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毒戰，不敢細品
1919年1月17日，在社會各界代表的注視下，上海浦東陸家嘴的一座焚燒爐燃起團團濃煙，隨後燒了三天三夜。
伴隨着刺鼻的氣味，每箱價格6200元的鴉片共1207箱，由大總統徐世昌頒令就地焚燬。
這次焚土事件，儘管不甚環保，卻被視爲民國禁菸運動的一個標誌，更被看作中國“鴉片合法貿易史的可資紀念的最後一頁”，似乎在表明北洋政府反對鴉片貿易的決心。
▲吸食鴉片的菸民。圖源：網絡
但諷刺的是，在民國時期幾乎貫穿始終的禁菸運動，就如同煙癮者陷入戒菸的困境一樣蒼黃反覆，欲拒還迎。
鴉片的流毒，始終難解。
而不同於彼時虎門銷煙時煙毒來自國外，此時鴉片之害，更多來自國內。
晚清時，鴉片有“洋藥”和“土藥”之分。“洋藥”是從國外進口的鴉片，而“土藥”則是國產鴉片。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多次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大量的戰爭賠款和軍餉令清朝財政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爲緩解財政壓力，清政府想到一個妙計，先是利用鴉片貿易合法化對洋藥徵收重稅，賺取豐厚稅收。在1858年的《天津條約》中，清廷規定“洋藥準其入進口，議定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
洋藥進入中國後逢關納稅，遇卡收釐，清政府賺得盆滿鉢滿。1908年，清政府當年總稅收約2.92億，其中鴉片稅收高達3302萬兩，佔財政收入的11.3%。
與此同時，爲撈取更多油水，清朝從國外引進技術，鼓勵民間實現鴉片自產、自銷、自賣，在全國各地廣泛種植提煉鴉片的原植物——罌粟。
罌粟雖美，其患無窮。可在暴利的驅使之下，農民爭種罌粟，而將稻穀等農作物棄之不顧。
▲晚清以後，中國各地廣泛種植罌粟。圖源：網絡
到19世紀末，罌粟花開滿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山西、陝西、甘肅、黑龍江、江蘇、浙江、福建和雲貴川三省最盛。
其中，貴州本來農業不發達，有所謂“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人無三分銀”一說，可這裡偏偏適合栽培罌粟，所產鴉片大量輸出外省。
光緒年間，甚至因罌粟瘋長，農業生產衰退，導致“穀米日貴，粒食日艱，無論凶荒之歲也，即年歲順成，米價曾不少落，幾乎農田所出有不敷海內民食之患”。
1877年至1878年，華北地區爆發的“丁戊奇荒”，是一場罕見的特大災荒，造成1000多萬人餓死，2000多萬人逃荒。山西巡撫曾國荃上奏稱，災區“赤地千有餘裡，饑民至五六百萬之衆，大祲奇災，古所未見”。
這一悲劇的起因，除了持續多時的旱災，就是因廣泛種植鴉片，糧食播種面積銳減。當時，山西全省530萬畝耕地中，土質最好的60萬畝地都用來種植鴉片，自然導致全省糧食大規模減產。
老百姓連吃飯都成問題，還是願意種罌粟，這是爲何？自然是因爲利潤高啊。
據統計，清末民初的貴州省，同一塊土地種植罌粟的利潤是種小麥的4-6倍，而在雲南，罌粟一季的收入幾乎等同於地價的1/4。如此，貧苦農民自然爲之心動，乃至忘記了饑荒災害。
▲吸食鴉片的菸民。圖源：網絡
消費是一切生產的唯一目的。
自清末到民國，吸食鴉片者與日俱增。煙館遍地，舉國狂吸，男女老少不乏癮士，不吸鴉片都跟不上潮流。
有些地區吸食鴉片的人佔總人口50%以上，嬰兒出生後就在煙霧繚繞中成長，隨後又從父母手中接過煙槍。
以煙膏待客更是成爲日常習慣。媒婆介紹對象，也以每日吸幾錢鴉片爲標準，吸得越多，意味着家中財產越多。富貴人家的婚禮甚至以能擺出多少張煙榻來作爲排場，就算因吸鴉片而瘦骨嶙峋，他也是全村最靚的仔。
吸食者包含各個階層。作爲罌粟種植地之一的甘肅，地處偏僻，商業凋敝，有時街市上連幾家賣食貨的商店都沒有，公開販賣鴉片的倒是不少，且“一角錢可以買好幾口煙土，真物美價廉”。
時人報導說，甘肅雖貧窮，然所積存的鴉片可供全省用15-20年。可以說，什麼都缺，就是不缺鴉片。
鴉片如此猖獗，遲早要完，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看不下去了。
1912年3月，孫中山頒佈禁菸令，打響民國禁菸的第一炮。
在給倫敦各大報館的公開信中，孫中山寫道：“鴉片爲中國之巨害，其殺吾國民，甚於干戈癘疫饑饉之。吾今既建設共和政體，切望掃除此毒，告成全功。”
革命黨人謹遵孫中山的禁菸思想，不惜用嚴刑峻法來根治鴉片頑疾，甚至對不聽勸的煙販處以極刑，僅湖南一省“槍斃煙犯之案，不下十數起”。
有的省份出動軍隊推行禁菸運動，如浙江由第6師11旅旅長張載洋出任全省禁菸督辦，派兵到各地巡邏，一旦發現有人觸犯菸禁，一律以軍法處置。
而陝西的張鳳罔則製作了四個銅鍘，陳列在府門之外，用來震懾鴉片販子。
《申報》的編輯很幽默，模仿《紅樓夢》中的《好了歌》寫了幾句打油詩：“世人都道革命好，惟有煙鬼苦死了，東躲西藏無處逃，一經查出命沒了。”
▲民國初年，焚燒吸食鴉片的煙具。圖源：網絡
孫中山下野後，儘管政見不同，但就任大總統的袁世凱也是一個堅定的禁菸人士。1913年，北洋政府就召開全國禁菸會議，由各省派代表參加，商議禁菸事宜，會後成立了全國禁菸聯合會。
對“癮君子”，袁世凱決不輕饒。
有一次，北洋軍中的一個士兵到民間煙館吸食鴉片，被人發現了。袁世凱火速將其逮捕，要處於死刑。
軍中的弟兄們急了，於是糾集了五百多號人，全部宣稱自己有鴉片癮，並進行罷工抗議，請求面見袁世凱。
袁世凱二話不說，將那個抽鴉片的士兵處死，並且表示，其餘公開抗議的“癮君子”，來一個我殺一個，嚇得這五百多人作鳥獸散。
北洋時期，多數省份禁菸取得了一定成效，湖南、安徽、山東、直隸和廣西等十來個省份先後實施禁種罌粟。
遠在西南邊陲的雲南省一向種煙最盛，都督唐繼堯迫於中央的壓力，也制定了禁絕煙苗條例和巡視鏟煙規則，責令部下勸導農民不要種植罌粟，一旦發現煙苗立即剷除。如果地方官發現有人種罌粟，可將種戶槍斃，煙地沒收充公。
唐繼堯的禁菸取得了一定成效，到1917年中英雙方禁菸代表到雲南查勘時，雲南多地已經基本實現禁種。
▲唐繼堯。圖源：網絡
爲害無窮的罌粟花，難道就此絕跡？
種植罌粟的人，不僅手執煙槍，還有真槍實彈。
袁世凱死後，國內政局動亂，大小軍閥屢開戰端，爲了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不得不依賴利潤豐厚的鴉片。
到1925年，除了吉林、山西兩省仍在實行禁菸，其餘省份鴉片再度氾濫，各省鴉片煙稅一度佔軍費總支出的40%-80%。
1919年後，有些省份規定，如果沒有按當地政府規劃種植罌粟，需按畝收稅交“白地款”“空地稅”13元。還有一些省份要求不種罌粟的農民繳納“懶捐”，或交同等的煙稅。
鴉片甚至可以作爲交易媒介，一般借貸以鴉片作爲標準，工人也可不取工資，而取鴉片。
中國西南的雲南、四川、西康和貴州鴉片種植日益繁盛，達到世界第一的產煙規模。每年收煙時節，會有這樣一個奇妙的現象，各省的白銀都自東向西南流動，西南的煙土則自西向南流動。
雲土是國產鴉片中的上品，色香味俱全。曾在雲南禁種鴉片的唐繼堯，爲了軍費開支而再開菸禁，逼種鴉片。1923年，雲南罌粟種植面積達到70萬畝，兩年後，雲南的鴉片稅收達到300萬元，佔其財政收入30%。
雲南隔壁的貴州，也對鴉片情有獨鍾。
1922年，袁祖銘主政貴州，直接將徵收煙稅的籌餉局搬到總司令部，提出“以煙鹽爲綱”的財政計劃，將煙稅提高了一倍，通關稅每擔納120元。
當年貴州的鴉片稅就收了800萬元，鴉片銷往外省後價格甚至可翻十倍。袁祖銘每次派軍隊運煙去漢口，回頭就載了一船軍火回來，由此實力大增。
▲袁祖銘。圖源：網絡
唐繼堯酸了，對袁祖銘的鴉片生意很是眼紅，於是在1923年發動滇黔之戰，率軍攻入貴州。打了一場西南版的“鴉片戰爭”。
憑藉優勢兵力，滇軍將袁祖銘的黔軍一直趕到了四川境內，承包了這片誘人的罌粟田。
袁祖銘不甘心，於是和由周西成率領的另一支黔軍結盟，兩人結成親家，合力攻打滇軍。
1925年，周西成、袁祖銘率領黔軍反攻，將滇軍逐出貴州，重新奪回自己的罌粟田。
次年，由周西成出任貴州省長，他公開宣稱“有土必種，無煙不富”，“只准吸菸，不準嫖賭”，貴州的生意紅紅火火，數錢數到手抽筋。
後來，金三角地區的毒梟通過毒品貿易建立地方武裝，估計沒少向中國軍閥取經。
據有關資料統計，1929至1933年間，中國的罌粟種植面積約8000萬畝，每年生產鴉片6000萬公斤，約120萬海關擔，其中陝西、甘肅、雲南和四川爲四大鴉片產區。
當時，中國所產的鴉片總量約佔全球鴉片總量六分之五，爲其他各國鴉片產量的5倍。
種植鴉片的人來頭不小，販運鴉片的人也不簡單。
幫會的發展與鴉片密不可分，無論是西南的哥老會，還是長江下游的青幫，都需要鴉片的高額利潤滋養。隨着農村經濟衰敗，20世紀20年代，大批無業遊民涌入幫會，幫會勢力日益壯大。據1927年國民政府農民部估計，全國的遊民兵匪人數高達2000萬人。
上海，這個近代中國黑幫勢力最集中最龐大的地方，也是遠東最大的販毒中心。
20世紀初，潮州煙商成立的公平公司曾是全上海煙土行業的翹楚，而潮州煙商的領袖是鄭四太爺和郭子彬。
鄭四太爺是民國著名電影人、上海明星電影製片公司老闆鄭正秋的祖父。此人創辦的鄭洽記是上海最大的土行之一，靠販賣鴉片給英國人致富，成了上海潮州幫的老大。
不少潮州煙商通過鄭四太爺的關係，與海外進行鴉片貿易，或以批發、零售的方式在上海英租界、華界和浦東等地區進行銷售，或把鴉片運至長江流域各省販賣。每一個潮州煙商都有自己的運銷路線，有人專走安徽線，有人專走鎮江線，合作無間。
廚子出身的郭子彬，走的是親民路線。郭子彬最早在上海開辦郭鴻泰煙土店，親自站櫃檯拉客，在菸民中頗有威望。
郭的櫃檯上每天都會蹲着一隻白貓，很多顧客就以白貓爲記，並與其他菸民相約，買鴉片就到櫃檯上蹲着白貓的郭鴻泰煙土店。郭子彬的生意也就日漸紅火起來。
▲民國時期的上海。圖源：網絡
潮州煙商在上海灘一度叱吒風雲，鴉片遠銷英國、法國、日本等地。
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面對複雜的國際形勢，潮州煙商在與日本、伊朗等國的貿易中屢次吃虧，又捲入軍閥混戰，很快就盛極而衰。
在潮州煙商逐漸衰落時，上海租界又出現了一個壟斷鴉片販運的“三鑫公司”，創始人是赫赫有名的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大亨。
起初，三鑫公司是青幫爲了平息鴉片頻頻被竊被劫的亂象所創辦，主要業務是向鴉片商提供保險，包運、包銷，其中保險費用高達貨物總值的10%。
然而，公司開辦後，迅速壟斷了整個上海灘的煙土運銷，規定凡在此地銷售的煙土都必須貼上公司的印花，否則不準出售，成了包銷鴉片的超大型土行，進一步促進上海鴉片業的繁榮。
據1923年8月《字林西報》披露，該公司一年盈利可達3000萬元，這個數字相當於中央財政一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三鑫公司一統上海鴉片業後，得到上海軍警界、租界當局的大力支持，由其參與販運的鴉片，沿途軍警大開綠燈，不敢檢查。
通過與軍政界人士勾結，三鑫公司對手下徒衆和鴉片販子極力保護。
▲杜月笙。圖源：網絡
有一次，上海警備司令戴戟的手下逮捕了製造毒品的“白麪大王”陳坤元。陳坤元是青幫成員，由杜月笙罩着，戴戟不敢聲張，打算秘密押回司令部。
杜月笙得知此事，立刻派出打手攜槍劫獄，將陳坤元救了出來。這事兒就跟沒發生過似的。
後來國民政府禁菸，杜月笙又搖身一變，成了上海市禁菸委員會的三常委之一。三鑫公司繼續把持着上海，乃至整個江南地區的鴉片業。
此地成爲全國鴉片業販賣、運輸的大本營，鼎盛時僅低級煙館就有兩萬處之多。
面對鴉片的泛濫，民國曆屆政府都採取對策，比如開頭所述，1919年北洋政府在上海火燒鴉片一事。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遵從孫中山的禁菸遺訓，設置了“禁菸委員會”，由張之江擔任主席，他一度被民衆稱讚爲“第二個林則徐”。
1928年11月，在全國第三次禁菸會議上，蔣介石親自到會發表訓詞：“禁菸一事，事關國家社會及民族生存，禁菸委員會務須雷厲風行，破除情面，實地去做。應先從中央着手，如在政府內有任何人敢於以身試法、吃煙運煙者，中央必鐵面無私，嚴厲處置，絕無寬待。”
尷尬的是，僅僅半個月後，就發生了“江安輪鴉片走私案”。
1928年11月22日凌晨，上海市警方偵查得知南京開往上海的江安輪上藏有大批鴉片，於是派警察前去搜查。萬萬沒想到，這批鴉片卻有上海警備司令部的軍隊參與護送，無法阻止。
警察和軍隊狹路相逢，自然是胳膊擰不過大腿。雙方起爭執後，軍隊反而將警察抓起來關進了警備司令部，隨後數量巨大的鴉片被運往租界。
事件發生後，國內外報紙迅速進行報道，各界人士要求嚴查此案，認爲“此案可作爲中國政府、國民禁菸誠意和能力之試驗”。
蔣介石遂致電張之江，命他將所有人犯押送到南京審查。
▲張之江。圖源：網絡
張之江到上海後，才發現此案背後水太深，走私者的後臺竟然是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宋子文。
儘管張之江在掌握案件事實後，也曾公開對記者說：“此案雖不能最後定論，但從調查結果來看，本人感到公安局方面理由似佔上風。”可最後的處理結果卻和這一事實截然相反。
不久之後，張之江就以辭職脫身，“第二個林則徐”實在沒有林則徐那麼硬氣。
上海市公安局長戴石浮則被停職，理由竟然是“公安局局長戴石浮未察究竟，以軍方武裝運土等語登報，有損革命軍人之聲譽”。
1929年，此案由上海地方法院審理後，鴉片全部銷燬，再從江安輪上找了三個船員作爲替罪羊，判刑最重的是“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其餘人全部釋放。
一樁大案就此了結，幕後的主使卻未傷及一根毫毛，可說是啪啪地打禁菸委員會的臉。
1935年，在新生活運動的展開下，蔣介石又推出了“兩年禁毒，六年禁菸”的計劃。
據內政部統計，此後兩年間，全國查獲煙毒案件9萬多起，判處死刑2378人，然而並沒有什麼用。
▲1935年，即將被處決的鴉片販子。圖源：網絡
即便當地官員有心禁菸，也會受到各方勢力的層層阻礙。
安徽省交通樞紐臨淮關的警察局局長揭覺安，就是一個熱血好青年，上任之後一心想搞好治安和禁菸。
安徽省主席劉鎮華卻對他苦口婆心地說：“你這次到臨淮關上任，那裡有個杜墨林，是臨淮一帶的安清幫頭子，……你對此人要特別注意。”
杜墨林也是當地有名的鴉片販子。
揭覺安到任後，就帶着一幫警察到杜公館拜訪杜墨林，表面上很客氣，實際上是向他提出警告。之後，揭覺安下令封閉當地煙館，嚴禁吸食、販賣鴉片，違者重罰，情節嚴重者槍斃。
淮河兩岸爲之震動，膽子小的菸民、煙販們見到警察都夾着尾巴逃走。只有杜墨林的小弟們一如既往的囂張，繼續公開販賣鴉片，被警察抓獲後，他們就說這是杜墨林的貨，以此相要挾。
揭覺安知道，要禁絕煙毒，就必須除掉杜墨林這一心腹大患。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揭覺安策劃了一次民國版的“破冰行動”，率部闖進杜公館，將杜墨林當場擊斃。
不久，揭覺安到省會述職，向劉鎮華彙報此事，自以爲立了大功。不曾想，劉鎮華得知後嘆道：“這下簍子捅大了！”隨後，他勸揭覺安趕緊辭職，離開臨淮關。
果然如其所言，揭覺安一回到臨淮關，就被杜墨林的老婆派人打死了。此後，臨淮關鴉片之患不減反增。
在政府的高壓政策下，禁菸怎麼還如此困難？也許蔣介石也很納悶。直到1939年，他兼任四川省主席，並親自主持四川禁菸督辦公署，才真正感受到禁菸工作的艱難。
四川，正是當時國內鴉片的重要生產地。
▲蔣介石在重慶。圖源：網絡
1940年，在國民政府“六年禁菸計劃”的最後一年。
宜賓縣城爲“煙已完全禁絕”而舉行慶祝大會，縣長髮表講話，並在會場焚燒了2000多兩鴉片，會後又在北門外槍斃了兩名煙販。事後，這名縣長因推行禁菸有功，成功升職。
但是，事情的真相是，在慶祝大會的當天，距離會場不過幾十米的煙館裡，癮君子依舊在吞雲吐霧，而縣長的那片發言稿是他的秘書寫的，這名秘書是縣裡衆所周知的大煙販。
蔣介石之所以禁菸失敗，無非是因爲真正的鴉片巨頭無法繩之以法，而且早已和官員相互勾結。
四川鉅富曾俊臣就是靠鴉片發家的“鴉片大王”，並坐擁四川11家銀行和幾十家公司，在川、鄂、滇、黔各省呼風喚雨。
四川禁菸運動中，不少小煙販身敗名裂，幕後大佬曾俊臣卻毫髮無損，鴉片生意依舊做得風生水起，和重慶警備司令賀國光等國民政府要員稱兄道弟。
後來，曾擔任四川禁菸督辦公署科長的李驊，在自傳中也只能無奈地寫道：“川康煙毒不能絕跡的原因，當然有種種因素，而有所顧忌也是當時中央一片爲安定地方的苦心。”
這似乎又成了無解之題。
參考文獻：
1.蘇智良：《中國毒品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版
2.（美）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3.朱慶葆，劉霆：《黑色的瘟疫：插圖本中國毒品史》，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版
4.蘇智良：《上海禁毒史》，三聯書店，2009年版
5.王宏斌：《民國初年禁菸運動述論》，《民國檔案》，1996年第1期
6.李曉巧：《虎頭蛇尾的民國禁菸運動》，《文史天地》，2019年第3期
7.穆世均：《臨淮禁菸的失敗》，《文史資料選輯》（鳳陽），第1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