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黑馬!一羣北影保安,拍電影狂攬大獎

12月21日,張中臣導演的首部長片

《最後的告別》正式上映。

此前,他曾在北京電影學院做過4年保安。

《最後的告別》劇照

2021年,《最後的告別》在First拿到“最佳導演”和“最佳劇情長片”兩項大獎

2017年,張中臣和幾位昔日的保安隊同事

決定一起拍一部電影。

2021年,他們的作品《最後的告別》

在First青年電影展罕見地拿到

“最佳導演”和“最佳劇情長片”兩項大獎,

上臺領獎時,張中臣一度激動哽咽。

北影的C樓大廳,是張中臣做保安的第一個崗位

張中臣在劇組工作中

1991年,張中臣出生於安徽農村,

大專畢業後曾進入工廠流水線。

在來到北影之前,

他從來沒有買票去過電影院。

一次偶然的蹭課,讓他愛上了電影,

從零開始學習劇本、拍攝、剪輯。

12月,一條在北京見到了張中臣,

他和我們分享了那段

一邊做保安一邊學電影的日子。

他說,以前他總覺得自己的人生挺糟糕的,

“通過電影,

我確立我還站在這個世界裡面,

某一個特別微小的位置上。”

編輯:馬詩韻

責編:陳子文

張中臣和主演王耀德一起回到曾經住過的北影保安宿舍

《最後的告別》是一個離我比較近的故事,關於農村家庭三代人命運的離散。它有我小時候的記憶,也有我的工作經歷。

男主人公方圓的工作是保安

方圓是一個聾啞人

父親的原型是張中臣自己的父親

電影中父親想要殺死兒子的情節,也源於張中臣的一段童年記憶,他的發小被精神失常的父親殺死了

男主人公方圓在保安監控室裡工作,我在北京電影學院上班的時候,也有一年多時間在看監控。電影裡的父親有點像我的父親,我父親也是鄉村教師,喜歡寫詩,很少有人理解他。電影裡的詩都是我父親以前寫的。

在北影的時候,我們幾個熱愛電影的保安沒想着自己拍電影。2015年後大家都離開了,但還是經常聚在一起,聊聊電影。

2017年,一次喝酒,我們說該整自己的電影了。那時候有一股勁兒在心裡,特別理想主義。於是我寫劇本,大家一起籌了幾十萬,我也把積蓄全拿進來了。2019年夏天,在河南平頂山開機,拍了一個月。

《最後的告別》劇組人員合影

劇組裡有近10個工作人員原來都是北影保安隊的。我是導演和編劇,還有製片人陳坤陽,主演王耀德,副導演張秘密,文學策劃(也是我哥)張中玉,現場剪輯趙國棟,現場製片陳波文,還有出品人陳崇理和邵光。

如果沒有這些人,我不會那麼快寫出第一部電影。電影不是一個人拍出來的,大家一起才能把這件事給做了。

拍電影的每個階段都會遇到問題。我們拍完後發現沒錢做後期了,加上沒有經驗,也不知道怎麼繼續推進。2020年疫情又來了,那是最焦慮的時候。後來,我認識了給萬瑪才旦做製片的王磊,他看了樣片粗剪版很喜歡,就加入我們,幫忙推進後面的工作。

2021年First,張中臣上臺領取“最佳導演”獎項時一度哽咽

2021年7月,《最後的告別》在First青年電影展拿了“最佳導演”和“最佳劇情長片”兩個大獎,我們完全沒想到。自己創作的東西能被認可,我們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這是特別大的鼓勵。

電影在First放映的時候,看到角色臉部特寫出現在超大的銀幕上,這是我30歲最幸福的時刻。

《最後的告別》要回收成本基本無望,我們還是希望更多觀衆能去看看。這部電影能上映是很困難的,但我們還是做到了。

張中臣(右二)童年在農村度過

張中臣的家鄉以產梨而聞名,圖爲在給梨樹授粉

1991年,我出生在安徽碭山縣的村落,家裡兄弟姊妹三個,母親是農民,父親是鄉村教師。

小時候我成績特別好,考上了縣裡的第五中學。來到縣城後,我發現同學們吃穿用度都特別好,這讓我感到自卑。

從我家到縣城挺遠的,20多裡地,父母經常騎車送我上學,但我不想讓他們送,害怕讓同學看到。我也不想穿我媽納的布鞋,想穿運動鞋,不過家裡沒有這條件。爲了掩飾自卑,我變得叛逆,經常混跡網吧和遊戲廳。高中時成績跟不上,就更不想聽課了。

張中臣大專畢業後工作的工廠

大專畢業後,我去投奔了在蕪湖的工廠上班的高中同學,住在他租的毛坯房裡。那年春節我沒回家,因爲沒錢了,怕回家後被人問起來。結果飯店過年都關門了,我一個人找不着吃的,餓得不行。大年三十晚上,我媽問我吃了啥,我說在和朋友聚會。電視裡放着春晚,我在出租屋裡哭得稀里嘩啦的。

過完年,我去了美的空調的分廠,在流水線上做脹管的工作。那個工作挺危險的,還要計件,一旦分神就可能出事故。每天,只有在上下班20多分鐘的路程裡,我纔有時間想點東西。

北京電影學院

北影保安隊宿舍

在工廠幹了將近一年,我決定辭職。也不知道要去幹嘛,但不想過這樣的生活了。我買了張火車票來到北京,我哥在北京西站接我,帶我來到了北影,他在這裡做保安。

我哥高中是學畫畫的,也喜歡電影,考美院失敗後就去了富士康打工。但心裡還是想拍電影的,就偷偷跑到北京,考北影的導演系,也沒過。他想着,在電影學院幹保安也是學電影的途徑,就留了下來。

張中臣再回到第一次聽電影課的教室

那時候我不知道他想學電影,我啥也不懂。在去北影上班之前,我從來沒有買票去過電影院,都是跟着同學租碟,或者看露天放映。看的也都是《阿凡達》、《變形金剛》這種類型的電影,從來沒看過文藝片。

我住在我哥的宿舍,每天到處溜達,我哥覺得這樣下去不行,建議我去宿舍旁邊的114階梯教室聽課。我聽的第一堂電影課是大師研究,講李安的《喜宴》。我覺得挺有意思的,原來上課還可以看電影,反正就聽進去了。

那是2011年,我開始慢慢在北影聽課,我哥就帶我去保安隊公司辦了入職,一待就是4年。

白天聽課看片,晚上值班

北影保安這個崗位,流動性是很大的。我剛開始在C樓大廳站崗,然後去了監控室,還進過巡邏隊,晚上繞着學校轉悠。

晚上11點到早上7點是夜班時間,北影是早上8點開始上課。7點下夜班之後,我回宿舍脫掉保安服,去食堂吃個飯,立馬就跑到教室。我會提前一天根據課表選好課,去了就默默坐在角落聽課。

下午回宿舍看個電影,或者睡一會兒,晚上繼續上課。9點下課,回宿舍洗漱一下,換上保安服去上夜班,每天就這麼循環。

保安隊同事參與張中臣的第一部短片,主演王耀徳,攝影陳坤陽

保安隊很多人都喜歡電影,保衛處領導和隊長也很支持我們,儘量給安排夜班。同事之間也會互相調配,比如學校週一到週三會放電影,我們要輪流值班檢票。今天你想看電影,那就我來站崗;明天我去看電影,你就來站崗,大家會相互幫助,所以我們之間的感情是特別深厚的。

學校有電影大師班論壇,隊長還安排我們去站崗,呂克·貝鬆和米哈爾科夫我都保護過。

能聽到的課我儘量都去聽,有些理論課聽不懂,就去圖書館看老師講到的那本書。和其他同學相比,我太缺閱片量了,於是瘋狂看片,一天四五部。看完和其他同事交流,今天大家都看了哪個大師的片子。

我的一些價值觀也是通過電影建立起來的。在大量看電影之後,我發現世界是很複雜的,不是非黑即白的,電影給了我看待事情的寬度。

和同事們在保安隊宿舍

平時我們不怎麼和學生交流,如果不是後來媒體採訪,我甚至很少講我做保安這件事,直到現在,我的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這段經歷。當時學校旁邊有個理髮店,保安去理髮就給打折。如果有其他學生在的話,我都會說我不是保安,我寧願不要打折。

我們不喜歡別人以同情或異樣的眼光看我們,也不希望大家覺得我們特厲害。我們想同大家是平等的,最後還是要用作品說話。

張中臣和室友王耀徳

後來王耀徳成爲了《最後的告別》的男主角

在保安隊那段時間,我們一直都在聊電影、看電影、學電影。雖然物質條件不是特別好,但是我們很開心,電影讓我們這些人聚在一起,做喜歡的事情。

電影不是寫作、畫畫,只要自己創作就行了。如果只有一個人在那裡學,其實是特別無力的,而在保安隊的那種氛圍裡,大家都是很有激情的。

2015年,張中臣從北影繼續教育學院畢業

2013年,我考入了北影繼續教育學院的劇作專業,想更系統地學電影。要交作業才能畢業這一點,也能推着我去拍片,我在北影期間一共拍了4部短片。

繼續教育學院的學費一年就3500元,我能承擔得起。不用每天上課,還能繼續上班賺一點錢。

2015年,我從繼續教育學院畢業,決定離開北影。在北影做保安是特別安逸的,但我必須面對現實,面對房租,我必須去幹活,不停地實踐。

從北影出來之後我就去做剪輯,一直剪了4年,剪過幾十部電影,也剪過網大和網劇。機緣巧合之下,我認識了香港導演彭發,他也是剪輯師出身,《無間道》就是他剪的,是他一直帶着我。

張中臣通過紀錄片慢慢開始自己的創作

張中臣的哥哥張中玉是《最後的告別》文學策劃,右爲他的第一部電影《青柿子》海報

保安隊同事們在離開北影后,都在追求着自己的夢想。《最後的告別》的副導演張秘密,已經拍了三部獨立紀錄片。我哥給很多大片做側拍師,包括“狄仁傑”系列、《唐人街探案》等等。去年他拍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青柿子》,今年我倆一起入圍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22)。

這是一種集體的勁兒,大家都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沒有他們我也根本拍不了電影。

張中臣在剪輯《最後的告別》預告

我平時靠剪輯生存。我對生活的要求不高,有錢付房租,吃的差不多就行。我現在拍了兩部電影,是沒有拿一分錢的,還要自己墊錢。每拍一部電影之前,我都會用兩三年去攢一點積蓄,能夠讓我在一年不工作的情況下維持生活。

這是很現實的,你要保持創作,也必然要有一個東西去養活你。而且我也面臨着新的問題,現在我結婚生子了,它不再是我一個人的事了。

2023年,張中臣拍攝了第二部電影《夜間聲響》

張中臣去戛納推介《夜間聲響》

我其實是一個特別自卑的人,從小到大沒怎麼有人誇我。我老是覺得我的人生挺糟糕的,遇到電影之後給了我很多信心。現在我找到了能誇自己的點,一路上也受到了很多認可和鼓勵。

我父母一直覺得我和我哥做電影這個事有點荒唐,但是也沒給我們太大壓力。我們在First得獎那一年,我爸也去了西寧,他挺開心的,多少覺得有點希望了。

《最後的告別》拍攝現場

我想通過電影得到一種能量,不是說要多牛逼、功成名就,而是確立我還站在這個世界裡面,某一個特別微小的位置上。我是一個人,我也希望去得到,去被看到。就像《最後的告別》拍的那些邊緣人,他們也是需要關注的。

所有人都要有一個自己的位置,而我們要做的,就是給他們一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