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爸媽花10多萬把我送進“1v1託管班”
2024年6月，南京的李女士花70萬元補課費換來孩子5分的數學成績，在互聯網上引發激烈的討論。
在一二線城市，傳統的大規模課外培訓班逐漸消失，但家長們的焦慮並未因此消散，反而催生了“一對一”輔導市場的井噴式增長。
暑假本應是孩子們放飛的輕鬆時刻，然而，對於一些孩子而言，假期卻是另一種“趕場”。
他們早出晚歸，穿梭於各種住宅樓與寫字樓之間，沉重的書包裡塞滿了期望與壓力。
至於動轍幾萬、幾十萬的一對一補課費是否能夠換來孩子成績單上的滿意分數，則另當別論。
本期顯微故事訪問到了幾位一線城市的家長和一對一輔導機構的工作者。
通過他們的講述，我們看到了爲孩子教育飽受焦灼的中國式父母，也窺見了高昂補課費背後鮮爲人知的一面。
以下是關於他們的真實故事：
補習一個月，花掉了父母近一年的工資
暑假已經過去大半，14歲的端端卻感覺比上學還累。
除了剛放假時，父母帶他回四川老家玩了一週，其餘時間端端基本都是在全日制託管班度過的。
早在期末考試剛結束的時候，因爲各科成績都不及格，父母就爲他預訂了爲期一個月的暑期託管班。
所謂託管班，嚴格地說，並不是班，因爲是一對一的形式，學生只有端端一個。
但是跟在學校一樣，託管班有嚴格的課程表，每天的上課時間最少八個小時，語文、數學、英語、物理、道法排得滿滿當當。
圖 | 上暑期託管的孩子
端端的父母工作都很忙，平時沒時間照顧孩子學習。端端所在的學校是北京市西城區的一所區重點校，剛上初一時，端端還勉強能跟得上，但到了初二之後，成績直線下滑，多科出現不及格。
眼看還有一年時間中考，端端的父母急了。如果孩子的成績一直是這個狀態，那就意味着，一年以後端端將沒有高中可上。
去職高或者技校，這是端端的父母不情願的。於是，在朋友的介紹下，他們把端端送進了暑期全日制託管班。
託管班按小時收費，每小時600元，一節課兩個小時，每天四節課，一天下來將近5000元，一個月花費15萬左右。這差不多是端端媽媽一年的工資收入。
“我和端端爸爸都是普通工薪階層，十幾萬對我們來說不是小數目，可是周圍比端端學習好的孩子都在補課，我們這不及格的還不補，怎麼辦呢？真讓他去技校嗎？”
端端媽媽的話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家長的心理。
查閱近幾年北京中考的錄取分數線可以發現，各區排名靠前的重點高中，語數外三門主科的平均成績要達到接近滿分纔有可能被錄取。
即便是排名中游的高中，也要考到90分以上纔有入學資格。如果平均成績低於80分，就只能去技校或職高了。這也意味着，孩子將失去參加高考的機會，更別提上大學了。
徐女士的女兒圓圓開學初二，初一期末考試圓圓語數外各科接近滿分，小科也在班裡名列前茅。
即便如此，這個暑假，徐女士也只是讓孩子放鬆了幾天，線上的大班網課，線下的一對一輔導，再加上鋼琴和游泳的興趣班，從早晨八點到晚上十點，很少有空檔。
“我們讀的是海淀的頭部學校，高中還想留在本校直升，圓圓的成績不是特別穩定，哪怕有一科有個閃失，留在本校就沒有希望。”徐女士說。
在北京，很多重點中學在初二期末考試後都會有一個簽約直升考試，通過考試的學生則不用參加中考直接留在本校，初三開始學高中的課程，爲高考做準備。
從某種程度來說，高考的分流不是從高中開始的，而是從初中就開始了。甚至從小學四五年級起，就已經有家長未雨綢繆了。
陳辰的兒子開學上四年級，雖然學校只給等級不報分數，但陳辰還是通過私下關係從老師那裡瞭解到，孩子數學只有60多分。小學成績如果達不到90分以上，基本就等同於“差生”。
陳辰急得一夜之間嘴裡起了好幾個泡，找出手機裡一些校外機構打給她的“騷擾電話”，挨個回撥過去，最後挑了一個離家近的，給孩子報了100個小時的一對一數學輔導課。
“一個小時400多，這才小學就要補課，什麼時候是個頭呢？我和孩子爸爸想自己給他補，但是孩子不聽，沒辦法只能找機構。”陳辰說。
圖 | 某機構曬出暑期營收“戰績”
除了普通的學科輔導，奧數、英語的拓展也是孩子們從小學就開始準備的技能。小升初雖然是派位或者直升，但如果具備學科之外的特長，就能走“點招”，有機會進入更好的學校。
陳辰兒子的同學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學習英語KET，現在KET考試通過，又在備戰PET。
“說到底，就是爲了給孩子搏一個更好的未來。”陳辰也不想“雞娃”，但別人都在“雞”，你不“雞”就等於直接把孩子丟在了起跑線外。
一線城市教育資源競爭激烈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實。在北上廣這些地方，校外輔導是一種很普遍的社會現象，甚至是許多家庭不可或缺的生活常態。
家長們普遍抱有“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焦慮心態，這種心態在面對“小升初”、“中考”、“高考”等關鍵升學節點時尤爲突出。
至於校外上課效果怎麼樣，並不在家長的掌控之內。雖說可以自由挑選輔導機構和老師，但老師到底是什麼背景，他們無從得知。
被包裝成碩士畢業名師的三本應屆生
因爲女兒就讀的學校是海淀區的重點校，徐女士對於校外輔導的師資挑選非常嚴格。
雖然教培機構信誓旦旦跟她許諾，幫她找的老師都是北京市公立重點校的在職教師，但在一次“踩雷”之後，她才知道，所謂公立校在職教師不過是一個攬客的“噱頭”。
剛上初一時，徐女士就給圓圓報過一對一的校外輔導，但上了一個學期的課後，老師說他不能再教下去了，原因是培訓機構拖欠他好幾個月的工資。
也是從那時起，徐女士才知道，給圓圓上課的老師並不是什麼重點校的在職老師，而是教培機構的全職老師。
好在老師的水平還不錯，也確實幫圓圓提升了成績，徐女士也就沒有計較。
徐女士的經歷並非個案。在北京，幾乎所有教培機構都打着公立校在職老師的旗號招攬生意，但事實上，大多數老師都是機構自己聘請的全職老師。
圖 | 某機構的暑期託管宣傳單
28歲的秦奧畢業於河北某三本學校。從上大一開始，他就當家教，雖然不到三十歲，但實際教齡已有十年了。
因爲長相老成，他被任職的教培機構包裝成了有十多年教齡的北京市重點中學一線在職教師，985畢業的碩士。
起初，他很排斥被這樣編排，覺得這樣做既是欺騙家長，又是侮辱自己。但現實很殘酷，如果不這樣包裝，他就接不到學生。
“很多家長並不關注老師的實際水平，只在乎背景，開口就是我只要重點校的在職老師。”秦奧說。
這個暑假，秦奧的課程表排得不是很滿，平均下來每天只有兩節課，一節課兩個小時，課時費爲每節課200元。而一些課程排得滿的同事，每天上課時間都在8-10個小時左右，月收入是他的兩倍多。
“機構收家長的課時費爲每小時500-1000元不等，但實際上給到我們的只有100元。我們被包裝成重金聘請的天價教師，實際上大部分費用都進了老闆的腰包。”秦奧透露說。
每年七月是校外輔導機構的“黃金月”。剛進入六月，各個教培機構就已經摩拳擦掌爲搶生源做準備了。
嶽長江是北京市西城區一家教培機構的校區負責人。據他介紹，五月底校區就開始大規模招人，六月集中培訓“養兵”。七月整個集團十多個校區都是全員無休，每天從早晨九點到晚上九點連軸轉。
全年最忙這個月份的收入，也直接決定了校區的全年收入。據嶽長江介紹，他所在的校區全年營收大概在四五千萬元。而一個暑假，差不多就能收入兩千萬元，佔全年收入的一半左右。
互聯網上，有人把教培行業的暴利比作販毒，很多教培機構的老闆都是身家過億。
利誘之下，大大小小的輔導機構如雨後春筍般誕生。嶽長江所在的寫字樓，基本每層都有校外輔導班，大多都是疫情之後成立的。
只不過，這些隱匿於商務樓宇中的教培機構都沒有醒目的招牌，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看似無關緊要的行業標識，比如“文化交流中心”、“科技諮詢公司”或是興趣班、特長班等等。家長和學生們則通過口口相傳或社交媒體上的隱秘羣組獲取上課信息。
不過，對於教培機構來說，最簡單粗暴有效的獲客模式還是打“騷擾電話”。在隱形化、分散化運營的背景下，這一傳統且飽受爭議的手段，仍是教培機構的重要生意來源。
家長們一方面厭煩，一方面又有需求，在這種矛盾的心理衝突之下，他們花大價錢把孩子送進了教培機構的大門。
結果卻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到底要不要補？到底怎麼補？
上了一段時間補習班後，端端說啥也不去了。端端父母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就是勸不動。
看到孩子狀態萎靡，有了抑鬱的症狀，端端媽媽也不敢責備，怕把孩子逼急了，以後連學校都不去了。
剩餘的補課費教培機構說可以退，但推三阻四還在走流程，到現在退款也沒到賬。
“不上課心裡慌，課上多了錢包吃不消。雙減之前補課其實還不貴，一個科目補一個學期有幾千塊就能搞定。現在教培行業轉向地下，市場也亂了，一對一補課基本都是幾萬起步，關鍵是魚龍混雜，踩雷的概率太高了。”徐女士感嘆道。
女兒圓圓不排斥校外輔導，自己也願意學習，徐女士自然就堅持讓孩子補下去。
像她這樣從地方考入北京上大學又留京工作的父母，都是吃過知識紅利的人，對教育的重視是刻在骨子裡的，不僅捨得在孩子學習上花時間、花精力，也捨得花錢。
而他們也是一對一輔導機構最喜歡的家長類型之一。
“教培機構最喜歡兩類家長，一類是暴發戶、有錢人，花多少錢都不在乎；一類是高知父母，捨得在教育上投入。”嶽長江說。
圓圓倒是沒有讓徐女士失望，在學校和機構老師的雙重栽培之下，成績穩中有升。看到孩子學習累，徐女士也心疼。但是她不敢懈怠，也不敢讓孩子懈怠：
“現在中考比高考還卷，高分孩子扎堆。有些牛校分數線都飆到650分以上了，滿分才670，要拿650分，那得是學霸中的學霸，錯一點都心疼啊！”
但也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結果。
小紅書上有人分享說，一個親戚家的孩子去年高三，在校外補習一年花了30多萬，高考只考了300多分。
還有網友說孩子從初一補到高三花了兩百多萬，結果連二本都沒考上。
對此，業內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
一方認爲，一對一補課猶如“割韭菜”，長此以往，孩子可能會陷入被動學習的泥潭，逐漸喪失自主學習的能力，不利於他們未來面對複雜多變的世界。
另一方則強調，在個人能力不夠之時，藉助外力如補課，是提升自我的一種有效方式。
“我個人對此持開放態度，補課現象是當下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與家長高期望值的產物。隨着‘躺平文化’的興起，確實有一部分家長開始反思，意識到過度的競爭壓力可能超出孩子的承受範圍，選擇更加平和的教育路徑。但是，這並不意味着補課就一無是處。”
在教培機構工作了快二十年的嶽長江覺得，補課應當是有針對性、量力而行的。
家長和孩子需要共同規劃，確保補課內容既能彌補知識短板，又能促進孩子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
“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的興趣、天賦和成長路徑各不相同。如果確實發現孩子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讀書料’，那麼適時調整教育策略，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更適合孩子的領域，或許能爲他們開啓一扇通往成功的新大門。”
（應訪問者要求，文中均採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