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春明X簡靜惠 說不盡的精彩故事

黃春明。圖／洪建全基金會提供

簡靜惠。圖／洪建全基金會提供

1970年代中葉後，書評書目雜誌及出版的專書，陸續獲金鼎獎，幫助簡靜惠獲得洪老先生及董事會的肯定。圖爲簡靜惠在書評書目出版社。圖／洪建全基金會提供

洪建全基金會50週年特別出版《植栽一座文化森林》一書。圖／洪建全基金會提供

臺灣第一本專業書評雜誌《書評書目》於1972年創刊，此爲第1期封面。圖／洪建全基金會提供

窮小子在《書評書目》獲得好評，勇敢闖蕩文壇

簡靜惠——黃春明是一九六六年到臺北闖蕩，與基金會結緣在一九七○年代初。您當時剛從鄉下進城，在明星咖啡館點一杯十五元的咖啡，從早泡到晚，寫出許多知名的文章，您可以回憶一下，當年與洪建全基金會結緣的經過？

黃春明——原來我跟太太都在中國廣播公司宜蘭臺工作，後來到臺北闖蕩。剛到臺北時，真的一無所有，我們總共搬了七次家，第一次的家是一個臺電的職員宿舍，房東其實是二房東，把很小的房間租給我們，我根本沒有辦法寫作。加上小孩子陸續出生，每當我想要寫作的時候，遇到小孩感冒，大哭，太太都要抱着孩子，在松江路一百二十三巷九號外面來回走，我纔可以專心書寫。

後來，我在漢口街的國華廣告公司工作，附近有明星咖啡館。當時臺北並沒有太多咖啡店，明星在二樓，一上去，我找一個沒有客人的角落坐下。因爲我是鄉下來的，比較懂得不好意思。如果我當天有錢，早餐喝一杯咖啡十五塊，中午再吃一個炒飯，消費較多。但是我有時候沒有錢，一杯咖啡，一坐一整天，佔了一個位置，還有廁所可以用，我算起來很划算。我在廣告公司當文案寫手（copywriter），很多的idea都從那裡開始發展的。同事有事情就打電話找我，沒有事我就一直在那裡寫作。老闆簡錦錐看我寫作那麼努力，會交代同事：「黃桑坐這裡，他人如果不在，你不要幫他收，把咖啡留在那裡，他還會回來喔！」常常這樣，讓我很感動。

後來在明星咖啡館，結識了隱地、景翔等人，也認識了簡靜惠老師。我開始閱讀《書評書目》雜誌，得到許多訊息與知識，更得到評論與鼓勵。我因此經常拜訪隱地，常到位在博愛路的書評書目辦公室走動。

簡靜惠——小說家通常很寂寞，因爲要等待評論家介紹與評價，方能喚起讀者與評論界的重視。在《書評書目》創立初期，何欣教授就曾寫長文〈論黃春明小說中的人物〉給予您高度評價，您能回憶一下《書評書目》與您創作生涯的關係？以及當年閱讀的《書評書目》感動與啓發？

黃春明——《書評書目》登了何欣老師的評論文章，肯定作者，讓我很受鼓勵。小說刻畫人物是小說創作的根本，世界上各民族都有各自的語言文字，意義還是不能互通，能互通的是利用文字把小說里人物的遭遇、人情、人性寫出來。在共通人性上，不管你是白人、黃人、黑人、印地安人，都一樣的，如此纔可以翻譯，所以小說裡面人性是很重要的。

人性說起來很抽象也很具體，具體面小說家總能很細緻地刻劃，栩栩如生，讀者透過文字，可以想像到人物的一切。所以我們小時候聽故事、看戲或講故事，都是用語言傳達的，比方說《三國演義》中關公的赤兔馬多厲害啊！一日千里，流血汗，多厲害？但電影拍只不過就是一匹馬，很難表現出小說裡面那樣的棒。所以我們說，小說家透過文字刻畫人性太重要了。在我寫作小說的初期，就得到何欣老師的評介，奠定了我寫作的信心。

簡靜惠——黃春明喜歡把正在構思的故事講給家人與朋友聽，從聽衆的反應上，不斷改變說故事的策略，寫出精彩的故事。當時基金會在博愛路時期，您常來講古，連我公公洪建全老先生都曾經循着笑聲來當聽衆，可以請您回憶一下當年歡樂的場景？

黃春明——每一個小說家孕育故事的方法都不一樣，我的方法就是愛講故事，透過講故事的過程，觀察聽衆的表情，大家聽了都覺得好笑，或者難過的地方覺得難過，那就能寫出吸引人的小說。反之。當我講故事時，聽衆覺得很無聊，我就知道應該要收斂。所以我有一個習慣，常常講故事，一旦受肯定，就知道題材可以寫，就慢慢發展。

拉樓梯當座椅，黃春明笑聲四溢說故事

簡靜惠——黃春明跟柯青華（隱地）認識之後，就常來書評書目辦公室。那時候剛成立，我們就在博愛路，把國際電化商品公司的一個小房間當成書評書目辦公室。小房間剛好在走道上，旁邊有一個樓梯，前面就是辦公室。那樓梯可以通到四樓會議室，而樓梯平常是放倒的，要上去時，再把樓梯擺上，再爬上去，那個樓梯就是您——黃春明的座位，因爲沒有地方可以坐。

黃春明只要來，就坐在樓梯口講故事。黃春明的聲音，還是跟現在一樣，滿大的，唱作俱佳。不僅說故事，也談理想。聽黃春明講去廣告公司之後，拍媽祖回孃家的紀錄片，講述臺灣很多地方的故事，臺灣的牛怎樣被拉到牛墟，可憐落淚的模樣！大家都聽得「耳仔匼匼（khap）」，耳朵都趴下來了。

不僅是我，我的小叔洪敏弘路過問道：「這個人是誰？哪裡來的？講話有宜蘭腔，臺語又說得很輪轉！」也成了黃春明的忠實聽衆。黃春明在我們家滿有名的，在歡笑聲中，我們聽了不少故事。我記得黃春明說過一個白梅的故事，這個故事後來就發展成《看海的日子》，我們是最早聽到第一版故事的幸運兒。

黃春明——《看海的日子》源於我對妓女戶的觀察，因爲我在那裡半年多，幫忙修理過電風扇。在臺北寶鬥裡、重慶北路三段，有一條巷子進去，到寧夏路那邊，這一帶都是妓女戶，寧夏路再過去，到刑事警察總局那邊，還是零零散散的私娼館。當年只有電風扇，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都很破舊，妓女戶空間小小的，走道矮矮的，空氣也不透，潮溼，味道又很不好，電風扇用得很勤，日據時候留下來的，損壞率很高。我剛到臺北找不到工作，終於在延平北路三段附近的一家電器行，找到工作。

這家電器行是一對年輕的夫妻開的，我說：「我對修理電器有興趣。」老闆還沒有說話，他太太說：「好！」她先考我：「你會不會修理ヒューズ（保險絲）？」我說：「那個很簡單。」「那你會不會修理電燈泡的開關？」我說：「都會！」她就說：「好！」她先生還愣了一下。

先生愣了一下！那個愣了一下，如果寫小說當然要寫進去，老闆沒有說好，老闆的太太說好，老闆還這樣看了她一下，好像莫名其妙爲什麼說好。

這個問題在哪裡？第二天我才找到答案。十一點多了，早上老闆娘接了幾個電話，然後，老闆娘登記好了，她都無所謂。而我整個人，頭都充血，臉都紅起來。

我找到的答案是什麼呢？因爲以前都是年輕老闆負責，太太當然也知道他去修理電風扇，正如閩南話所說：「摸蜊仔兼洗褲！」老闆娘不高興，所以找了我當替死鬼了。

我在書評書目辦公室說這些故事，表面上在敘述我個人經驗，我會思索故事的講法好不好？有沒有戲劇性？如果朋友們反應好，以後小說裡面需要這麼一段，我就會刻畫出來。

簡靜惠——您曾特別提到，《書評書目》給您的評論對您來說意義重大，黃春明在臺灣的文學界是被肯定的。另外，齊邦媛老師當時在國立編譯館，把您的文章選進了課本里，甚至還引發了很大的社會討論和爭議。可不可以談談，評論在您的創作生涯剛開始時，對您的影響。

黃春明——在當時我真的有一點創作狂，家裡再怎麼窮，也比不上寫作重要。當時孩子出生了，我跟太太說，我們現在所遭遇的困難，我們兩個人都要扛起來，但是小孩子不能吃苦。那時候非常貧窮，房租是六百塊，本來月初就要給，我都月底給，到了月底還是沒有錢，一大早六點就出門，怕房東看到我。

我在廣告公司是九點半才上班，我六點就出門，只好到處閒逛。在第三號水門附近，看勞力的人招募，看賣東西的市集。給小孩子吃進口的S-26奶粉。小孩生病了，只好買電臺廣告上的藥，拆了包裝要給小孩子吃，我又很生氣地把它丟掉。爲了帶孩子到醫院去，只好典當家中的收音機、小孩子週歲孃家送的金牌、太太的項鍊，纔有錢帶孩子去兒童醫院。大人吃什麼？麪條燙熟了，拌一點豬油醬油，就這樣吃了一陣子。

寫小說那種狂熱，都源於我的生活經驗。學院裡的評論家常常很受限，不能理解底層人物的生活世界。以《看海的日子》裡的白梅爲例，後來回到她的孃家，村子裡面的人都知道她當妓女，但對她很客氣，她還指導農人不要急着賣地瓜，以免遭到削價。就有小說評論家說，黃春明太浪漫了，白梅當過妓女，回到孃家還受人家歡迎，是不可能的。

評論家不懂，妓女這個名詞，原來是一個名詞而已，但是後來變成罵話，把一個名詞變成形容詞，變成那麼惡毒的說法，是在文明社會中的現象。在貧窮的時代，所有的妓女沒有一個是志願去的，而是被出賣的，被壓迫的，白梅的家人當然不會那麼瞧不起她。我覺得，生活本來就是教育，理論家如果缺乏生活教育，大部分都從書本上得到抽象知識，但生活並沒有那麼抽象。

記得有一次我到書評書目辦公室聊天時，大家問我：「你今天寫什麼？」

「我現在寫《小寡婦》！」

《小寡婦》談越戰期間，臺灣人想賺美軍錢的故事，實在與廣告與行銷的理論有關，商品化、包裝與廣告，從頭到尾都繞在這些觀念，其實都是活生生的經驗。我因爲當時在廣告公司工作，經常面對日本的商人。日本人代表非常臭屁，盛氣凌人，但待我不錯。工作經驗轉化爲小說，成爲我創作的養分。

簡靜惠——每每聽黃春明講故事以及觀察他的創作過程，我覺得他真是一個有強烈悲憫胸懷的人，也讓我們閱讀他的小說的時候，觸碰到這份關懷就會非常感動。黃春明也不是特別去強調人道精神，讀者很自然會看到文字裡面散發出生命的脆弱、人性的光輝。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我們經常聽黃春明講故事，後來這些故事都引發很大的社會衝擊，也都是非常暢銷的書，但都不是交給書評書目出版社出版。

巧思安排尉天驄頒獎，黃春明感念貴人相助

簡靜惠——我擔任國藝會執行長時期（一九九九年），黃春明獲得了國家文藝獎，我和同仁安排了尉天驄教授擔任頒獎人，可否請您談一下當時的心情？

黃春明——我走上文學的路，尉天驄是我背後的重要推手。他當時辦《文學季刊》，參與的作家有陳映真、劉大任和七等生，我是七等生介紹參加的。當時主流的文藝風潮是現代主義和存在主義，都是非常具有知識性的，但在政治高度的管制下，僅流通美國方面的翻譯書，俄國的翻譯都不行，本土更罕見。很不容易開始有本土的、鄉土的創作與評論出現，尉天驄把大家靠攏在一起，強調現實主義與社會寫實，呼應我要寫的社會現實。

我創作中處理相當多鄉土題材，一篇一篇，很多都引起熱烈的討論。當年國民黨開始批判鄉土作家，傳說王升開始要抓人了，陳映真、尉天聰或我都感到風聲鶴唳。據說鄭學稼給了一個建議，不要壓抑或逮捕，不妨反過來，從鄉土文學裡面找一個作家，頒獎給他，強調其中民族主義和反殖民的意義，而我就成爲對象。鄭學稼的建議，看來起言之成理，但也顯得很難看，昨非今是，不是很奇怪？無論如何，我和尉天驄堅持鄉土文學的論點，安然度過論戰，回想起來還是很感動的。

所以請尉天驄頒獎，我當然很高興。我記得，我致詞開頭說：「王老師我得獎了！」我眼睛是往上看，臺下是貴賓，然後纔跟臺下說，爲什麼向王老師致敬？因爲王老師是我初中二年級時候的國文老師，也是級任老師，後來被指控是匪諜而槍斃掉，是他鼓勵我寫作的。

無論是王老師、尉天聰或是林海音都是我的貴人，黃春明沒那麼偉大，我常常以打彈珠來比喻，錢丟下去彈珠就出來，大概有五顆，我們就啪啦一打，彈珠就撞了很多根釘子，差不多掉在沒有交點的地方，很難得掉在左邊那個可以得獎的角落。我覺得，我們的先天沒有辦法改變，彈珠就是固定的彈性，但後天的努力和機運往往是不同的，你拉得很緊蹦，或者是輕輕地彈上去，彈珠所碰到的釘子不同，滾進的角落就會不同。

簡靜惠——洪建全基金會經營了五十年，黃春明見證了我們的成長，也請您給我們建議和期許。

黃春明——洪建全基金會一直有很好的表現，在閱讀風氣消失的今天，面對出版社一直關掉，重慶南路的書店也只剩下幾家，大家都忙着滑手機，敏隆講堂的人文課程能長期堅持，彌足珍貴。

如果基金會能更有創意，舉辦更多活潑的藝文活動，讓小孩子和年輕人重新拿起書本或者好雜誌，是新的挑戰。我一直相信，所有藝文推廣的形式，隨着時代都不一樣，不能再重複以前的做法。如果沒有改變，讀者不會認同，所以要更加強研發新的創意與活動，加油，謝謝！

（本文摘自簡靜惠着《植栽一座文化森林》一書）

洪建全基金會50週年慶系列「我們都記得個名字:書評書目」座談會於11月6日下午2點敏隆講堂舉行，免費開放參加，報名請點選https://reurl.cc/ye7A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