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如兄弟 老飛虎緬懷與國軍並肩作戰

2015年7月18日，造訪洋基航空博物館的馬英九與賈維特在P-40E戰鬥機前合影。（照片來源:中央社）

2015年7月18日，造訪中南美洲友邦過境美國的前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先生，特別前往南加州奇諾崗（Chino Hill）的洋基航空博物館（Yanks Air Museum）參觀由中華民國空軍捐贈給該館的F-5E戰鬥機。在館方的安排下，馬英九還與他出身自中美空軍混合團（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第5大隊第26中隊的老朋友賈維特（Harold Javitt），在一架P-40E戰鬥機前相擁合影。

這樣一個令人感動的舉動，不僅凸顯馬英九對二戰期間中美聯合作戰歷史的重視，同時也證明了他是唯一深刻體會美國對臺協防義務背後核心價值的臺灣政治人物。那麼爲什麼發生在70多年前的這段歷史，會影響到當今臺灣與美國的安全合作關係？美國的老飛虎們，又是如何看待過去與中華民國合作的歷史還有未來兩岸局勢的發展呢？

今年2月19日，《中時新聞網》記者特別前往賈維特位於南加州帕洛斯維第斯（Palos Verdes）的住所，針對上述問題，對這位馬英九前總統的老朋友進行獨家專訪。現年93歲的賈維特因爲過去在中美空軍混合團服務的原因，對臺灣十分友好，而且也相當關注兩岸發展。在接受《中時新聞網》訪問時，賈維特也透露了許多鮮爲人知的飛虎秘辛。

賈維特與他的P-51D座機合影，該機被取名爲「老師的寵物」（Teacher's Pet），因爲老先生當時的女友在學校裡擔任教師職務。（照片來源：賈維特）

志願加入中美空軍混合團

出生於1923年的賈維特，如同許多跟他同時代的美國青年一樣，是在珍珠港事變爆發後志願從軍的。只是除了愛國熱誠外，賈維特也坦承自己是不想被徵召當步兵，才提前志願參加美國陸軍航空軍的。畢竟相比起步兵而言，陸軍飛行員有更優渥的待遇與舒適的生活。在佛羅里達州的米拉瑪基地（Miramar Field）完成高級飛行訓練後，他幸運的被選中成爲戰鬥機飛行員。

緊接着，賈維特又在米拉瑪與巴託（Bartow）接受P-40與P-51戰鬥機的飛行訓練。完訓後，他又擔任了一段時間的北美公司飛機試飛員，才被美國陸軍航空軍派往海外。身爲美軍飛行員的賈維特表示，要等到他在邁阿密機場登上一架陸軍的C-54運輸機時，才知道自己是被派往中印緬戰區（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

換言之，與第一代做爲傭兵隊伍的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不同，第14航空軍的飛行員大多數不是自己選擇到中國戰場上來的。剛到中國時，賈維特被分發到的並非由中國與美國飛行員共組的中美空軍混合團，而是同樣隸屬於第14航空軍，但是純粹由美軍人員編成的第311戰鬥機大隊第530中隊。

在1944年8月派往成都以前，第311戰鬥機大隊已經在緬甸上空執行了許多場激烈的作戰任務。所以對於該隊老資格的飛行員而言，賈維特這些「菜鳥」並不是非常受到歡迎。一切有機會擊落日軍戰機成爲王牌飛行員的好任務，都被老鳥們搶去飛了，因此賈維特只能參與無趣的鐵路打擊行動，讓他感到非常的苦悶。

因此在瞭解到中美空軍混合團內還有空缺後，他就與幾位第311戰鬥機大隊的「菜鳥」飛行員申請調換單位。賈維特的請求得到了第14航空軍的批准，於是他就進入了第5大隊第26中隊服務，並在那裡一直待到抗戰勝利爲止。在5大隊，賈維特得以與不少來自國軍的飛行員打成一片。他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也因爲這段與中國人同甘共苦的經驗而有顯著的提升。

賈維特表示，在中美空軍混合團成立以前，中國空軍可能因爲還未走出早年遭到日軍零式戰鬥機擊潰的陰霾而表現的十分消極。尤其是1942年到1943年這段時間，中國戰場的對日空戰幾乎95%以上是由美軍單位負責，幾乎看不到國軍飛行員有任何的表現。因此，他認爲中美空軍混合團的存在，從推動中華民國空軍重建的角度來看有巨大的價值。

透過與美軍飛行員並肩作戰，並且累積在空戰中擊落日軍飛機的經驗，中國空軍飛行員逐漸恢復了抗戰初期擁有的自信。更重要的一點，則是在於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將軍透過中美空軍混合團，將美式的指揮體系與作戰準則灌入了中華民國空軍之內。以此爲基礎，中華民國得以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擁有亞洲最現代化的一支戰術性空軍。

提到李繼賢與盧茂吟等自己熟悉的國軍戰友，賈維特稱讚他們都在美國接受過最現代的飛行訓練，在戰場上的表現十分傑出。不過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則是空軍官校第10期畢業，於第5大隊第29中隊擔任過分隊長的喬無遏將軍。喬無遏雖然並未到過美國受訓，但是由他親自帶領的僚機，沒有一個在任務中丟失過。曾經擔任過其僚機飛行員的賈維特表示，所有美國飛行員一致認爲跟喬無遏（Freddie）出任務最安全。

最令賈維特難以忘懷的，是當年中美兩國飛行員完全超越了在國族、文化與語言上的隔閡，相處起來就如同親兄弟一樣的密切。他還記得跟着第26中隊駐防於湖南芷江的時候，隊上飛行員每個月會舉辦派對。假若這個月是由國軍飛行員舉辦，下一個月就會由美軍飛行員主辦。賈維特指出在灌下了中國飛行員敬的茅臺酒，也就是他們所俗稱的「白色閃電」後，沒有一個美國飛行員是不倒的。

賈維特展示自己珍藏72年的飛行夾克，表示血幅是縫在夾克內而非一般人所認知的後方。（許劍虹攝）

血幅不該縫在飛行夾克後方

透過這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累積出來的情誼，臺灣得以在1979年與美國斷交後持續維繫雙方的安全關係。這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許多曾在中美空軍混合團服務的美軍飛行員，到了冷戰期間不是本身在軍中擔任要職，就是在美國空軍或者空中國民兵（Air National Guard）內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並且在一片親共的浪潮中，挺身而出爲中華民國發聲。

其中，來自第5大隊的中美飛行員向心力最高。在喬無遏將軍的積極奔走之下，他們組成了第5戰鬥機大隊協會（5th Fighter Group Association），專門維繫花蓮401戰鬥機聯隊與美國空軍的關係。賈維特也在喬無遏將軍的邀請下，加入了第5戰鬥機協會，並且多次造訪臺灣。直到今天，他都還是中華民國在美國最堅定的支持者。

除介紹中美空軍混合團與臺灣的特殊淵源外，賈維特也利用接受《中時新聞網》訪問的機會闢謠。他展示了自己保存了整整72年，並且在去年與馬英九見面時身上穿的A-2飛行夾克，然後指出由國民政府發放給美軍飛行員，用來在被擊落或者迫降敵後時尋求民衆幫助的血幅（Blood Chit），並不像一般人認知的那樣是縫在夾克的正後方。

賈維特表示，人們會有這樣的錯覺，完全是受到1942年由約翰韋恩（John Wayne）主演的電影《飛虎羣英》（Flying Tigers）影響。他指出，美籍志願大隊，也就是第一代的飛虎隊確實喜歡將血幅縫在夾克背後，但這主要是因爲他們的作戰區域大多位於緬甸、越南或者國民政府控制的大後方，並沒有在中國的淪陷區上空遭到擊落的風險存在。

等到第14航空軍成立後，盟軍開始強化對佔領區目標的空中打擊，血幅在中國戰場上的作用才真正被凸顯出來。不過，賈維特強調把色彩鮮豔，上面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寫有「來華助戰洋人（美國），軍民一體救護」的血幅穿在夾克後方，非常容易使自己成爲日本人攻擊的目標。所以爲了提高生存率，大家更傾向於把血幅縫在夾克裡面。

幸運的是，當時的中國軍民無論黨派，都樂於對落難的美軍飛行員伸出援手。本身十分厭惡毛澤東的賈維特表示，對他們這些當時在中國戰場上戰鬥的美國飛行員而言，共產黨也是共同打擊日本的盟友。出於挽救飛行員生命以維持第14航空軍戰鬥士氣的目的，陳納德戰時與中共的合作在他看來完全是出於現實主義的考量而非意識形態的取向。

如此務實的態度，所有在中國上空遭到擊落，或者因機械故障而迫降的美軍飛行員只要能夠及時跳傘逃生，或者是在座機撞擊地面後生存下來，都能夠得到國人的救助返回後方。淪陷區的中國人，也往往因爲幫助美軍飛行員而遭到日軍的報復。爲此，陳納德還禁止所有從淪陷區返回的飛行員繼續出任務，以防止他們再度落難被俘虜後，供出先前幫助自己的中國軍民。

所以，賈維特認爲中國軍民在敵後戰場救助美軍飛行員的事蹟可被視爲兩國戰時合作的典範。他本人雖然沒有在空戰中被擊落過，但卻有不少中美空軍混合團的同袍有這樣的經驗。其中，服役於中美空軍混合團第3大隊第32中隊的克爾（Donald Kerr）中尉，就在1944年2月11日空襲香港啓德機場的任務中遭到擊落，並獲得中共領導下的東江縱隊救助而脫離險境。

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人對盟國的貢獻，他還不忘敘述湖南民工協助擴建芷江機場跑道的壯舉。芷江機場的跑道原本只有3,300呎，可供P-40與P-51等戰鬥機降落，但是對於中美空軍混合團第1大隊裝備的B-25轟炸機而言卻太短。於是在1945年初，國軍動員了上千名的民工進行跑道的延長工作，以確保B-25能夠進駐芷江。

親眼目睹成千上萬的中國苦力，使用簡單的工具在短時間內就完成機場跑道的延長工作，賈維特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戰爭結束的數十年後，賈維特透過朋友的介紹，認識了一位在加州州立大學的華裔退休教授。這位教授告訴賈維特自己就是抗戰末期在芷江鋪設跑道的童工之一，當時他的年紀只有13歲。這件事情，讓賈維特直到現在都還深深覺得中國人了不起。

賈維特不僅是美國的二戰英雄，同時也是兩岸40年來交流的見證人。（照片來源：賈維特）

關注兩岸局勢發展

早在1979年中共與美國建交，並在鄧小平帶領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之際，賈維特就預料大陸將經歷劇烈改變。出於對中國的強烈情感，賈維特與他的夫人成爲北京與華府「關係正常化」後首批造訪大陸的美國觀光客之一。那次賈維特是跟着旅行團進入大陸，他爲了迴避政治上的敏感而沒有向北京方面透露自己曾在中美空軍混合團服務。

賈維特指出，自己當時對中國大陸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隨處可見腳踏車。爲了表示此一印象的強烈，他還特別對《中時新聞網》講了腳踏車的英文Bicycle三次。結果過了將近40多年以後他再回到北京，大街小巷上行駛的卻已經都是汽車，完全看不到腳踏車的蹤跡。於是，賈維特又對《中時新聞網》強調汽車的英文Car三次。

由於中國的一切，都能吸引到賈維特強烈的興趣，因此他也於同一時期開始訪問臺灣。當時的臺灣，很顯然因爲蔣經國成功推行了「十大建設」而有着繁榮的經濟與現代化的設施。因此，賈維特表示自己無法從硬體建設的角度去評價過去與今日的臺灣存在着哪些差異。但是如果從政治民主化與社會多元化的角度出發，他則肯定臺灣在過去40多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

誠如他在1979年的預料，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都經歷了許多驚人的改變。爲此，賈維特表示自己始終是「交往與促變」政策的支持者。經過數十年來與美國還有臺灣的交往，中國大陸已經逐漸接納，甚至於融入全球市場經濟的體系當中。他相信未來在太平洋與臺灣海峽兩岸之間的更多交流，終將促使中國大陸在政治體系上的大規模改變。

爲此，賈維特十分肯定馬英九前總統過去八年的努力。他表示，自己是在2013年11月到新竹參加中美空軍混合團成軍70週年的活動上，首次認識馬英九的。接着，他又獲邀到臺灣，參加國防部爲了慶祝抗戰勝利70週年，而於2015年7月4日在湖口舉行的戰力展示。戰力展示結束兩個星期後，他與馬英九又在洋基航空博物館的P-40戰鬥機前重逢。

提到飛虎隊對中華民國的貢獻，馬英九表示：「各位知道，在抗戰的時候，因爲重慶遭遇大轟炸，幾千人就死亡了，在防空洞裡因爲空氣不好，所以有很多人悶死。但自從飛虎隊來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了。所以我常在想，如果飛虎隊不是那時候來，還不知道有多少個城市會因爲轟炸的關係，有幾千人死亡。所以我們讀到歷史，還是非常感動。」

除了地緣戰略考量的現實因素外，中美兩國因在二戰期間共同對抗軸心國所累積下來的同志情誼，確實是當今美國對臺安全承諾道義基礎的主要來源。而想要維繫此一道義基礎，首先臺灣的政府必須要明確承認自己繼承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民政府。由目前的情況來看，馬英九又是臺灣所有的政治人物當中唯一瞭解此一道理者。這恐怕也是爲什麼，他在擔任總統期間如此重視飛虎隊歷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