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醫藥產業裡的中國優勢
很難想象10年前中國生物醫藥行業是一幅怎樣的景象——
10年前剛接觸生物醫藥投資的筆者，看到美國投資者爲科學發現趨之若鶩並押下重注的景象，發自內心地感受到無與倫比的震撼和敬佩。
然而隨着2015年7月22日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主導的中國臨牀覈查風暴的來臨，美國FDA乃至整個生物製藥產業所走過的百年跌宕起伏的歷程彷彿在中國以百倍的速度快進式地上演——
從仿製藥一致性評價的落地，到香港資本市場18A未盈利生物製藥板塊的橫空出世，中國創新藥行業迎來了爆發式的發展，大量的科學家回國創業，中國生物製藥行業硬生生在當初那個充滿中藥注射劑的市場中，撕開了一道口子。
另一方面，資本瘋狂涌入的結果通常首先表現出產業的繁榮和擴張，隨後泡沫破裂、產能過剩，產業進入調整期，疊加中美之間大國博弈的深化，這些都爲生物醫藥的發展以及醫藥投資增加了難度。
那麼，我國生物醫藥的創新是如何發生的？又該如何看待未來這個領域的投資機會？
當我們在求解一道題的時候，如果事前不知道這道題是否有解，那結果可能會像無頭蒼蠅一般困難重重，但是如果我們已經知道了這道題肯定有解，只用尋找解題方法的時候，情況就會變得完全不同，生物醫藥行業就是這樣一個具有典型“後發優勢”的行業。
生物製藥看似是一個科學驅動的行業，但是新靶點從發現到臨牀驗證前和臨牀驗證後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情形，新靶點從發現到臨牀驗證可謂九死一生，但是從臨牀驗證到上市的過程中，局面就會被打開，考驗的則是如何優化出更好的分子結構和如何又快又好地完成臨牀試驗的能力。
縱使禮來公司早在1921年就率先生產出了世界上第一支胰島素，並通過超強的製造和銷售能力迅速利用專利窗口期佔領北美各大醫院和用戶的心智，誰又能想到一對丹麥夫婦所創立的名不見經傳的諾德胰島素實驗室，通過後期不斷地對胰島素的分子結構進行優化、生產工藝進行改進以及藥物包材進行創新，在多年後的今天能夠和禮來公司在北美乃至全球擁有5億患者羣體的巨大胰島素市場分庭抗禮。
換句話說，在生物醫藥領域，一旦人們確信這條路能走通，就一定可以通過試錯的方法找到最優路徑，中國就擁有找到最優路徑得天獨厚的環境。
經過10年的超高速發展，中國已經穩居全球藥物研發第二梯隊龍頭的位置，且具備成熟領先的生物製藥產業協調能力，即便我們現在在新靶點發現方面仍舊與美國差距較大，但是得益於中國臨牀試驗容錯率高，排列組合就成爲了很多公司制勝的法寶。
中國人擁有全球最高效的工業能力，在ADC\siRNA領域，我們已經通過窮舉法去嘗試各種靶點和組合。最關鍵的是，憑藉中國超強的臨牀速度和執行力，一旦發現這條路可以走通，中國人甚至可以把剩下的岔路都走一遍，去尋找那個“後發優勢”中的最優解。
基於這種後發優勢，中國藥企已經完成了從旁觀者到模仿者再到創新者的轉型，在中國生物製藥產業調整2年多之後，中國企業家們以“創新者”的姿態開始在國際舞臺上大放異彩，2023年中國生物製藥領域的license-out（許可輸出）數量整體規模性爆發，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也用實際行動回答了改革初期提出的“中國人能不能用上更好的藥”的歷史問題。
在去年美銀美林所舉辦的全球投資者大會上，來自全球的分析師和銀行家們不厭其煩地討論着如何分散供應鏈風險以及如何去中國化，彷彿中國纔是那場並沒有多少中國人蔘加的全球投資峰會的核心議題，你能從他們的發言中感受到他們發自內心的擔憂和恐懼。
這樣的場景是當下大國博弈和產業脫鉤的一個縮影。它反映在芯片、AI、教育等各個領域，當然也包括醫藥，衆所周知，我國頭部的幾家醫藥創新企業正在遭受來自美國政治勢力的干擾和打壓。
困難客觀存在，不過與“芯片戰爭”的針尖對麥芒相比，醫藥行業在面對外界封鎖時還是呈現出了某些融通的特點。
就在上述全球投資者大會舉辦的同時，美國還舉辦了一場臨牀腫瘤學會分會，而大西洋對岸則舉辦了一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年會，其氛圍與全球投資者大會迥然不同。除了三三兩兩爲了“避免麻煩”而設立的通脹降低法案討論環節之外，來自全世界的醫務工作者、產業界大咖、投資者以及分析師們，正在熱情洋溢地討論着來自各個治療領域的創新型治療手段、臨牀數據以及併購交易機會，政治話題在這裡並不受歡迎。
生物醫藥行業似乎對政治一直都不是很敏感，這在歷史中可以找得到類似的答案。無論是耶路撒冷四大教區之間現行的醫療研發成果互助共享制度，還是美蘇冷戰對抗的近半個世紀裡，儘管美蘇雙方在外交、軍事、意識形態、經濟制度等方面競爭激烈，但在醫療衛生方面卻始終保持着密切的合作，雙方曾共同致力於脊髓灰質炎和天花疫苗的研發、生產和推廣，最終使人類戰勝了天花，並幾乎消滅了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症）。
美國國家嬰兒麻痹症基金會的主席巴西爾·奧康納讚歎道：“你們來自東方，你們來自西方，你們的存在向世界證明，在尋求使人類擺脫疾病的崇高使命中，沒有冷戰。”
的確，生物醫藥行業無關政治，無關意識形態，代表着人類最根本的需求，同時也代表着最原始的對生存的渴望。
回到現實中，美國的生物醫藥行業在其經濟和政治生活中都扮演着非常獨特的角色，這使得雖然美國普通老百姓的醫療負擔極重，但是幾乎全世界的藥企都要感謝美國這個體系，它使得全球資本對生物科技創新充滿渴望，也使得跨國大藥企們對新藥的需求只增不減，甚至在加息環境下依然逆勢走高。
也因爲這個原因，生物醫藥行業的創新正朝着“去中心化”的方向飛奔前行，過去20年，癌症治療手段從單純的化療轉向靶向療法，進一步發展出了免疫療法，近些年更是在ADC\RDC\mRNA\BiAbs等領域遍地開花，癌症患者10年生存率也從過去的不足20%逐步提升，在乳腺癌領域甚至提升到了80%。
隨着癌症的逐漸慢性病化，人類開始對肥胖、心血管疾病、遺傳病、中樞神經系統疾病、眼科疾病、老年退行性病變等一系列關乎人類生存質量的領域展開新的探索。
與此同時，基因治療、細胞治療等過去被認爲是邊緣化的治療手段正在通過罕見病逐漸走向常見病的方式迅速擴大市場，在新的生物醫學工程手段和規模化效應的幫助下大幅降低成本，整個行業展現出非常明顯的去中心化創新的特性，這一特性在芯片封鎖中國貿易通道、人工智能吸走全球大部分資本開支的今天，留給了中國人足夠多的機會和生存空間。
醫藥投資可能是整個資本市場裡最難的投資之一，因爲其行業屬性天生就不是那麼的好，開年以來生物醫藥行業在資本市場的表現也不盡人意。
但是短期市場的起起伏伏並不能磨滅人性對於生存和美好生活的渴望，新技術的誕生、新商業模式的形成，都會在這個去中心化的創新角落迸發出驚人的生命力。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美之間的博弈還將延續，但是中國的企業家精神一定會伴隨整個生物製藥產業的發展在世界各個角落遍地開花，利用中國自身的獨特優勢佔領市場。
最終通過政治手段所構建的所謂“千里之堤”一定會被人性中的希望之光所擊穿，正如美國曆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先生所說的那樣，“當天空黑暗到一定程度，星辰就會熠熠生輝”。
作者 重陽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