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院士：楊振寧和翁帆是段千載難逢的良緣，可遇不可求
作者｜章劍鋒
出品｜本站科技《科學大師》欄目
94歲的著名理論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與楊振寧先生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就有往來，是楊振寧先生（獲諾獎後）回國訪問時最早與他接觸的本土科學家之一。
在上一篇訪問中，何院士向本站科技《科學大師》欄目談及了他最初接觸到的楊振寧先生其人，以及他回國前後的狀況、他與李政道先生的關係等話題。而在現在這一篇訪問中，何院士及他的夫人慶承瑞老師（北大物理系教授、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繼續向我們聊起了作爲圈內同仁，他們是怎麼看待楊先生在八十歲之後與翁帆女士走到一起的，作爲同齡人，他們對楊、翁二位的忘年婚姻深表理解，並有透露不爲大多數人所知的一些周邊。
何院士說，“有很多事情在年輕的時候我也不會懂，但是現在自己變成老年人了，開始懂得爲什麼老年人有那些我們開始不懂得的想法。年輕的時候你以爲自己懂了，其實你並不懂。”
何祚庥院士夫婦。／攝影：王崢
由楊振寧、李政道這兩位傑出的華人科學家說開去，作爲老一輩科學工作者，參與過國家兩彈一星科研攻關的何院士也十分關切中國的科學事業，他認爲中國的科學發展水平與美國差得太遠，千萬不可自鳴得意沾沾自喜，而要看到實際的差距和不足。他們夫婦的一個觀點是，決定一國科學水平的，決定一國能否大師輩出的一個核心因素，一定是該國的生產力水平，也即經濟是否發展，如果沒有這一基礎，科學水平是發展不起來的。此外，也需要紮紮實實地長期努力才行。
“要培養出一大批傑出的科學家，甚至是大師級人物，這決不是三、五年能做到的。”
以下是訪問內容，下篇。
1980年3月，何祚庥等五人訪問美國，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楊振寧辦公室合影。／圖源：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
1， 一個人愛不愛國，要看他的實際行動
《科學大師》：楊先生2015年放棄美國國籍，恢復中國國籍，您怎麼看？
何祚庥：這當然是很好的一件事。不過，我個人一直認爲改換國籍是很平常的事，我從來不把國籍看得那麼重，這有什麼了不得的？一些有中國國籍的人，也幹壞事，天天在那裡罵這個罵那個。所以說，一個人愛國不愛國，不是由國籍來衡量的，是要看你有沒有愛國心，關鍵要看這個人的實際行動。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我早年參加革命運動的時候，有多位也支持革命運動的同學，其中也有不少人現在都在國外生活，各種情況都有。也有換了國籍的，因爲需要有子女們供養。他們有的子女出國了，自己現在年紀也大了，還有一些同學在多次的革命運動中，遭遇各種不幸的衝擊，現在年紀大了，因而也移民到國外去住。難道不是正常現象嗎？
李先生也好，楊先生也好，他們是什麼國籍，跟他們對中國的支持和貢獻，是不矛盾的兩回事。
2，我們很支持楊翁結合，這是一件千載難逢的事
《科學大師》：楊先生晚年和翁帆結合，這個事情在網上引來各種議論，您作爲跟他們熟悉的同仁，怎麼看這個事情？
何祚庥：我告訴你，一開始我們就是支持的，道理很簡單，楊振寧跟翁帆交往的時候，杜致禮已經過世了。人家翁帆在杜致禮生前，和他們倆人就有不少交往。遠沒有什麼情理不順的地方。年齡差距又怎麼樣呢？他們兩個人自己都覺得合適，外人覺得他們有差距，這就沒有道理了，差距不差距是要他們當事人自己來決定的。
慶承瑞：對楊先生來說，翁帆起了很大的作用，保持楊先生現在的身心健康，她的作用任何人不能替代。首先是精神上，然後是生活上面，比方說出去到外地講學，出了狀況之後，翁帆當場決定馬上回北京治療，有過這種情況。
至少兩次，緊急送回北京，翁帆代表家屬簽字，在協和醫院做的手術。
何祚庥：我可以告訴你一個小事情，有一次丁肇中先生到中國來，好像是盲腸出了問題，要做手術。他的孩子在國外，聽說這件事情，要他趕快回美國做手術。丁先生就不高興，怎麼叫我回美國，堅持就要在中國做，對醫生說，我的家屬不簽字，我自己籤。
美國人總覺得我們中國科學水平很低，盲腸開刀，我們怎麼不能做？中國醫學水平還不至於低到這種程度。
慶承瑞：像楊先生和翁帆這樣的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這是很好的事情。對他們的非議，那是不瞭解情況的人拿自己世俗的眼光來看，認爲翁帆一定有什麼經濟上的所求。事實並不是這樣。對楊先生來說，他碰到翁帆這件事情本身也極具偶然性。我們非常理解楊先生，他們碰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而且他們抓住了，兩個人都有勇氣面對一場輿論的壓力。我也能夠理解輿論的壓力，特別是中國，開始傳出來的時候，有的人罵得簡直是太沒道理了，說楊振寧怎麼道德敗壞，這跟道德扯不上，他們妨礙別人了嗎？妨礙公衆利益了嗎？
何祚庥：有很多事情在年輕的時候我也不會懂，但是現在自己變成老年人了，開始懂得爲什麼老年人有那些我們開始不懂得的想法。年輕的時候你以爲自己懂了，其實你並不懂。
何祚庥院士（前排右一）90壽辰學術研討會現場，楊振寧先生講話。／受訪者供圖
3，中國人不要沾沾自喜，我們的科學水平跟西方發達國家沒法比
《科學大師》：像您這樣中國本土成長起來的科學家，和楊先生李先生這樣海外成長起來的科學家，您覺得有什麼樣的共同點？
何祚庥：大家都做科學工作，科學工作本身都是一樣的，都是要按照科學的精神和方法辦事，沒有任何差別，只是條件不一樣，他們在國外工作，物質條件比我們富裕得多，科研環境也好得多，他們所處的科學環境的水平，遠比我們發達和先進，這是事實。
我們解放以後，又窮又破，抗戰時期的全國最高學府西南聯大，學生老師加一起也就3000多人，跟國外完全不能比，好多課我們根本開不出來。1947年我由上海交通大學化學系轉學考到清華大學物理系，就找不到什麼先進的科學的書籍可看。那時候有個龍門書局引進了一些外國的書，很貴，連盜版都是很貴的，學生們根本就看不着，你就不能想象當時中國有多落後。
這種落後的生產力也就決定了我們國家的科學家跟美國跟西方沒法相比。
慶承瑞：雖然我們也出了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那是在美國的科學土壤上生產出來的。應該說，在科學土壤上，我們跟西方的科學水平是沒法比的，更不能說我們中國人的創造力就一定高於國外。
在網上流傳着一個“錢學森之問”——“爲什麼中國高等教育體制不能培養出世界級科學水平的大師？”其實這是一個僞問題。李政道和楊振寧兩位水平之高，我個人認爲跟中國的西南聯大教育體制沒什麼關係，因爲兩個人本來都是才華卓著，在中國是好學生，跑到國外也是好學生，好學生的標準，在各個地方都是一樣的。只不過由於中國正在進行抗日戰爭，西南聯大也因此有機會集中了全國的最優秀人才。但是的確與學校的教育水平有所不同，不同學校確實有好壞差別的。
何祚庥：有人問一個問題，楊振寧李政道如果一直呆在中國，不知道後來會發展成什麼樣子，他們能不能拿到諾貝爾獎？我回答說，一定是100%拿不着，因爲完全沒有這個科研條件。當時，也就是在1956年，連國外的科學信息我們都沒辦法及時獲知。宇稱不守恆，我們連現象都發現不了，更沒有這個條件由吳健雄先生去做一個低溫下的科學實驗。這也就是說國家的環境和條件非常重要。
慶承瑞：有人以爲我們這幾年大量投錢，大量培養人才，以爲中國的科學已經不得了，這完全不是事實。在我們理論物理行業，比過去水平是高多了，但是說已經超過了美國，或者是趕上了美國，還早。比如你到醫院去看病，你所用的那些醫療設備，95%以上全是國外生產和進口的，那些設備用的全是物理學的基本原理，那些檢查的手段，也全是物理學的手段，我們中國的物理學家在其中有貢獻嗎？
那些大設備全是進口的，包括我們倆人耳朵上的助聽器，對不起，也是國外的。
我耳朵裡戴了一個助聽器，這裡面就有一個小芯片，還有一個小小的傳感器，然後進行放大，就這麼個東西，全世界就四家公司壟斷了，中國沒份。我們現在更難進入，爲什麼？因爲它有專利控制。
何祚庥：我這個助聽器是單賣的（從耳朵上摘下展示），你知道多少錢一個？4萬多塊錢一個，這一套兩隻就差不多要10萬塊錢，產地卻出自丹麥，是一個小國而高水平的國家。這就叫做高科技。
慶承瑞：中國物理學家在這些上面一點貢獻都沒有。我們物理學發展這麼多年，我們是培養了一大批老師，這是事實，也送出去了一大批優秀的學生，慢慢地開始有人成長，至少這些東西我們可以接手生產了，而以前這個本事都沒有。一些先進的大型儀器也開始試製並且改進了，但是原創性的東西全是國外的。
要改變這種現狀，第一很不容易，要依靠長期的持續不斷地努力和奮鬥。第二，重中之重，首先是要大力發展經濟，以經濟建設爲中心。還要持續不斷地加大科技的投入。但如要培養出一大批傑出的科學家，甚至是大師級人物，這絕不是三、五年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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