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恩』新書速遞 | 《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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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星期六
科舉是中國歷史上最爲重要的制度之一，沒有科舉的話，或許中國會完全不同。
—— 包弼徳
就像死亡與繳稅，科舉無疑是一名立志成爲精英的文士在其生活中無法逃避的一關，同樣它也成了精英教育和民間文化的一部分。科舉代表了（晚期帝制中國社會的）一個關鍵點，透過它可以看出帝國利益、家族策略、個人願景和抱負的指向。人們很難通過在其他有效渠道內的攀升來達成自身所希冀獲得的社會地位、政治勢力，在這種情況下，科舉入仕便成爲家族與個人的優先選擇。
一旦科舉制徹底確立，這種文官選拔僑系就實現方前現代世界中前所未有的全帝國疆域內的教育標準化，同時也使得各地方人民都更爲重視本地教育。此外，教育的風氣還延展至醫學、司法、財政政策和軍事等諸多領域。
教育、社會與考試
科舉造就了一個覆蓋帝國全境，甚至能下沉至縣一級的學校體系。在歐洲形成學校體系的數世紀之前，中華帝國已在財政上開始支持一套上至國子監、下至縣學的學校體系。儘管最初非常成功，但官學最終還是成了科舉制的附庸，並徒有學校之名。因爲經學科目的常規化，人們在私塾、義學等場所也能得到相同的考試技能，這使得學校中很難有實際的教學活動存在。官學成爲考生們複習備考的中轉站，即應付科舉的“培訓中心”。
無論是白話、官話的學習，還是經學、文章的訓練，都是私人而非學校的事，因此中國官學從來不是以實現大衆教育爲目標。經學教育被設計成了朝廷想要延攬人才、考生希冀晉身的“成功之階”，因此也成爲考生及其家族具備在國家、地方事務中的社會聲望和政治聲望的必要條件。帝國的統治者們將基於儒家經典的精英教育視作政府的核心工作，而中國的精英們也認爲經學教育是正確衡量他們道德、社會價值的手段。無論皇權還是士人都相信，那些古老的智慧經過適當的普及和灌輸，可以使人更有擔當，並讓他們爲行使政治權力做好準備。
明帝國時代，在政治和社會控制下的教育自主權幾乎不會成爲朝野爭論的焦點。統治者和精英們將社會秩序、政治秩序等同於通過教育來實現道德教化、政治教化。品性高潔的官員往往呼籲在私人書院中保留相對的教育自主性，因爲競爭殘酷激烈的科舉考試流程扭曲了經學教育的初衷，而前者無疑是對抗這種教育應試化的解毒劑。於是，私人書院經常會成爲政治異見的集散地。但向時，私人書院也成爲那些熱衷於傳道授業解惑的文士們向他人傳講經學的重要場所。相比宋代的500餘座書院、元代的400餘座書院，明代前後總共有1000—2000座書院。而清代在帝國疆域內，共有4000餘座書院。
晚期帝制時期的教育是以士、農、工、商之間的社會區隔（ social distinction）爲前提的，四者的社會聲望和階序等級依次遞減。不過在明代，商人的子孫首次被允許參加科舉考試。然而明代針對社會身份的職業禁令，從所謂“賤民”到道士、和尚，仍舊把很多人排除在科舉的大門 之外，遑論明、清 時期對所有女性偏見性的排斥了。
政治再生產
在明代中國，教育被認爲是王朝維繫公共秩序和政治運轉的諸多統治工具中的一種。帝國對於教育和科舉的支持，有賴於科舉在爲朝廷選拔有才能且忠誠的官僚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王朝對於科舉體系最爲基礎的要求就是，將王朝賴以維持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社會和道德價值加強和整合進其現存的體制之中，這一最低限度的要求與儒家經學所稱頌的那種孔孟聖賢之道、民貴君輕的社會道德價值的修辭之間，實際密不可分。而這種政治合法性其實只不過是這羣正在備考科舉、武舉的考生們不得不去反覆記誦的儒學經籍的副產品罷了。
在一個意識形態脈絡錯綜複雜得如亂麻一般的政治環境中，甚至帝王本人也要接受關於帝國合法性的正統理論教育——而授課者正是由科舉所選拔出的一批特殊的帝師。但精通文言的精英們人數甚衆，且不斷涌現，這也意外地催生了另一類文字作品的急劇增長，如古文、詩歌、傳奇、小說、醫書和學術著作。至明末時期，這些文士或古典，或白話的文字創作被廣泛閱讀，哺育了中國南方的雕版印刷業。
帝國對一系列文士們所珍視的文化符號都給予了支持，這套文化符號由包括經學、繪畫、文學和書法在內的一系列具體內容構成，帝國對此的支持使得王朝可以與其精英步調一致，共同創造和再造出其生存所需的一系列制度條件。科舉等級制使得一部分人將他們從商業或軍事成功中所獲得的財富和權力，轉化成供子孫們科舉、武舉應試的教育資源，從而再生產出了一種基本反映其原有社會地位並可被世人大體接受的社會等級。
注：本文節選自《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史》中文版序言
新書速遞
中國研究譯叢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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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史
作者：[美]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
譯者：高遠致 夏麗麗
頁數：960
裝幀：精裝
定價：158.00
出版時間：2022年8月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索·恩
內容簡介
通過多維度分析，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利用了上千份最新的自1315年到1904年元明清三個朝代的科舉考試檔案，探索了科舉制度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層面。在5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政府中最重要的職位人選都從這些高難度的考試中選拔而出，每隔一年，來自各社會階層的一兩百萬人蔘加考試。
從帝制晚期開始到衰亡，Elman更正了我們之前對這一官員選拔系統如何運作的認知，包括它的政治和文化機構，被現代革新者隨意廢除的無法預知的後果，以及這一制度的長期歷史遺產。他認爲1370年到1904年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與650年到1250年唐宋時期的文禮考試是截然不同的。帝制晚期的考試還納入了“道學”、新儒學、爲官之道。精英社會生活、大衆文化和宗教之間的相互作用也被認爲是反映了晚期帝國考試過程的全景圖。
作者簡介
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A. Elman），1980年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方學博士學位；先後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副教授、教授（1986—2001），1999-2001年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問教授，2002年後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歷史系雙聘教授（2002-2017，其中在東亞係爲1958屆胡應湘講席教授），於2017年榮休。代表作有《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遷》《科學在中國（1550-1900）》以及本書，此外還與亞歷山大•伍德賽德（Alexander Woodside）合編了《晚期帝制中國的教育與社會，1600-1900》。
譯者簡介
高遠致，公司職員；譯有《<教父>電影全劇本》《音樂的闡釋》。
夏麗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候選人；主攻宋、金時期文學，此外其研究方向還兼及東亞藝術史、書籍史；譯有《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合訂本）。
媒體評價
科舉是中國歷史上最爲重要的制度之一，沒有科舉的話，或許中國會完全不同；而本書正是對這一制度的重量級研究之作。——包弼徳（PeterBol），哈佛大學東亞系Charles H. Carswell講席教授，代表作《斯文：唐宋思想轉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艾爾曼的這本書……從文化史的角度，深入而細緻地敘述了明清科舉史的變遷，科舉如何影響了傳統中國皇權與精英士紳，科舉文化與社會生活怎樣形成複雜關係，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文化史意義上的中國。……它可以說是海外學者有關明清中國科舉研究領域第三本標誌性著作。——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文科資深教授，代表作《中國思想史》《宅茲中國》《何爲中國》
目錄
插圖目錄
表格目錄
前 言
鳴 謝
第一章 重新思考晚期帝制科舉考試的歷史根源
第二章 明初的皇權、文化政治與科舉考試
第三章 晚期帝制中國科舉考試的制度動態與精英流動
第四章 科場與王朝權力的侷限
第五章 文言讀寫能力與晚期帝制科舉的社會維度
第六章 焦慮情緒、科舉美夢與備考生活
第七章 科舉考試的文化範疇與作爲精英寫作的八股文
第八章 評卷標準、文士闡釋與王朝對知識控制的侷限性
第九章 科舉考試中的科學、史學與漢學
第十章 19 世紀之前清政府科舉科目改革的加速
第十一章 去合法化與去經典化：進退失據的清末科舉改革
附錄一 科舉考試一手文獻，1148 — 1904（1042 種記載）
附錄二 摩門族譜圖書館館藏科舉考試一手文獻
附錄三 表
附錄四 650 — 1905 年間科舉考試科目時間軸
附錄五 除地方誌外科舉考試史料的主要類型
原始、二手文獻書目
索 引
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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