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迴漢王朝：一個普通小販的自白，漢代商業如何從限商走向利商？
我是一名生活在漢代的普通小販，家裡沒有幾分田地，幸得娶了一個心靈手巧的妻子，靠她在家中紡幾段粗布，拉到街上販賣，有時遇上貴人，賣上幾尺，就足夠全家人半個多月的生活。在漢代，做一名商人並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簡單。在社會地位上，我們是最低下的階層。由於漢初戰爭的巨大消耗，讓整個國家的經濟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這時候有些商人就伺機而起牟利，這就使得國家與商人之間的矛盾激化。
生活在漢代的我們，既遭賤辱，又享殊榮。雖然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不能當朝爲官。但是在這種法律的打壓下，一些商人還是積累起了財富。同時，我們所進行的經營活動在漢代的消費結構中佔有重大比例，甚至影響到整個漢代社會的價值取向。
在高祖時期就頒佈了一系列政令，從各個方位對於商人的活動進行限制，到了惠帝，景帝時。黃老之治盛行，商人的限制得到了一定的放鬆。很多商人勢力迅速崛起。而武帝對我們這些商人更是有很大的需求，武帝即位之後，大拓疆土。不間斷的戰爭消耗了大量的國力，因此在這種財政危機下，武帝採取了以商制商的手段。以此來解決社會問題。但是這種政策卻讓豪強經濟得到了發展，同樣引發了嚴重的社會矛盾。
時代變遷所面臨的觀念變化是歷史發展的潮流。我們這樣的商人，給漢代社會帶來的影響，就體現在經濟領域中。而這種影響，同樣是由淺入深。
在高祖時期，商人在政治上的影響並不大，甚至到了惠帝，景帝同樣如此。但是武帝期間大量使用商人爲政，這就是商人蔘加政治的高峰。
當然像我們這樣的中小商人並不能參與進去。那些以雄厚的經濟力量敗絕入世的大商賈們，纔是政治的主體，他們運用自己的經濟力量和政治權力培植黨羽，發展勢力，在社會上建立牢固的關係網。
有些大商人本身就是官吏，這就使得他們更好地利用了手中的權力，與他人結爲同夥。而那些沒有做官的商人，就在權貴之間周旋，用金錢做人情投資，賄賂權貴，交通官府。在司馬遷先生的《史記》中中就有記載：
由此可見，在我們這個時代，那些有錢人想要賄賂官府，依託權貴比比皆是。而有些貴族，官僚們在這些金錢的誘惑下，把官府的經濟情報出賣給商人們，與他們狼狽爲奸。
有些大商人爲了發展自己的勢力，又或是想在自己富貴之後鞏固自己的權勢，竟然也像那些王公貴族一樣接納士人作爲自己的門客，爲後者提供經濟上的幫助，這樣不僅僅壯大了自己的勢力，還和那些世家大族攀上了關係。
與那些權貴之間互通買賣，贈予財物，同樣也是發家之道。前元三年，吳楚等七國聯兵叛亂，景帝下令各個地方的封主自備糧草武器，從軍征討，大商人們也從中看到了商機，他們紛紛出錢出資給王侯封君們，如此一來就建立起了債務關係。
商人和官僚貴族相勾結，通過各種手段建立起密切的往來，這其實反映出漢代權貴與山谷之間平等的地位，也表明漢代商人社會地位的顯著提高。像我們這樣曾經被社會賤識的商賈，如今和王公貴族們平起平坐，甚至有些權貴還爲商人服務，商人儼然成爲那些文人學士的恩師。
急劇擴張的商人勢力，讓有些大商人橫行鄉里抗拒官府。大商人們勢力的強大，在漢昭帝時期召開的鹽鐵會議上充分反映出來。始元六年，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召開的鹽鐵會議，其本意是詢問民間疾苦，討論民風教化問題。但是會議一開始，以商人爲一方的勢力，就從鹽鐵官營政策向政府發難，矛頭直指漢武帝時期的大政方針，讓那些高高在上的王公貴族們十分難堪。
作爲一名生活於漢代的商人，我只能算是一名小手工業者。西漢商業在經過戰國以來的長期發展，經營範圍大爲增加，而商業貿易同樣也被劃分爲了各個種類。像我這樣的中小商人居多，但財富卻集中在那些以販運，鹽鐵，囤積爲主業的大富商手中。
如何區分商人的財富高低，就要看我們的運作方式，中小商人往往親力親爲，而那些富商大賈們多用奴隸或者勞工參與勞動。勞動力的聚集，提升了產量和規模。再加上商人入朝爲官，有的商人甚至比朝中權貴還要富有。
秦末漢初之時，商人的社會地位就如被罰戍邊的罪人、贅婿、貧苦農民一樣低下，而且還遭受着戍邊、重租稅、不得衣絲乘車、不得仕宦爲吏、不得籍名田等等束縛和困辱。如果漢初這種“賤商”、困辱商人的政策及思想意識沒有變化，西漢政府要充當大商人與商人爭利這種舉措不說是不可想象，但也至少是困難重重。
漢文帝時，商人的實際社會地位、賤商的社會意識就已經開始悄然發生了變化。漢文帝時
文景時期，實行的是“十五稅一”和“三十稅一”，在西漢是田租較輕的時期。然而就在這樣所謂的輕傜薄賦的文景時期，一個正常的五口之家非常勤苦的勞作，除去賦稅搖役後僅僅是剛夠溫飽，遇到水旱之災，就得“賣田宅、瓷子孫以償責者”。可見，從事農業的確是很艱辛而且很難致富。
文帝時的百姓類似於戰國時期，大都放棄農業而從事工商業。可以看出當時普通百姓的賤商意識已經發生了變化，已經不再歧視和看不起商人了，而是積極從事工商業，我就是其中一員。從事商業不僅更輕鬆，也讓我積攢下了一點小錢。
西漢前中期的各行各業的人民，也在以各自的方式追求財富或者創造財富。商人階級的長成、商業的發展和繁榮又使當時的社會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包括統治者在內的當時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商業是利潤較大的行業，經商易致富已成爲一種普遍共識，而且很多有識之士認識到了經營鹽鐵是最易致富的。
追求生活得更好是人類的本性，自古及今未變，而物質財富是人類生活得更好的物質基礎。因此，自古及今的正常人都追求財富、創造財富。正如司馬遷所云：
我們知道在傳統社會，皇權與相權是對立統一的，對立主要表現爲皇權與相權是此消彼長的關係，統一主要表現在相權依附於皇權而皇權的正常行使又需要相權的輔助，即使在明代取消宰相制度後也需要類似的有實無名的集體或個人來充當相權這一角色。皇權與相權的對立、統一在不同時期所佔的主導地位是不同的。
文帝時期，雖然仍然奉行清靜無爲的黃老思想，但文帝已經不像孝惠、呂后那樣垂拱而治了，已經開始逐步加強皇權，削弱相權。武帝時，皇權依然受到相權的掣肘，武帝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皇權，削弱相權，其中之一就是重新劃分皇室與政府的職權，化家爲國與化國爲家相結合，實現家國合一，而實行鹽鐵官營的具體設計就有這種用意和功效。
這種本意爲限制商人地位的措施，卻在文景帝之後逐漸放鬆。大商人經濟力量的發展，使得商業對於農業的衝擊越來越大，動搖了西漢封建政權的統治基礎。儘管武帝也通過了其他政策限制私營工商業，但由於商人力量的日益龐大，再加上王莽篡政，將整個西漢以來的鹽鐵官營政策遺棄。
漢武帝時期，在官營工商業空前發展的同時，私營工商業同樣也得到了緩慢的發展。桑弘揚所制定的重官商，輕私商的路線，雖然壟斷了鹽鐵等產業，但是在其他經濟領域，商人的活動範圍仍然廣闊。
像我一樣來自農村的勞動者，將生產生活中所需要的商品，例如我所販賣的粗布銷售給城市裡的居民，當然最重要的還有糧食的轉運與銷售。因此即便在鹽鐵專營之後，我們這種小商人還是有着自己的活路。漢代的商品經濟，也因爲我們爲了發家致富的行爲得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