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釗猷：1987年，受到鄧小平接見，他對我說了三句話

可以說，我的從醫生涯就是與祖國共成長的。

1930年，我出生在廣州一知識分子家庭。少年時，我父親一直跟我講：“你這個人老實，最好學醫。”1949年上海解放，19歲的我終於有機會參加高考。我報了三個學校，最後順利考入原上海第一醫學院（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

我深深覺得：如果沒有上海解放，沒有新中國成立，我是不可能有學醫機會的。抱着一種報恩的思想，我從入學第一天就立志：努力學習、報效祖國，做一名好醫生！

入黨前，我擔任中山醫院共青團總支書記，一直認爲要發揮更大作用，就需要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工作。黃家駟、沈克非等名醫大家，都親自率隊參加抗美援朝醫療隊，那種以“天下爲己任”的家國情懷，也深深感染着我，“爲人民服務”不再是一句單純的口號，而是要用一生爲之奮鬥的目標。

1959年3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那一年，我如願成爲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那一年，恰好是五四運動40週年，新中國成立10週年。我至今記得，大家很激動，大聲唱着“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我們少時經歷過戰火紛飛的舊社會，親眼目睹了完全看不到希望的場景。新中國成立後，大家變得奮發圖強，振興中華是所有人共同的目標。

聽黨的話，服從黨的需要。我畢業後長達10年時間裡，從事血管外科研究。1968年，因國家需要，我開始改行做肝癌研究。當時國家提出來：癌症不是地方病，是常見病，我國醫學一定要戰勝它。其實我內心也是很矛盾的，要從熟悉的領域轉到全新的領域，而肝癌是一條鮮人問津的“荒蕪之路”，路的兩旁是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病人，初始的工作談何容易！

我記得1971年有外國學者收集全球1905年至1970年間生存5年以上的肝癌病人，結果只找到45人。來到肝癌領域，我一上手就面臨“天天要死人”的尷尬境遇，晚上5分鐘死兩個病人，我用一個推車推兩具屍體到太平間的那一幕，至今難忘。

但我知道作爲黨員醫生，從最廣大人民利益出發，初心就是兩個字——救命。

功夫不負有心人，轉機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我領導一個小組，解決了肝癌早期治療的關鍵問題，由此使肝癌由“不治之症”變爲“部分可治之症”。此後，我提出亞臨牀肝癌概念，並被國際肝病學奠基人漢斯·波珀教授稱爲“人類認識和治療肝癌的重大進展”。由於小肝癌領域的研究 ，1979年，我榮獲美國紐約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

轉到肝癌領域半個多世紀，我看到了肝癌病人的生存期從5年延長至10年、20年、40年……曾經中山醫院一個肝癌診治病區“5年死500多名病人”的絕望，已成歷史。我們建立的肝癌轉移模型，已有全球200多家科研機構索取這一模型，其中包括美國MD安德森癌症中心、美國賓州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等。

1987年，我作爲中青年醫生代表接受中央領導的接見，“人民感謝你們，國家感謝你們，黨感謝你們”，鄧小平同志說的這三句話，讓我倍感欣慰與鼓舞。

而今我已91歲，可以說快一輩子了，回望自己與肝癌“搏擊”的大半生，入黨無疑是最高光時刻。因爲入黨，我立志努力學習，報效國家；因爲入黨，我立志努力工作，爲國爭光，認定了這一生要救死扶傷，攻堅克難。

時至今日，60多年前入黨時的黨章和宣誓誓詞，我印象依舊深刻。“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它引領我義無反顧投入救死扶傷，也引領我走向了醫學科研的高峰。

今時今日，我們依舊面臨許多醫學難題，醫學如何惠及14億人口？需要我們繼續拿出高精尖新、多快好省的治療辦法。這提醒我們：在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在一切爲了病人的道路上，還須星夜兼程，須臾不得鬆懈。

人的一生不在於做了幾件事，而在於做成幾件事。最後我與後生們共勉四句話：嚴謹進取、放眼世界、鍥而不捨、振興中華。

（作者爲中國工程院院士、復旦大學肝癌研究所榮譽所長、第15屆、16屆國際癌症大會肝癌會議主席）

欄目主編：毛錦偉 本文作者：湯釗猷 文字編輯：顧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