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全球安全赤字：熱點與方案

編者的話： 2024年12月14日，環球時報社舉辦2025年年會。本屆年會以“合作前行：中國與世界的價值共鳴”爲主題，邀請百餘位來自國內外政界、學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專家學者，圍繞4個重大議題，從不同視角探討中國與世界攜手前行、共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路徑與努力方向。本版將連續4天刊發相關內容，以饗讀者。今天刊發的是2025年年會的第二個議題“破解全球安全赤字：熱點與方案”。烏克蘭危機持續延宕，牽動全球目光；新一輪巴以衝突硝煙再起，人道主義危機進一步加劇。地區衝突和局部戰爭此起彼伏，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威脅上升，新的傳統安全風險不斷出現之際，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難民危機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也在持續蔓延。國際安全形勢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人類社會亟待通往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世界的指引。兩場衝突凸顯國際安全挑戰吳大輝（清華大學俄羅斯研究院副院長）：到目前爲止，俄烏衝突已經持續了將近1030天。很多人一開始都沒想到這場衝突會延宕這麼長時間。從雙方公佈的傷亡數據來看，二戰之後歐洲還沒有任何其他一場衝突導致這麼大規模的傷亡。根據我的觀察，當前俄烏衝突可以說正處在最危險的時刻。爲什麼說是最危險的時刻？俄羅斯總統普京11月簽署法令，批准了更新版“核學說”（核威懾國家基本政策），向世界釋放了一個信號：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核武器，不是對烏克蘭，而是對美軍和北約所有的軍事基地。在前幾天俄軍發起的組合式攻擊中，距離波蘭邊界最近的一枚導彈只有9公里。87%的西方武器通過波蘭與烏克蘭的三個過境口岸源源不斷地進入烏克蘭。那麼，俄羅斯有一天會不會使用彈道導彈直接打掉這些口岸？我認爲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一方面，美俄之間在俄烏衝突以什麼方式結束的問題上分歧也非常大。從目前情況來看，我認爲在2025年上半年甚至到2025年年底，還看不到俄烏之間達成和平條約的可能性。回到全球安全赤字或者說和平與安全的問題，什麼是安全？安全是客觀上不存在威脅，主觀上不存在恐懼。什麼是和平？是經過和談到和解的過程。只有這樣，纔會有持久的和平。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中國不是俄烏衝突的當事方，只能盡力而爲和量力而行。中國提出了《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並與巴西達成了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共識。中國人喜歡以和爲貴，一直在勸和促談。俄烏衝突正處在最危險的時刻，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是需要中國、巴西等“全球南方”國家發揮更大的作用。牛新春（寧夏大學中國阿拉伯研究院教授）：在中東局勢劇烈動盪的背景下，地區正在發生新舊權力交替，主要體現在三方面：首先，在全球權力格局中，美俄在中東的權力對比發生很大變化。尤其是隨着敘利亞的權力更迭，俄羅斯在中東地區影響力下降；與此同時，過去一年，美國的軍事影響力在中東不斷擴大，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合作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次，在地區格局上，中東最根本的矛盾發生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間。在過去一年中，伊朗和以色列的權力對比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伊朗及伊朗支持的“抵抗力量”在該地區的實力和影響力被大幅削弱，以色列的軍事影響力急劇擴大。此外，地區權力格局變化的另一個反映是土耳其的影響力快速上升，成爲當前在中東地區發揮較大影響力的外部國家之一。第三個方面是中東國家內部的權力格局也在發生變化。隨着敘利亞國內權力格局的變化，黎巴嫩真主黨力量受到削弱，黎巴嫩的國內權力格局也面臨失衡的問題，明年1月黎巴嫩即將舉行選舉，屆時新的權力格局可能得以體現。與此同時，也門、伊拉克國內權力也會隨之發生一些變化。隨着全球、地區以及相關國家內部權力格局發生變化，中東地區再次處於一個重大的十字路口。全球安全赤字深層根源何在姜鋒（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放眼當今國際形勢，全球安全赤字是多元的，不僅涉及政治或者軍事安全問題，還涉及經濟、科技、社會、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其他多個領域。現在的國際關係，也已不再完全基於傳統的國家利益和國家邊界，很多全球性問題，比如氣候變化和人工智能等，都是跨國界的，應對這些問題也需要有超越傳統安全理論學說的視野和學理支撐。具體到怎樣推進世界和平與安全或者說破解全球安全赤字，因爲各個國家情況不一，思考這些問題時也需分門別類。比如，美國從霸權角度出發，試圖挑動並與中國進行“有你沒我的鬥爭”；歐洲則是希望在與中國合作的同時獲得更大利益，雙方不是“有你沒我”的關係。正因如此，深入系統地瞭解合作或競爭對象的情況，掌握準確可靠的區域國別知識，是制定戰略、解決全球安全赤字的基礎。對於中國而言，只要妥善處理好中美關係、中歐關係、中國和“全球南方”等關係，就能爲破解全球安全赤字作出巨大貢獻。爲此，中國可在中美關係中竭盡全力“止損”，在中歐關係中“挖掘潛力”，在與“全球南方”其他成員國關係中則要鞏固和擴大共同利益，以此擴大全球合作的力量，對衝霸道與破壞的力量。趙小卓（北京香山論壇原學術主任）：對於當今國際安全形勢，我認爲現在的世界跟5年前、10年前已經大爲不同，現在一些衝突具有更加明顯的長期性和危險性等特徵。至於原因，我覺得最主要的在於主要大國之間失去了戰略互信。當大國之間保有戰略互信時，國際社會的總體基調就是和平與合作。世界上有這麼多國家，每個國家的利益不盡相同，有時確實會有衝突，但這些衝突在大多數時候是可控的。現在的問題是：大國之間缺乏戰略互信，很多因素就變得不可控了，或者說，不少地方都是乾柴，不知道什麼時候有個火星，立馬就會引燃大火。比如新一輪巴以衝突去年10月爆發，國際社會相關方面一開始就努力調停斡旋，無奈的是，這場衝突還是在各種複雜因素影響下不斷外溢，更多國家和政治力量捲入其中。如果主要大國之間持續缺乏戰略互信，尤其是如果美國繼續搞所謂的“大國競爭”，執意打壓、遏制他國，執意要把一些國家視爲“戰略競爭對手”，那麼世界很可能會長期陷於動盪不安之中。中國發展越好，世界就越穩定朱冠宇（聯合國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團前軍事觀察員）：我於2023年5月至今年5月在聯合國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團擔任軍事觀察員。西撒哈拉地區常年衝突延宕，從一開始的激烈到現在整體上趨於平穩，聯合國作出了許多努力，中國長期以來也一直以多種方式配合聯合國工作，作出自己的貢獻。目前在任務區，共有來自44個國家的200餘名觀察員，其中中國觀察員有11名。軍事觀察員在任務區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巡邏覈查武器裝備數量和武裝人員數量，調查突發事件的情況，同時顯示聯合國在該地區的存在，讓衝突雙方在停火協議的框架內保持安全、和平、穩定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軍事觀察員以其優秀的專業素養和能力、對於和平的信心和信念、獨特的親和力以及對於當地人民羣衆的尊重和支持、對當地文化的尊重，贏得包括其他國家同事和衝突雙方居民的尊重。中國軍事觀察員離開任務區的時候，甚至會有當地民衆流下眼淚，對於觀察員離任表示惋惜。雖然每位軍事觀察員的任期只有一年，但是中國始終在該地區派有軍事觀察員。雖然世界整體上還處在變亂交織的複雜局面之下，但我相信，在中國和相關國家的共同努力下，世界最終能夠朝着和平的方向前進。金燦榮（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進入2024年的最後一個月，世界上接連發生了一系列備受關注的事件，包括12月3日韓國總統尹錫悅6小時戒嚴風波及其引發的政治動盪；當地時間4日晚法國政府被迫倒臺；緊接着8日，敘利亞國內政治局勢突變。面對國際層面的這一系列亂象，我們可以說百年變局進入了“深水區”。在國際和地區局勢動盪不斷的大背景下，中國繼續成爲不確定性世界中的確定性所在，成爲世界的“定海神針”。中國發展越好、國際地位提升越大，世界就會越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穩定就是對世界的貢獻。對於中國而言，當下最重要的依然是做好自己的事，其中最關鍵的是發展經濟。我們可以看到，剛剛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結2024年經濟工作，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部署2025年經濟工作，推出了一系列新舉措，爲經濟繼續保持平穩、穩中有進提供了動力和保障。▲理解三大結構性變化，才能應對安全挑戰馬凱碩（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院卓越院士、前新加坡常駐聯合國代表）：首先，我要祝賀組織者組織這次會議，討論解決全球安全赤字問題。因爲這個話題既及時又有價值。毫無疑問，我們今天的世界動盪不安，我們每個人在俄烏衝突、加沙衝突、以黎衝突等令人不安的場景中醒來。與此同時，我們仍在努力找出這些重大沖突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我看來，這些衝突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世界正在經歷重大結構性變化。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全球秩序，除非我們理解這個新的全球秩序，否則將面臨挑戰。所以我想解釋一下我們的世界秩序發生的三個根本性結構變化是什麼。它們分別是：世界正在變得多文明、多極化和多邊化。首先，多文明的世界是我們擺脫西方主宰世界歷史時代的自然結果。我們看到許多其他文明的迴歸，特別是亞洲的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所以當看到美國試圖阻止中國的迴歸和發展時，我擔心美國這樣做是因爲它不明白中國的迴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連續文明——中華文明的自然迴歸。美國無法阻止這樣一個古老、堅韌、強大文明的迴歸，這就是我寫《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這本書的原因，爲了試圖說服美國政策制定者嘗試採取更明智的做法來接受中國的發展。其次，世界也是多極化的，因爲許多新的力量正在出現。當然，俄羅斯是世界大國之一，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歐洲人本可以採取更多措施來阻止俄烏衝突的發生，當然他們本可以做得更多，因爲很多人，很多重要政治家，包括亨利·基辛格、喬治·凱南等都曾警告稱，北約不斷向東擴張會困擾俄羅斯，並會導致俄羅斯試圖保護自己的安全。不幸的是，基辛格和凱南的智慧被忽視了，因此俄羅斯感到必須保衛自己。所以今天我們在尋找俄烏衝突的解決方案時，西方必須明白，世界上85%的人口沒有對俄羅斯實施制裁，他們試圖發出這樣一個信號：在尊重國際法的同時，也必須考慮俄羅斯的合理安全利益。第三，世界正變得更加多邊化。我曾擔任新加坡常駐聯合國代表十多年。我知道多年來，冷戰結束後，聯合國方面不斷呼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達成“兩國方案。”當西方佔據主導地位時，它本有機會建立永久的“兩國方案”，但它沒有這樣做。它讓問題發展得更快、更嚴重，因此在某些時候，問題終將爆發。當然，我們必須譴責哈馬斯對以色列無辜平民的襲擊。對此不應該有任何藉口。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找到彌合分歧的方法和途徑。在這裡我必須說，我很高興中國採取了一些措施，試圖通過組織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的會議、在北京組織巴勒斯坦派別會議來改善中東局勢。這些都是重要的貢獻，我認爲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可以在這方面採取更多行動，說服西方接受這樣一個事實：西方必須適應一個不同的世界，正如我所提到的多文明、多極化和多邊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