河西、隴右四鎮節度，“控制萬里，勁兵重鎮，皆歸掌握。”

然後就是因爲不想打石堡城，就差點被李隆基咔嚓了。

這都屬於軍權太重，讓君主有點突突，想要拔刺的案例。

除了這種君臣之間的猜忌以外，軍事還影響了行政區劃和管控方式。

這種影響在唐蕃雙方都存在，只不過吐蕃類似的記載比較少，我們只能拿唐朝做例子。

隴右是唐朝的心腹之地，東接關中，西聯河西，要是把西域比做唐朝伸展的羽翼，那隴右就是這幅翅膀的翅根。

當吐蕃從高原上崛起以後，隴右也承受着巨大的軍事壓力。

還記得我們之前講過，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年）論欽陵在素羅汗山(今甘肅臨洮界)大敗唐軍，武則天震怒，主將王孝傑和婁師德都被直接擼成了白丁。

其實，早在此戰之前的694年，武則天爲應對吐蕃的威脅，就隴右邊防做出了調整。在這一年裡，她提拔婁師德爲“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都、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這是目前諸州諸軍合併管轄的最早例證，不久之後，武則天又設置了隴右諸軍(州)節度大使，以涼州爲駐地，掌管區域包括隴右、河西，以及整個西域地區。(《安史之亂前唐王朝對吐蕃的軍事對策——以隴右節度爲中心》_鄭紅翔)

能擔任隴右諸軍(州)節度大使都不是一般戰士，婁師德、唐休璟、魏元忠、郭元振，隨便摸一個出來，都是朝堂上的狠人。

由於隴右道的轄區實在過於狹長，東西延展長達三千多公里，再加上吐蕃鯨吞吐谷渾之後，對河西走廊的軍事壓力太大。

郭元振曾經上奏武則天說：“國家所患者，唯吐蕃與默啜耳，……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 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己，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

這段話說得極其精彩，充分展示了郭元振老辣的戰略眼光。

他說：“今天國家所要顧忌的，也就是吐蕃和後突厥的默啜可汗。其中，外患是西突厥的十姓部落和安西四鎮，內憂則是甘、涼、瓜、肅等州，也是就河西走廊。善治國者，應該是先內後外，不應該因爲外患而損失國內，這樣就可以保證國家的穩定。論欽陵認識安西四鎮靠近他們，這是他們的關注點，同樣的，青海、吐谷渾、鄯州，是我們的要害之處，應該是我們的關注點。

也就是說，郭元振認爲河西走廊被據突厥、南擋吐蕃，而且地形狹長，缺乏戰略縱深，應該是唐朝最最緊關節要之地。

這是在這種戰略考量下，唐睿宗史載景雲元年(710) 十二月，“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

次年四月，正式確定了河西節度使的行政建制，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轄區以黃河爲界，從隴右道中分出黃河以西專設河西道。

河隴兩道分立，也是唐代節度使設立的開始。（《唐景雲年間的隴右分治》_裴恆濤）

知道了河西節度使的設置時間，那隴右節度使是什麼設置的呢？

關於隴右節度使的設置時間，唐史裡有大量的記載，但問題是時間相差了好遠。

時間最早的《唐會要》寫的是開元元年（713年）的十二月，記載最晚的《元和郡縣圖志》寫的是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整整差了二十年，中間還有開元二年、四年、五年等各種記載。

目前主流的觀點以《資治通鑑》的記載爲準，隴右節度使設於開元二年(714年)的十二月甲子，首任節度使是咱們之前講過的郭知運。

但也不是沒有反對的觀點，有的學者認爲楊矩做鄯州都督的時候，就已經隴右節度使了。依據是楊矩父親的墓誌銘在提到自己這個二兒子的時候，寫的是“持節隴右諸軍州節度大使、兼鄯州都督。”

只不過他做的時間短了點，713年的12月才做上，714年的八月就自殺了。他自殺的原因是吐蕃大舉攻臨洮，掠走了隴右牧場的軍馬。而郭知運受命接任隴右節度使，也正是爲了更好地應對吐蕃的威脅。（《唐代前期隴右節度使研究》_盧紹華）

說到這裡，我們就可以來分析一下，吐蕃的軍事壓力，對唐朝軍事改革的推動了。

縱觀整個開元時代的二十九年裡，吐蕃聲勢浩大的進攻一共有三次。分別是開元二年、開元十五年、開元二十九年，這三次進攻朝野震動，都促成了唐朝隴右地區的軍事調整。

開元二年（714年）的八月，唐蕃河源會盟破裂，吐蕃大相坌達延率十萬大軍，殺入洮河流域。蕃軍一路勢如破竹，不但掠走了大量的隴右軍馬，還威脅到了蘭、渭兩州。

李隆基馬上調整部署，以薛訥爲“隴右道防禦軍大使”，郭知運爲防禦軍副使，招募大量猛士從軍，派往隴右前線。

洮州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管轄隴右的馬場，還在於從洮河北上，可通蘭州，也就是所謂的“狄道”。

同時，從洮河流域向東，可達鳥鼠山，此地爲渭河源頭，再向東沿渭水谷地，可直通關中。

所以，洮河流域對唐朝來說，戰略地位相當重要。

開元二年的十月，蕃軍捲土重來，再次殺進了洮河流域。

氣急敗壞的李隆基發下詔書，“調朔方後軍兵及前年朝堂應募健兒等，總十萬人，羣牧馬四萬匹”，要御駕親征，跟吐蕃玩命。

所幸薛訥和王峻在武街驛大敗蕃軍，沒給李隆基赤膊上陣的機會。

雖然武街驛之戰唐軍大勝，但吐蕃在一年之內兩次集重兵攻擊隴右，足以說明吐蕃對隴右的重視程度。這件事反過來提醒了李隆基，讓他加大了對隴右防務的投入。

此役過後，李隆基對西北鎮軍作出了改革。

首先擴充了軍鎮的士兵的數量；

其次是優先招募軍鎮附近的人當兵，免去了從中原奔赴邊疆的勞頓之苦；

最後是在鎮兵之外，另外組建“戰兵”隊伍。這些人只負責作戰，提高邊兵的戰鬥力。

這三條改革直接切中唐朝府兵制的時弊，改變了以前鎮軍每年輪換，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情況，很快就收到了效果。

開元八年，唐朝開始在兩京及諸州選取十萬人，免去所有差科，專門教習作戰，他們就是“戰兵”。同時，“戰兵”制度也開始在東北的幽州推廣。

到了開元十五年9月，吐蕃再次大規模入侵。

這次進攻由尺帶珠丹親自壓陣，蕃軍突破了祁連山防線，攻陷了河西重鎮瓜州，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之死也與這次進攻多少有些關係。

唐軍在這次進攻中表現，展示出常備軍力無法應對吐蕃的大規模進攻。雖然這次吐蕃的進攻主要是針對河西，但隴右作爲唐朝的心腹之地，在此戰之後，依舊迅速做出了調整。

當年十二月，李隆基下詔創立了“秋防”制度。

每年六月從關內徵調一萬士兵在臨洮集結，到了十月如果沒有戰事爆發，就放還關中。同時，從朔方軍調一萬精兵，六月集結於會州（甘肅靖遠縣），到十月無事，便迴歸本軍。

這種每年六月到十月的臨時徵調，就是所謂的“秋防”。

出現“秋防”的原因在於，吐蕃的進攻有很明確的集結性特點，每年到了麥收集結，吐蕃都會發兵掠奪河隴的麥田，以便實施以戰養戰的策略。

同時，秋防制度還能看出河西、隴右、朔方三軍的配合。

李隆基的詔書明確寫到，吐蕃由河西進犯，河隴朔方軍隊該如何配合；吐蕃從河源進攻，三地唐軍要怎樣協作；吐蕃攻鳳林關，唐軍該如何應對。(《朔方節度使與唐代中前期西北邊防—以“安史之亂”前西北地區的戰略協作爲中心》_李文才)

由此可見，唐朝其實對蕃軍的進攻路線很清楚。

這也符合地理環境的特點，從青藏高原向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區，地形破碎，溝谷縱橫，適合大兵團作戰的通道，其實就那麼幾條，吐蕃知道，唐朝也清楚。雙方都在重要的戰略節點上建城駐軍，大量的戰例都是圍繞着幾個戰略支撐點展開的攻防戰。這也讓隴右的拉鋸戰，顯得異常殘酷和焦灼。

爲了應對連綿不絕的戰事，李隆基除了派駐更多的軍隊以外，還對節度使的財政權也作了調整。

開元十五年的十二月，隴右節度使張志亮獲得了所在區域的支度、營田等財政調配權。

我們在談到安史之亂的時候，經常會說安祿山造反是因爲他既擁有軍權，又掌握財權，幾乎成了國中之國，並以此來證明李隆基的昏庸。其實李隆基不可能不知道這種弊端，而且唐朝之前的慣例也是軍權與財權是截然分開。但戰爭的爆發是一瞬間的事情，坐鎮邊疆的將領，必須要有足夠的財權支撐軍事運作。所以這是個兩難的決定，而幫着李隆基下決心的，正式他的妹夫——吐蕃贊普尺帶珠丹。

開元十五年的四十萬大軍入侵河西，就像是一記重拳，打開了節度使掌財權的禁錮，纔有了之後安祿山的漁陽鼙鼓。

另外，鎮兵的長期駐紮從另一個方面，增加了節度使的權威。

之前唐朝推行的府兵制，是以國家軍隊爲核心的狀態，具有“戰時爲兵，平時爲民”的特點，是一種強制性的義務兵制度。

但隨着吐蕃軍事威脅的增大，府兵被迫長期在軍中服役。

在開元五年的詔書裡曾經特別強調，邊兵服役以“三年二年爲限，不得延留”。但到了開元十六年的詔書裡，邊兵的輪替已經到了五年。

所以，從河隴開始推行的節度使制度，其實核心就是邊防駐軍的長期化和常態化。

這種以招募爲主的邊兵，士兵不需要從事農業生產，以戍邊爲職業，所需要的物資全部由國家供給，這就已經成了合同制的專業軍人。

唐朝的募兵制在開元二十五年形成了定製，在這一年發佈的詔書裡寫到，“……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徵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充健兒長住邊軍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永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同去者，聽至軍州，各給田地、屋宅。人賴其利，中外獲安。是後，州郡之間永無徵發之役矣。”《唐六典·卷第五·尚書兵部》

由此，之前推行的徵兵制被廢止，開始招募長征健兒充實邊軍。這些被招募的健兒常駐於邊地，家屬也可以自願隨軍安置，朝廷負責給予田地、房屋、稅賦上的優惠。

於是鎮兵與將領之間的關係，從府兵制執行的“兵散於府，將歸於朝”，變成了兵與將緊密聯繫，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唐朝真正出現了軍閥。

我們看問題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當時的歷史環境。

有很多事情，不是出於個人意志，或個人喜好，而是環境使然。

而在玄宗時期發生的唐朝兵制改革，很大程度是來源於吐蕃的軍事壓力，所以這種改革最早在河隴推行，而後向其他區域推廣。

到了開元二十九年，尺帶珠丹再次御駕親征，唐蕃兩軍圍繞着石堡城展開了激烈的攻防。

李隆基在次年（天寶元年，742年）正月，再次梳理了節度使的管轄範圍和兵備數量，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天寶十節度”。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死胖子安祿山正式上線，擔任了平盧別爲節度。

在天寶十節度中，安西統兵二萬四千、北庭統兵二萬、河西統兵七萬三千、朔方統兵六萬四千七百、河東統兵五萬五千、范陽統兵九萬一千四百、平盧統兵三萬七千五百、隴右統兵七萬五千、劍南統兵三萬九百、嶺南統兵一萬五千四百人。

鎮兵總計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每年的軍費開支達到了布一千二十萬匹，糧一百九十萬斛。

其中，河西、隴右、朔方、安西、北庭、劍南六個節度，都有防禦吐蕃的任務，可見當時吐蕃的威脅之大。

甚至我們可以這麼說，要是沒有吐蕃的威脅，根本就沒有安祿山這死胖子做大的機會。從這個角度上說，安祿山能混得人盡皆知，還得感謝吐蕃。

我們比較詳細的介紹了唐朝在吐蕃的壓力下實施的軍事制度改革，那反過來說，吐蕃有沒有做個相應的制度改革？

一定是有的，因爲唐朝也發動過軍事進攻。

在整個開元的二十九年裡，唐軍分別在開元五年、開元十二年、開元十六年、開元二十五年，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反擊。

這些進攻會不會反過來促成吐蕃軍事制度的變化，一定會，因爲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只不過吐蕃的歷史資料比較少，我們很難看出不同時代的變化。但是吐蕃設置了東境(鄙)五道節度使，可以認爲是吐蕃遇到和唐朝一樣的問題。就是邊境與核心區的距離太遠，從衛藏調兵成本太高。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唐蕃是殊途同歸。

《吐蕃東境(鄙)五道節度使研究》_朱悅梅；

當然最後的結果也差不多，唐朝出了個安祿山，吐蕃出了個論恐熱。

最後我們說一個數據，綜合漢藏各種史料的記載，開元二十九年裡僅在河隴地區爆發的大戰，就有23次之多。其中，吐蕃進攻14次，唐軍進攻7次，比例大概是三分之二對三分之一。

這說明，開元年間吐蕃依舊佔據着戰場的主動權，但同時也要注意到，唐軍發動進攻的次數，明顯高於李治和武則天時期，取得的戰果也更多。

這說明唐朝走到第二個高峰期後，擁有了更多的戰爭資源，戰爭的天平正悄悄地向唐朝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