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倫理學家：擔心胚胎模型或類器官獲得人格爲時過早
·“由於對人的認知標準設定得如此之高，現在就擔心腦類器官、神經嵌合體或胚胎模型是否應該得到通常給予人類的道德保護，似乎爲時過早。現在的科學根本不支持這些擔憂，未來必須有非常重大的技術創新纔可能面臨相關問題。即使是人們能想象到的最極端的人類與非人類神經嵌合形式，也不用擔憂動物身上出現的人格。”
過去幾年，幹細胞的發展爲科學發現創造了許多新工具。例如在細胞培養系統中對幾周大的人類胚胎進行整體建模，在體外重建大腦等器官的最初形成方式，以及構建基於幹細胞的嵌合動物來研究宿主大腦中人源化區域的生長，它們對研究人類的發育和生長至關重要。
無論是胚胎模型、類器官，還是人類/非人類嵌合體的研究，自出現起就一直伴隨着倫理爭議，包括捐贈者對多能細胞系的產生和使用的自主權、大腦類器官和神經系統中會產生類人自我意識等。
當地時間2024年6月20日，美國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和波士頓科學博物館（Museum of Science）生物倫理學家Insoo Hyun在《細胞》（Cell）雜誌上發表評論文章表示：“由於對人的認知標準設定得如此之高，現在就擔心腦類器官、神經嵌合體或胚胎模型是否應該得到通常給予人類的道德保護，似乎爲時過早。現在的科學根本不支持這些擔憂，未來必須有非常重大的技術創新纔可能面臨相關問題。即使是人們能想象到的最極端的人類與非人類神經嵌合形式，也不用擔憂動物身上出現的人格。”
Hyun提及關注這些新技術的廣泛使用是否會影響人的概念，“自從可以輕鬆解碼DNA的技術發展和普遍使用以來，許多人已經開始接受一種簡化主義的傾向，即把‘他們是誰’等同於他們的基因。當我們凝視人類生物建模所提供的下一輪科學可能性時，也許有理由對類似的思維轉變保持警惕。這些新技術會改變我們對自己的看法嗎？個人的概念是什麼？這些新技術對這個概念意味着什麼？”
爲了解釋這個問題，Hyun首先區分了“生物個體”和“人”的概念。“生物個體”可以指單個的人、單個的動物，或者一個實驗室生成的胚胎模型、類器官或嵌合體。“人”是特殊形式的生物個體。在西方哲學傳統中，只有當個體擁有做出理性決定的能力，並能夠對慾望進行復雜思考，能夠在更高水平上進行自我反思時，才能被定義爲“人”。
“我們很容易將‘生物個體’和‘人’的概念混爲一談，尤其是在涉及早期人類發展的倫理話語中。” Hyun寫道，1984年，英國沃諾克委員會將人類胚胎研究的時間限制設定爲體外受精後連續14天，即著名的“14天規則”。之所以將限制時間設定爲14天，是因爲這個時間大致標誌着原始條紋的出現，原始條紋是胚胎前期和胚胎的分界點，也標誌着胚胎內、中、外胚層發育的開始，此時胚胎開始發育成爲“人”的形態。
Hyun說，這暴露了一個問題，即胚胎原始條紋的形成和隨後的生物個體化並不是人類獨有的，所有脊椎動物在發育早期都經歷了原始條紋的形成和個體化。“對人類胚胎倡導者來說，重要的不是生物個性化本身，而是一種假定，即在正常的妊娠情況下，一個人類胚胎將成爲一個嬰兒，他們對胚胎個體化的倫理重視似乎源於隱含的人格的倫理重要性。這就是爲什麼大多數人對使用小鼠和其他動物胚胎進行研究的關注度不如對使用人類胚胎的關注，即使人類和非人類胚胎的研究階段完全相同。”
另一方面，從倫理學的角度看，生物個體的人格潛力非常重要，但“潛力”的概念也需要被重新理解。Hyun認爲，充分的人格潛力取決於兩個因素：生物學意義上的潛力，即個人實現其物理意義的先天能力，以及外部環境意義上的潛力，即他人的社會選擇和技術支持。例如，體外胚胎不僅需要在基因和形態上強大，纔有機會成爲生物學上的人，而且還必須被選擇、被植入女性的子宮，直到分娩。處於生命終末期的患者也面臨相似的處境，他們必須具備大腦功能恢復的生物學潛力，且在醫院環境中由技術人員和決策者提供照顧。
也就是說，用於研究而非輔助生殖目的的胚胎成爲人的潛在條件是不存在的。同樣，雖然類器官可以自我組裝，並在小範圍內執行人體器官的許多功能，但不可能自我組裝成一個獨立運作和有意識的個體。
但這並不意味着在發展這些新技術時已經沒有什麼值得考慮的了。“應該問的不是人格的問題，而是非人生物體會發生什麼，他們是否以及何時有可能變得有知覺？” Hyun說。目前的體外胚胎和類器官遠未達到擁有感知能力的程度，即擁有像快樂和痛苦這樣的感官體驗的能力，人類胎兒在妊娠24周後會產生這些能力。只有當類器官被移植到活體動物模型中時，它們纔有可能具有感知能力，例如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最近將人腦類器官移植到老鼠身上——老鼠已經被認爲有感知能力，這類研究已經受到嚴格的倫理審查。
“對於新技術是否會動搖我們對自己的看法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仍然注意到生物個體和人、生物和環境潛力、有知覺和無知覺的生物個體之間的根本區別，答案是否定的。與其削弱我們珍視人類生命的基礎，不如加深對相關技術的熟悉，從而提醒我們什麼纔是真正重要的——真實的人和有知覺的個體的幸福，從而加強我們的信念。” Hyun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