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堅：節衣縮食爲藏書——懷念父親呂振羽

1986年夏天，在父親呂振羽去世六年後，母親江明作出了一個對全傢俱有重要意義的決定，即把家中近三萬冊珍貴藏書及北京城中心四合院住所全部贈與父親曾經工作過的吉林大學。這充分體現了母親作爲一名共產黨員無私奉獻的高風亮節，也圓滿實現了父親的生前意願。這得到全體家人的贊同。吉林大學校領導十分重視，決定在北京老校長故居建立呂振羽紀念室；在吉大圖書館設立了“呂振羽江明藏書紀念室”，專門保管這些圖書古籍。30餘年來，吉大呂振羽江明藏書紀念室接待了不少國內外的來訪學者、各級領導，在學校教學工作中發揮了有益作用。如今《呂振羽江明藏書書目》經過吉大圖書館老師們悉心整理，即將出版發行。我聞訊十分高興，這些書目出版既可供社會廣泛利用父母親珍藏的古籍圖書，也會很好地適應今後學術界人士的各方面需求。

父親從青少年起即酷愛讀書，嗜書成癖。1926年9月自湖南大學工科畢業後即投身北伐，後經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在戎馬倥傯之餘，他都要擠出時間讀書、研究和寫作。他從1928年7月來到北平，先從事編輯著述，1929年後先後到朝陽大學、北平大學、中國大學任教，開始了繁忙的著述、教學活動。在北平期間他蒐集了大量的圖書資料，相繼有《障礙問題》《中國革命問題研究》《中國經濟之史的發展階段》等一系列有政治、學術影響的論文發表，同時還有《中國外交問題》《中日問題批判》《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等專著陸續出版。在古代史研究領域他首創“殷商奴隸說”“西周封建說”。

這一段在北平的學術活動可以說是他一生學術成果不斷涌現的黃金時期。聽母親說，當時爲了研究學術問題，父親常常帶着幾個燒餅，終日呆在北平圖書館看書、抄卡片。在北平中國大學擔任教授期間，他曾住在西單牌樓西南“東太平街一號”中的一個小院。院中有幾間北房爲臥室，靠南有一小土山，山上有兩間小房子作爲書房兼會客室，即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 自序》中稱的“風雨頻襲之一小樓”。他在此會見友人、學生和進行著述研究（《長留雅詠足三湘·榮孟源〈我的老師呂振羽〉》）。

1937年因盧溝橋事變，父親得悉名列敵僞緝捕名單，不得不化裝離家脫險，九年來辛苦蒐集的大批圖書資料、筆記、卡片連同《中國政治思想史》（近現代部分）手稿都遭損毀遺失。1937年9月，他奉中共黨組織派遣，來到長沙，創辦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1938年9月，他提議並經中共湖南省委批准在家鄉武岡創辦塘田戰時講學院。由於講學院革命影響日漸擴大，後來被國民黨派兵查封，所撰講稿及圖書資料等盡被國民黨以“赤匪”名義搜出禁燬（所幸族人從廢紙堆中撿出少許圖書資料，包括《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教程》手稿三冊、《少年燼餘錄》等得以保存下來）。1939年9月，他奉中共南方局周恩來調令來到重慶從事統戰、宣傳工作，曾在復旦大學擔任教授。1941年4月“皖南事變”後奉周恩來指示，經香港、上海赴蘇北新四軍軍部，在中共華中局黨校任教。1942年3月，他奉毛澤東電召，隨劉少奇從蘇北出發，長途行軍，歷時九個月到達延安。曾任劉少奇政治秘書。1943年1月到延安後，他曾在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從事學術研究。他的專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修訂本）在延安新華書店再版發行，該書出版得到了毛澤東的關心。1942年7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出版工作時提出“最近經驗，少而精的東西還能看而且有益，多了無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時間，可印《魯迅全集》、《海上述林》、小說、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中卷394頁）。1945年“八一五”後他主動向黨組織要求奔赴東北解放戰爭前線，先後親歷冀熱遼剿匪反霸、北平軍事調停處執行部參加“三人小組”談判（爲冀熱遼解放區爭取了大批救濟物資）、遼東省城市管理與農村土改。從1937年至1949年這一階段，他雖然有一些論著發表或刊印，但可惜都因戰爭環境和條件限制，上述文獻資料大部分個人都沒有保存下來。

二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生活安定，因著述的需要，父母親在東北工作時就開始購置和收集少量古籍圖書。父親幾次因公出差來京，看到隆福寺等處地攤中雜陳的圖書、碑帖經歷風吹日曬，十分痛惜，對母親說：“這是祖國的寶貴遺產，很快就要成粉了，我們一定要把它收集起來。”1955年7月，父親因患病（不明原因頭疼，徹夜難眠，久治不愈）經高教部批准從東北人民大學校長任上來京離職休養。高教部曾安排他住原燕京大學司徒雷登舊居，遭到他拒絕，後住在地安門中國科學院幹部宿舍。9月他率中國科學院東方學代表團赴民主德國開會，得會議之便赴東德眼科醫院會診，診斷爲患腦下垂體腫瘤。之後經組織批准轉到蘇聯莫斯科神經外科醫院進一步住院治療。經過蘇聯醫生長達半年的精心治療，父親的腦部腫瘤得到縮小，頭痛消失了，視力、視野逐步得到了恢復，1956年6月回到北京。

父親因腦病治療需要安靜場所，又不願增加國家負擔，經組織同意，父母親用自己多年積蓄和稿費購買了西城區府右街附近一所四合院（原址爲西單石板房甲19號，後改爲西黃城根南街50號）。自此有了寬敞的著述、藏書條件和幽靜的生活環境。院內南邊種有一株老棗樹、一株海棠樹，北邊種有兩株梨樹，中間有一小花壇。北房五間爲父母親書房及臥室，東房三間用來藏書和會客，西房三間爲子女住房及餐室，南房中間一間存放雜誌、報刊，東西各一間爲公務員、媬姆居住。經過回國後進一步治療，父親的腦瘤明顯縮小，視力得到了恢復，可以進行研究與著述。

那時父親收入比較高，剛到北京時他的每月工資爲380餘元，後減爲350餘元，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津貼每月100元，母親每月150多元，兩人合計有600餘元。此外父親還有數目不等的稿費收入。但是父母親自奉節儉，衣服一穿就是好幾年，每月只留100餘元用於全家生活費、報刊費及子女親友學費外，其餘500元及稿費全部用來購買藏書，有時還不免賒賬。“年關各書店結賬，目前還沒想出辦法償還。”（《呂振羽全集·十卷·致李野呂修齊信》652頁）家中至今還保留着公務員包坤記錄的當時生活賬本，每天的一筆筆開支十分詳細，十天一小結，一月一大結。如1957年12月份共花費123.1元，其中包括每天“肉菜、雞蛋、茶葉費、米麪、食用油、牛奶、水電、蜂窩煤”等日常開支。再如1959年7月6日至8月4日共花費90.51元。在賬本上還留有父親“上月結餘9.49”字跡。

那時家中基本上沒有什麼奢侈品，只有一臺北京牌電視機，應該是1959年買的，那一年北京有了電視臺。家中也沒有電冰箱。大夫建議我父親喝酸奶，是採用牛奶煮沸後涼卻加菌種自制來喝。“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專案組人員多次來家搜查所謂有問題可疑證據，曾拿走一些高層人士的書信、照片及書。他們都是軍人，也沒有開具字條。我記得有一位打開了大衣櫃，吃驚地對媽媽說：“你們就這麼些衣服？”

三

當時北京琉璃廠、隆福寺等地古舊書店及私人書店是他們休息時常去的地方，有的書商如吳世寅等與父親成了好朋友。經過多年來的收集，家中藏書已蔚爲可觀。從甲骨金石、考古、藝術、民俗、社會調查到稗史雜記、筆記、遊記、民族史料、黨史、地方誌、碑帖等均在收集之列（還有各地舊報刊不下數十種）。內容涵蓋文、史、哲、經、宗教、自然科學各方面。除馬列精平裝書1萬餘冊外，線裝古籍書近2萬冊，多元、明、清珍善本。在所藏清康乾刻本1300多冊中，以康熙欽定《詞譜》、武英殿本《西清古鑑》爲代表。其中尤以鈐有“古稀天子之寶”“乾隆御覽之寶”“于右任書章”的文瀾閣《四庫全書》中《甫裡集》抄本爲少見珍本。其他如千冊一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九通》《四部備要》《四部叢刊》等均屬善本之列。此外北房外東邊小房還保存有不少解放區舊報紙，按年月裝訂。1960年左右這些報紙都捐給了民族文化宮圖書館。前些年著名元史專家周清澍曾來父親紀念室參觀。他回憶起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經歷往事：著名文獻學家、北大圖書館館長向達（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先生和他們說過：“呂先生家有藏書三萬多冊，很了不起。”

由於長期閱讀古書，父親對古籍善本也有一定鑑別能力。如1957年他作爲全國人大代表去吉林視察，抽時間去東北人民大學與師生見面。之後又特地去校圖書館參觀。凡外出開會，父親都儘可能去各地圖書館看書，瞭解藏書及版本狀況。1961年7月受烏蘭夫同志邀請同中央民委訪問團赴內蒙古自治區參觀時，他特地去內蒙古大學資料室參觀。同年10月應邀去湖北出席辛亥革命50週年學術討論會後與吳玉章、范文瀾等同志又赴河南鄭州、洛陽訪問，參觀了河南圖書館。並在日記中對此特別作了記述。

1962年11月他應邀赴長沙出席王船山逝世270週年學術討論會。會後儘管日程緊張，臨回北京前他還特地抽時間去中山圖書館，“看了一些宋、元、明善本書。旋即館長室，看鄧繹《雲山讀書記》稿，頗有所得。鄧氏學說確有不少進步的東西。鄧之著作，似是多在旅行與活動過程中寫的。”（《呂振羽全集·十卷·湖南王船山學術討論會日記》499頁）

爲購書，母親也自學了鑑別版本和碑帖方面知識，不少名刻古籍都是她力主蒐集的。側重版本精良和著述需要是他們購書、藏書的主要原則。爲了妥善保存藏書不致黴變蟲蛀，需要及時晾曬、放藥，這耗費了母親不少精力。因爲她在故宮博物院黨委工作，爲業務學習需要，有意蒐集了一些明清字畫，有宋旭、張瑞圖、李方膺、鄭簠等人（1991年母親將家中珍藏明清字畫12件無償捐獻給故宮博物院）。爲了妥善保存這些古籍藏書，母親還從北京古舊市場精心購買了三四十個帶玻璃的硬木書櫃及樟木書箱，如今也捐獻給了吉林大學。

凡家中藏書，不論平裝、線裝，一般在圖書封面鈐蓋“明羽圖章”、扉頁蓋“振羽江明圖書”印記。由公務員包坤負責蓋書章。很多書籍上都留下了父親閱讀時的批註、跋文，多達幾百、幾千字不等，也有的整本書都有批註，充分反映出他博覽羣書、好學不倦的治學精神。如在閱讀郭沫若《奴隸制時代》、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兩書幾乎每頁都留下他用紅或藍筆的批註、勾劃與評語。反映他極爲重視並仔細研讀郭老、範老的著作與自己學術觀點的爭鳴。前幾年編輯父親全集時我特意蒐集了他在一些書籍上的批註、跋語，內容涉及版本、史料價值、思想傾向、對著者評價等方面（詳見《呂振羽全集·九卷·批註、跋語》762至779頁）。

新中國成立前父親已有《最近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等八部學術專著和一百多萬字論文發表；1949年後一些舊著不止一次再版，大都經過修訂補充，並撰寫新作。1955年至1962年來北京後這一段時期，是他學術事業發展的又一黃金時期，這也與生活安定，擺脫行政事務，同時收集了大量古籍藏書有很大關係。以1959年版《簡明中國通史》爲例，在母親的協助下，修訂本與初版本相比，內容增加了20多萬字。爲便於讀者閱讀、研究，對引文題解增加的註釋就有一千多條。其廣徵博引大多來自家中藏書。1963年1月，父親因“歷史問題”受到組織審查，但家中全部藏書仍由母親精心保管，按時施放防蟲藥或晾曬。有的古籍書店曾上門提出轉讓一些善本圖書，遭到母親嚴詞拒絕。她還繼續購買文史方面圖書（主要是平裝書），爲父親今後開展研究工作做準備。

四

在“文化大革命”空前浩劫中，儘管母親一度也蒙冤受屈，但慶幸的是，家中藏書等在母親和家人盡力保護下並未遭到損壞遺失。這真是不幸中的萬幸。1970年因母親要下放到湖北文化部五七幹校，爲家中藏書事向中央辦公廳打過報告。中辦決定藏書由中辦秘書局保管，存放在中南海。1979年父親經中央平反後，搬回舊居，全部藏書及生活用品得到歸還。聽中辦秘書局同志說，毛主席曾借過其中線裝書看過，在書上畫了圈。周總理也借閱郭沫若著《十批判書》看過（我見到該書中有中辦王良恩寫的周總理借書的還書條，系用鉛筆寫的）。估計是總理那時聽到毛主席對《十批判書》有評論，特意看一看。

關於日後如何處理家中藏書的安排，父親先後曾有過如下想法：1962年2月致侄呂顯楚信中提到：“我到莫斯科治病時，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同志們曾提出，希望我將來把個人的圖書贈送該所……我自己又有這樣打算，將來不能使用時，全部送給中央高級黨校或送給塘田市第四中學。”（《呂振羽全集·十卷·致呂顯楚信》653頁）1976年後他曾對我說過：“我買這些書是爲了工作與著述的需要，一可省去借書的時間，二也可以減輕圖書館的壓力。我如果不在了，這些書就留給媽媽使用。媽媽不在了，就把它們交給國家。”多少年來他一直保持不喝酒、不講吃的生活習慣，出國診斷得腦瘤後就戒了煙。在我記憶中，父母親從不下飯館，唯一的一次，是二姐愛梅結婚時在西單的曲園酒樓請親友吃了一頓飯。有至深關係的師友如李達先生等來家，至多去附近的砂鍋居買兩個菜。他一生不喜交遊，除了偶爾看看京戲，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讀書、研究、著述上。父親的一生，親歷過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後相繼在大連大學、東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東北人民大學、中央民委、中央黨校擔任過一些行政、學術工作。但究其本質，仍然是一名學者和讀書人。

母親的經歷也大體如此，1937年她在民國學院讀書時即加入進步組織，親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後相繼在大連沙河口區委、長春市委黨校、中央文化部、故宮博物院工作。她擔任黨務工作之餘，傾力支持父親的藏書嗜好。總之，從愛書、讀書到藏書是父、母親數十年來的共同追求和愛好。《呂振羽江明藏書書目》的出版，正是他們在這方面的真實寫照。2010年以後，有十餘位學者參加，共同編輯《呂振羽全集》，歷時四年。爲保證出版質量，全集編委會規定凡出版過的圖書古籍引文，應進行史料校覈。據我所知，全集中大多數古籍引文都是根據北京呂振羽紀念室的藏書校覈的。著名教育家匡亞明同志說過，“呂振羽走進書齋是學問家，走出書齋是革命家”。

父親的一生，是學者與革命者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