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日記》卓亦謙：當你在正視創傷時，起碼可以找一個出口
今年的金像獎，“新晉導演”獲得者是《年少日記》的導演卓亦謙。他雖然是一位新人導演，但已入行十年之久。他做過《激戰》的助理編劇、場記，做過《今晚打喪屍》和《殺破狼·貪狼》的編劇。2019年，他的《年少日記》成爲第五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大專組獲獎作品，獲得了拍攝資金。
作爲一部新人作品，《年少日記》的成績是成功的，本片是香港本土2023年港產電影票房第二名（約2346萬港元）及豆瓣2023年用戶最高評分華語電影（8.5分），並在4月19日內地公映。據看過的觀衆反饋，這是一部令人落淚的作品。此處的落淚微妙之處在於，觀衆不僅爲角色慨嘆，也因被勾起的私人回憶而傷感。近些年，原生家庭的議題被廣泛討論，大家開始意識到成年後很多心理問題追溯起來，其實是原生家庭的童年創傷導致。《年少日記》觸達的是很多人壓抑在內心深處的創傷性回憶。
我們每個人都是用自己的創傷經歷去迴應這個世界。人是否可以和自己的創傷和解呢？如果不可以，逃避是不是更有用呢？卓亦謙給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爲這些創傷是無法逃避的，壓抑久了，總有一日會變本加厲地發作。《年少日記》的誕生，其實是卓亦謙爲了紀念大學亡友。好友猝不及防的自殺，讓他多年來一直都耿耿於懷。某程度上，創作《年少日記》也是他修復這段創傷性記憶的嘗試。但是，拍完後，卓亦謙發現，原來沒有和解這一回事。儘管傷口可能癒合，但是還是有傷疤的存在，而傷疤始終都會在某些時候隱隱作痛。也許，我們能做的不是刻意遺忘，而是攜帶着這些傷疤繼續往後的人生。以下采訪是一份電影導演的創作談，也是一份過來人的心靈素描。
01
大家都不習慣將自己的感受說出來
南都娛樂：很多觀衆將《年少日記》海報和楊德昌的《一一》做聯想，兩部電影海報構成了正反面，請問是想呼應什麼？
卓亦謙：這是一個誤會，這張海報是拍於學校禮堂那一場戲，我們正在吃飯，劇照師就叫了黃梓樂站在那裡給他拍，他覺得背景很乾淨。黃梓樂做了幾個表情，最後劇照師就選了這張。那時候現場很忙，我根本沒有想過到底哪一張照片可以用來做海報，我就給劇照師自由發揮，包括黃梓樂坐在一張凳子上，其它很多空的椅子在他旁邊，那都是臨時發揮。大的電影公司拍的時候會有很多海報概念，但是我那時候沒這個能力，處理現場的事很忙。
南都娛樂：很多新人導演都會選能夠表達自己、彰顯自我的題材，你第一部電影選的是一個家庭教育的題材，這個題材有什麼非拍不可的原因嗎？
卓亦謙：《年少日記》講了一些原生家庭的問題、有學業壓力的問題、也有香港的“比較文化”的問題。我是在香港這座城市長大的，我會有一種感覺，大家都不習慣將自己的感受說出來，很多時候我們去玩、喝酒，一幫人看起來很開心，但那些是資訊上的交流，不是感情上的交流。大家沒有交心的習慣，很多人將心事藏在心裡面。
對我來講，非拍不可的原因在於，它綜合了很多我對這座城市的感受，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而最關鍵的原因是，我大學的時候經歷了一個朋友輕生的事情，我在想到底原因是什麼？我假設了一些原因，例如之前講到的那些元素，爲什麼香港會有這樣的問題，大家的壓力都這麼大，出了事都不會說，或者不習慣說出來。我很想討論這個現象。
南都娛樂：你提及過自己曾受到過《心靈捕手》影響，在電影裡，是由老師去讓問題學生釋懷自己的心結，但是《年少日記》的老師鄭Sir就是個有心結的人。傳統意義上，老師應該是幫學生解決問題的人，但如今老師甚至是個比學生問題更大的人，讓一個本應該擁有權威的人“下凡”“失勢”，你覺得是一種解構還是一種解脫？
卓亦謙：這也是我對老師的感受之一，我小時候那些老師是高高在上的，充滿知識的，做什麼都是對的，學生要聽他的。但是長大以後，我有朋友當老師，我瞭解到首先老師也是一個人，他也有他的問題要去解決，老師也有不同面貌的生活，比如說抽菸。
我有一個老師朋友，他有時候和我講今天很想和學生聊天，但學生拒絕了自己。我覺得其實他有表達關心就很好了，何必要追求一個結果？爲什麼他會有這樣一個苦惱？因爲我們傳統社會是一個很追求結果的社會，你關心學生一定要幫他做到某些事情。我覺得不是的，應該要認同的是老師那個心態，而不是結果。我跟我朋友講不用這麼多苦惱，有這個心接近學生，但學生可能有自我保護機制，看到老師接近，他們也怕。但也許，學生長大之後會記得有老師接近過自己。
02
歷史上價值觀的變化是靠人與人討論出來的
南都娛樂：《年少日記》的問題家庭是很傳統的父權主導的家庭，父親是家庭的中心，擁有絕對的權威，母親、子女都只是從屬，整個家庭結構充滿了權力的高低位。傑仔自始至終爭取不到父親的愛，本質原因是不是也是這種家庭結構導致的？
卓亦謙：是，這部電影講的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香港，那時的香港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的，所有家庭都是爸爸說了算，媽媽比較低調，很順從丈夫的意見。父權的家庭結構是其中一個原因，但這個故事也講了很多其他原因，包括傑仔有一個很喜歡的漫畫家消失了，香港的“比較文化”等等，所有東西加起來。我不想寫一個故事原因很單一，有些報紙會寫一個人失戀跳樓了，一定是感情問題。現實不是那麼簡單，不一定是感情問題，這個人也許是有很多事情發生了，很多不同的原因導致這個結果。
南都娛樂：你曾經在其他採訪批評過，香港雖然是一個國際大都市，但有一些很傳統的大男子主義，我留意到香港的性別討論其實不是很多。
卓亦謙：我小時候讀書，明明說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但是長大以後會有一種反差的感覺，很多方面都不是很開放，真的很保守，我小時候已經是這樣，長大了也沒變。比如潛在的父權主義或者性觀念，對我來說都是保守的。
南都娛樂：香港爲何會有如此反差的保守？
卓亦謙：好問題，我真的沒想過。香港人很習慣追求數字化的東西，而沒有想價值觀。數字化的意思每天都在想自己的兒子考第幾，我要賺多少錢，我有多少物業，我一定要買樓，網絡媒體有多少人關注……整體都要尋找一些數字的東西去證明。我不是說追求那些東西不好，那些東西也是目標，但是要平衡一下自己的感受是怎麼樣的，你信奉的價值觀是怎麼樣的。我們很少去討論這些事，也可能是在腦子裡想，但是很少拿出來說。我認爲歷史上價值觀的變化是靠人與人討論出來的。
南都娛樂：近些年，原生家庭的議題被廣泛討論，大家開始意識到自己成年後很多心理問題追溯起來，其實是原生家庭的童年創傷導致。你在電影中也呈現了鄭Sir的童年創傷延伸到了他成年後的親密關係，讓他變成了迴避型人格。你如何看待原生家庭的問題與成年後親密關係的關聯性？
卓亦謙：比如說鄭有俊這個人物，他小的時候，他的家庭環境是很看重成績的，那件事（哥哥自殺）發生之後，他意識到可能家人的愛不是真正的愛，而是基於我有一個好成績而來，這令他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沒有信心。但這件事是不是一定是家裡大人的不對呢？我也不是這樣的意思，那種價值觀是有一個源遠流長的歷史在裡面，可能家裡的上一代、再上一代都是這樣，甚至可能香港開埠以來就是這樣。於是小時候的遭遇影響了他長大後體驗親密感，讓他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沒有永遠，愛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存在世界上，自己有沒有資格成爲一個家長，這一切環環相扣的，起碼戲裡面的角色是這樣的。
03
正視和逃避最大的不同是，逃避是你自己去面對
南都娛樂：在放出的刪減片段中，母親和被家暴的兒子談心，談話中透露了父親從小也是被家暴，父親這個加害者曾經也是受害者，但很諷刺這個受害者最終變成了加害者。爲何最終刪減了這個透露父親過去的片段？
卓亦謙：因爲這一場戲的拍攝很趕，本來是分開鏡頭拍的，有一個二人鏡頭，一個單頭，應該是三個鏡頭，但是因爲很趕，趕到我只能夠用一個靜態拍這樣的對話。其實我很喜歡他們的演出，這片段交代了一個很重要的故事，就是鄭中基飾演的父親上一代也是這樣的。但是我剪輯的時候發現這場戲很影響整體節奏，觀衆看到那個鏡頭覺得節奏很慢，雖然保留其中一點我想講的信息，但是我3分鐘鏡頭可能會打亂90分鐘流暢節奏的話，我要做一些選擇，所以最終就刪除了，那個時候我也在想這個片段會在宣傳中放出來。
南都娛樂：這麼說，在一個家庭裡，上一代的不幸會延續到下一代，一直輪迴下去嗎？
卓亦謙：我覺得是有關係的，不過就算是一個輪迴，但是在主角這一代會不會有改變呢？變不變得了不重要，起碼他心態上已經變了。
南都娛樂：在電影的結尾，鄭Sir帶着花到天台去祭拜哥哥，似乎終於正視了這段創傷記憶，你覺得他成功跟自己的過去和解了嗎？
卓亦謙：我覺得很難，我拍之前有想過可不可以和自己和解，拍完之後我發現沒有和解這回事，但你可以記住離開的人的好。鄭Sir和離開的人的一個對望，其實不是一個和解，而是他開始接受這件事，走出第一步。
南都娛樂：如果有一些創傷哪怕正視了也沒辦法和解，那逃避不去觸碰會不會更好受一些？
卓亦謙：我不覺得，儘管你不說但那件事一直都在，某年某日看到一些東西就會想起來，一輩子都會這樣子。正視有很多方式，比如說電影裡面的鄭Sir，他的方式就是要讓很重要的人知道這件事。我覺得有時自己面對不了，你和很重要的人去講也是一個開始，不需要自己去面對。正視和逃避最大的不同是，逃避是你自己去面對，我不信能躲避。但是當你去正視的時候，起碼你可以找一個出口。
南都娛樂：電影中有一則學生自殺的新聞，而底下的評論充滿了對這位學生的偏見和批評，你覺得目前社會對於抑鬱症的無知和傲慢，是不是也助長了抑鬱症病人採取極端化行爲？
卓亦謙：有這個成分，戲裡面有一段傑仔說自己睡不着，想看精神科醫生，媽媽說精神科是給癲的人去看的。這是我在上個世紀90年代聽到的一句對白，但是我到了三十幾歲發現，現在還是這樣。我觀察自己身邊人，抑鬱的階段或者精神病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有一種誤解他們都是瘋的，大家潛意識會覺得這些人永遠都是這樣。我認識的基本上所有精神健康有問題的人，其實那只是一個階段，就像傷風感冒，吃藥是可以好的，但是不吃藥就會嚴重一點。
當大家處於這樣一個階段的時候，社會上的標籤和誤解，會令到他們遮遮掩掩不說或者不承認自己有精神健康問題。但是如果說出來，我反而相信能快一點得到處理，能像傷風感冒一樣的討論。因爲這是病，不是一個選擇，對病人來講生病不是一個選擇，但是有些患者可能以爲自己能選擇，他們很自責，於是抑鬱成疾，導致一個無可挽回的後果。
04
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是會有做錯事的時候
南都娛樂：我們總是假設這個社會存在一種所謂的正常，但是可能能符合這個正常標準的人數量很少，換言之正常人其實只是少數人，少數人才能做到的事很不可思議成爲了整個社會的底線。你如何看待正常？
卓亦謙：何謂正常，這也是我經常想的問題。所謂正常輪不到我去定義，也輪不到任何人去定義。我會避免用這個詞，比如一幫朋友說你很正常，其他人聽起來會不會覺得某個人不正常，我不想引起這些誤會。對我來講，一個人願意坦誠地交流，沒有做任何傷害人的事就夠了，我不會去理會他正不正常，甚至我覺得可能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正常的。正常這個詞彙是在講什麼呢？其實是要求那個人要做得很完美，不可以有錯。比如大家會認爲，一個正常人又怎麼會去做“壞”事呢，做“壞”事就不正常了。我們有這樣一種認知，但是我的認知裡，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是會有做錯事的時候。
南都娛樂：《年少日記》全片反覆在播放德彪西的《夢（Rêverie）》，日本導演巖井俊二的《關於莉莉周的一切》，裡面也是反覆使用這首音樂，你們兩部電影其實都涉及了青少年心理問題。這是巧合嗎，還是說你選擇這首古典音樂有特別的原因？
卓亦謙：我選擇德彪西最初的確是因爲巖井導演，我平時還聽德彪西另外一首音樂《月光》，我最初是想選《月光》的，《月光》很多戲都有用。但是到後來，我覺得《夢》比較契合這個主題，原因是鄭Sir這個角色有時候會夢到他的哥哥。譬如戲的開場就是傑仔上了天台，然後大喊，但是在弟弟視角不會看到這一幕，只能看到他的日記去想象，下一個鏡頭接什麼呢，就是接鄭Sir醒過來，所以說第一幕是他的夢境也可以，我覺得夢這個主題是我比較喜歡的調調的。
在現實裡面，《夢》和《月光》都是我在寫劇本腦子混亂的時候聽，我會平靜一點，我很享受這兩首鋼琴曲。巖井俊二那部電影也很適合，《關於莉莉周的一切》講的是欺凌文化，我這部電影不同，我講的是怎麼面對自己很多年前的陰影。
爲何我會用到鋼琴曲，因爲電影裡角色要學琴，我問了配樂師，一個9歲的孩子能不能彈德彪西的音樂？他說要很厲害才行，我當時就想那很厲害就對了。因爲戲裡面傑仔沒有享受過鋼琴曲，我想說當他人生最後去到天台對望的時候，他的弟弟重新在腦海裡響起這首音樂，然後讓角色得到我在現實中得到的平靜。
南都娛樂：除了德彪西外，這部電影在其他音樂的使用上也很有感染力，可否分享下這部電影配樂的講究之處？
卓亦謙：我記得和配樂師聊的時候有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鋼琴曲，角色的童年時期有很多鋼琴曲，因爲角色本身要彈，其它配樂也是在鋼琴曲變奏出來，比如他看漫畫的時候有一些鼓聲，比較有鼓勵性的音樂。另外一部分就是成年人的部分，鄭Sir經常是很孤獨的狀態，配樂用很多電子單音音樂。但是隨着故事發展，當這兩條線開始交集，過了中間的轉捩點之後，鋼琴和電子單音融合在一起使用，這個是我們的基本概念。我們有三個配樂師，區樂恆是一個樂隊吉他手，他很擅長電子單音。他的女朋友廖頴琛是一個歌手，她就負責鋼琴。第三個配樂師張戩仁是一個仲裁人，他分析每一場怎麼樣，然後講他的感受或者提議一些做法。
南都娛樂：我留意到你其實是譚家明導演的學生，這位老師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卓亦謙：譚教授不是教你寫劇本要怎麼樣，拍的時候程序是什麼，他不教這些。我們上他的課，每一節課他都準備很多不同的一兩分鐘的電影短片，每次播完之後就說爲什麼覺得這個導演拍得好或者爲什麼拍得不好，就分析爲什麼用這些鏡頭而不用這些鏡頭，他講的都是本人對於電影處理的感受。所以說與其說是教學，不如說是分享。我們很多人都是他的學生，譬如配樂師區樂恆、張戩仁、盧鎮業都是他的學生。譚教授對我們這幫學生的影響是，我們發現原來這個世界上有人如此執着去看電影。我記得上第一節課他問我們這些學生多少歲，我們回答之後他就說奧遜·威爾斯自導自演《公民凱恩》的時候，只有25歲，大家全部起步都遲了，叫我們不需要跟經典的電影比較。但他沒有看輕我們任何一個學生，他會叫我們“未來的導演”。他對我們說過，作爲導演如果你對自己的藝術不夠執着的話沒有資格做導演。他不是罵我們，而是他自己就是這樣的，他示範的是一個人如何看待電影，而且他也沒有很執着地讓我們一定要聽的，他認爲每一個人要找到自己的方法，對就聽，不對就不聽。
南都娛樂：譚家明是當年香港電影新浪潮的領軍人物，近幾年香港出現了一批不同於過去香港電影的新人作品，被譽爲這個時代的香港新浪潮，你是否留意到這個趨勢？
卓亦謙：我希望有電影可以拍就可以了。他們這批人有很多是我認識很久的朋友，同一代譬如《正義迴廊》的導演何爵天，我跟他認識是在林超賢導演的《激戰》中，他是第三副導演，我是場記。我們一起看着對方被人罵，我們是被人罵大的。前年他做了導演後，我也有機會拍戲了，很多都是夥伴。對這個浪潮的看法，我真的沒有，大家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大家都是很苦惱以後會如何。
採寫：南都記者 劉益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