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曉東丨歷史書寫中的“史料”與“史義”：從孔子作《春秋》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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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郭曉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爲儒家經學與宋明理學，近年尤其專注於《春秋》學與《四書》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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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第23-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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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以來，歷史學家每每認爲史家的任務是據事直書，如實客觀地還原歷史之真實，從而頗將史料學等同於歷史學。但這並不符合中國傳統史學的精神。中國傳統史學深受孔子作《春秋》的影響，一方面注重史實的陳述，但更重視史實所蘊含的義理內涵與思想意義。從漢代的司馬遷、班固，到近代的蒙文通，莫不是如此。對於歷史書寫而言，“史料”與“史義”的結合，纔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精義所在，其中“史料”是載體，而“史義”則是靈魂。沒有“史料”，史學之精神固然無所依附;但沒有“史義”，則“史料”也當失去其應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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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史料；史義；《春秋》

近代以來，受蘭克學派的影響，歷史學家每每認爲史家的任務是據事直書，不偏不倚，如實客觀地還原歷史之真實。深受蘭克影響的傅斯年徑直將史料學等同於歷史學，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稱:“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致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也正是如此，傅斯年斷言:“近代史學，史料編輯之學也。”然而，這不僅如劉家和先生所批評的是一種“天真的想法”，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作爲史料編輯學的近代史學，也就自然而然地偏離了中國傳統史學本有的精神。當然，傅斯年也承認，他心目中的“近代的歷史學”與傳統的“著史”不同，傳統的“著史”，“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這樣，傅斯年事實上是自覺地將“近代的歷史學”與傳統史學切割了開來。就中國傳統史學的研究途徑而言，正如劉家和先生所指出的，在於文獻考證與義理辨析兩個方面，“文獻的整理與考證是離不開思想的指導的”。因此，歷史編纂學只能是傳統史學的一個方面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要關注歷史編纂背後所蘊含的義理內涵與思想意義。事實上，從孔子作《春秋》開始，到司馬遷著《史記》，無不試圖通過史實的描述來表達他們的思想，是以清代章學誠就直接標榜“史所貴者義也”，而民國時期蒙文通先生則宣稱“治史而究乎義理之源”，所著《中國史學史》，側重以思想爲中心討論史學的發展演變。從這一線索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史家之著史，並不僅僅在對歷史事實進行客觀的描述，而是在描述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彰顯其背後可能有的思想意義。

一

儘管中國有着悠久的史官傳統，自古以來號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書·藝文志》)，但中國史學之確立，誠如錢穆先生所說的，應從孔子作《春秋》算起。在錢穆看來，在孔子之前雖有史官記言記事，但“史官分佈，乃是周代一制度，而孔子作《春秋》，則是私家一著述。由政治轉向了學術，遂開此下中國之史學”。因此，“《春秋》乃是中國正式的第一部歷史書”。白壽彝先生也指出:“春秋末年，孔子開私人講學與私人撰史之風，突破了宗周以來學在官府的藩籬，他所修的《春秋》，是現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寫的歷史著作，也是現存的中國史學上最早的編年體史書。”至於傳統中國，主流的觀點一直認爲，孔子作《春秋》，既是立經，又是著史，從而有章學誠所謂的“史之大原，本乎《春秋》”的說法。因此，從孔子作《春秋》入手，我們可以考察中國傳統史學的特質所在。

《春秋》本爲魯國舊史，按照傳統的說法，孔子晚年對魯國國史《春秋》進行了修訂與改編，遂有了儒家的傳世文獻《春秋》。最早記載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離婁下》則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根據這兩段文獻，我們可以知道，孔子所作的《春秋》，雖然在史實上仍然本之於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等列國之舊史，所記之事仍然不外乎齊桓、晉文，但孔子爲這些所記之事賦予了其獨特的“義”，所以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其中“知我”“罪我”之說，非有甚深之大“義”不能明瞭。也就是說，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要表達自己的政治與哲學思想。反過來，如果孔子的《春秋》只是記載一代之史實，而不寓特定之思想於其中，那麼與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就沒有什麼實質性之差別，則王安石“斷爛朝報”之說庶幾當之，而錢玄同所謂《春秋》“乃是一種極幼稚的歷史”，也不算太過苛刻的評論。

但是，自古以來，學者們無不認爲孔子作《春秋》寄託了甚深之大“義”。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表彰孔子作《春秋》時說的:“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又稱“《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東漢王充在《論衡·超奇》中說:“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宋代程頤在《春秋傳序》中說:“《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清代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曰:“《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清代今文經學家皮錫瑞則說:“《春秋》，魯史舊名，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自孔子加筆削褒貶，爲后王立法，而後《春秋》不僅爲記事之書。”以上云云諸說，都可以看出，不論是史學家還是哲學家，都共同認爲孔子作《春秋》，它體現的是王道之大者，有着甚深之湛思，它與過去諸史最大的區別便是寓其“義”於所記“事”之中。是以錢穆先生據傳統之說論孔子之《春秋》曰:“在此歷史之內，更寓有一番特殊精神之存在。”

二

受孔子《春秋》的影響，後世之良史著史，亦多有所託意。傳統史家中最具典範意義的司馬遷與班固莫不如此。如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在《報任安書》中則說:“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則史公之志，在於整齊百家雜語，稽其成敗興壞之理，而最終成一家之言。梁啓超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說:司馬遷“著書最大目的乃在發表司馬氏一家之言，與荀況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質正同，不過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發表耳，故僅近世史的觀念讀《史記》，非能知《史記》者也”。雖然如此，班固對司馬遷仍有所批評，稱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又說“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對司馬遷的批評，主要是圍繞司馬遷思想旨趣而發，則其對司馬遷之關注，仍在於其著作背後的思想傾向。至於班固作《漢書》，於《敘傳》中則說:“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可見，對班固來講，其著《漢書》，是要“統陰陽”、“窮人理”、“綴道綱”、“總百氏”、“通古今”，可見其著史同樣是要在歷史敘述中闡述出一套思想來。

即使是述歷代制度變遷之政書體著作，也試圖寄微意於其中，如杜佑著《通典》，設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法、州郡、邊防九門，其於開篇便說:“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纔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敵焉。是以食貨爲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自注: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見。”在杜佑看來，《通典》九門，是理想政治之最爲關切者;九門之先後順序，更是理想政治所關切之輕重所在。乾隆在《御製重刻通典序》中指出:“觀其分門起例，由食貨以迄邊防，先養而後教，先禮而後刑，設官以治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是故錢穆先生指出:“我們只看這九個門類的先後，已可說這是杜佑一番極大的政治理論所在。……可以看出杜佑《通典》之體大思精。”

同樣受孔子《春秋》的影響，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史學理論家之一章學誠則提出，史家的著述的目的，不僅是要記事，更重要的是要在歷史敘述的過程中闡發史實背後的“義”。他指出，“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他又說:“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又說:“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子以謂義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義意爲聖人所獨裁。然則良史善書，亦必有道矣。”又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在章學誠看來，優秀的歷史學家應該取法於《春秋》“其義竊取”之旨，作史不當孳孳於史事與史文之類細枝末節的事情。對章學誠而言，史事與史文不過是表達史意的載體，因此史家作史應當“獨斷於一心”，“貴知其意”，“惟義之求”，從而“成一家之言”。這正如金毓黻先生所說的:“章氏之所自負者，惟在深通史意，亦即孔子自謂竊取之義也。”正因爲如此，章學誠對於前代史家多有批評，如他指出:“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古人所謂史學，則未之聞矣。”在章氏看來，前代史家的著述，或史纂、史考、史例，或史選、史評，衡之以其義竊取之旨，均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史學。如他批評劉知幾，就稱其“得史法而不知史意”，又稱“劉言史法，吾言史意”。與對劉知幾的批評形成對比的是他對鄭樵的評價。章學誠一方面說鄭樵的《通志》“事實無殊舊錄”，但從另一方面來講，章學誠稱其“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爲不朽之業矣”，又稱“《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鄭樵的《通志》紀傳部分主要抄自前代正史而稍加連綴，在史實的考證方面並沒有做出什麼貢獻，但章學誠認爲，鄭樵將“諸子之意”寓於歷史敘述之中，從而終成“一家之言”。也正是鄭樵能成“一家之言”，故其《通志》被認爲是“不朽之業”。

三

民國以來，隨着“新史學”運動的興起，中國古代史學這一“重義”的傳統日漸式微，其間能夠堅守不失的，則有蒙文通先生。在蒙先生看來，爲史者當“揆諸《春秋》所以爲《春秋》之義”，是以其著《中國史學史》，便極重視傳統史著中的義理色彩與思想變遷。

1946年，蒙先生撰《跋華陽張君〈葉水心研究〉》，曾自述其學曰:“雙江劉鑑泉言學宗章實齋，精深宏卓，六通四辟，近世談兩宋史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餘與鑑泉遊且十年，頗接其議論。及寓解樑，始究心於《右書》、《史學述林》諸篇，悉其宏卓，益深景慕。……後寓北平，始一一發南渡諸家書讀之，尋其旨趣，跡其途轍，餘之研史，至是始稍知歸宿，亦以是與人異趣。深恨往時爲說言無統宗，雖曰習史，而實不免清人考訂獺祭之餘習，以言搜討史料或可，以言史學則相間猶雲泥也。於是始撰《中國史學史》，取捨之際，大與世殊，以史料、史學二者誠不可混並於一途也。”蒙先生於此自稱其所著的《中國史學史》的特色是“取捨之際，大與世殊”，其關鍵則在於以爲“史料”“史學”兩者不可混而爲一。在他看來，清代的考訂之學，可以稱之爲“史料”的收集，卻不能認爲就是“史學”。對於蒙先生而言，“史學”必須有思想，是以他說:“史料是實，思維是虛。有實無虛，便是死蛇。”蒙文通的公子蒙默在《中國史學史》的序文中則說:“是先君子之言史也，顯以史學與史料判然有別。……與並世之以乾嘉考據羼雜西洋考據而大倡‘歷史學只是史料學’者固大不侔也。”

從《跋華陽張君〈葉水心研究〉》也可以看出，蒙先生這一觀點本之於劉鹹炘。劉鹹炘著有《史學述林》，開篇《史體論》便提出“真史學”“真史書”之說，其稱真史學“不止考證事實、品評人物。一切治史之功力，不能爲真史學”;又稱真史書“不止編纂材料、記載事實，一切記事書不能皆爲真史書”。在劉鹹炘看來，雖然凡記事之書從廣義上講都可以稱之爲史，但“若真史書，必有尋常記事書所無之素質”。又說“記注、撰述皆史職，而真史書惟撰述足以當之”。“記注”“撰述”之說本之於章學誠，章學誠把史著分爲“記注”與“撰述”兩大類，“記注”備記往事，“撰述”着眼未來，“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劉鹹炘則進一步發揮章氏之義，認爲“記注”只是史料的保存與編纂，尚不足稱爲“真史書”，唯有“撰述”具備“尋常記事書所無之素質”，亦即認爲“撰述”多闡發史料背後的思想與意義，從而能成一家之言，是以稱“真史書惟撰述足以當之”。從某種意義上講，蒙文通先生“史料”與“史學”分途，也正是章、劉“記注”與“撰述”之分野所在。

正是建立在區別“史料”與“史學”的基礎之上，蒙先生才認爲，“中國史學惟春秋、六朝、兩宋爲盛”。在他看來，“每種學術代有升降，而史學又恆由哲學以策動，亦以哲學而變異。哲學衰而史學亦衰”，而晚周、六朝與兩宋這三個時期的最大特色恰恰是“思想廓落”“哲學發達”，從而出現了大量堪稱“撰述”的史學作品，比如他指出:北宋時期“一排唐人博綜之學，研精義理，超絕古今。……逮於南宋，勝義紛陳，此史學之又一盛也”。反之，在這三個時期之外，大多是“記注”之學:“舍此三時，雖有纂述，才記注耳。記注、撰述，判若淵雲，豈可同語?濫竽良史，即班述《漢書》，唐修五史，蒐羅非不博，比校非不明，然漫無紀要，未睹風裁，謂之整齊故事則可，揆諸《春秋》所以爲《春秋》之義，寧無歉然!”

酈家駒先生指出:蒙文通的《中國史學史》“是第一部把歷史學的發展，置於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發展史這一廣闊領域裡進行考察的史學史。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對於我國古代史學的研究，雖然不斷有論著發表，其中絕大多數是就某一史書、某一史家或某一史著體裁進行的研究，名之爲史學史的專著，基本上是史學名著的介紹。蒙先生的《中國史學史》，是一項沒有先例的重要創舉”。酈先生確實指出了蒙文通的《中國史學史》的特色所在。上世紀20年代，梁啓超發起中國史學史研究，受梁氏影響，中國史學史大體以史官、史著、史家爲撰述主體，帶有較重的歷史編纂學或史部目錄學的色彩，就此而言，蒙文通的《中國史學史》在中國史學史的書寫中是獨樹一幟的。事實上，蒙文通之學，本由經入史，故其治史學，實免不了有經學的關懷，故其論史，強調要“揆諸《春秋》所以爲《春秋》之義”，此即遠承孔子作《春秋》的“重義”傳統。對於這一點，金毓黻看得最爲清楚，他說:“蒙君治史蓋由經學入，其治經學，更以《公》《谷》爲本柢，故所重者爲研史之義理。”

四

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講，歷史書寫畢竟不同於思想的論述，史學史也並不能簡單地視同于思想史。金毓黻評蒙文通“治史蓋由經學入”，其實是有微辭的。金毓黻指出:“愚謂能自撰一史者，乃得謂之通史學，否則高語撰合，鄙視記注，則成家之作必少。”言下之意，認爲蒙文通高語撰注，而鄙視記注之學，是爲其所不取。我們完全可以承認，如果沒有“史料”爲基礎，則“史學”必不能成其爲史學。

我們再回到孔子作《春秋》的傳統。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俞序》中引述孔子作《春秋》所說的話:“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也就是說，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認爲空言義理，不如結合歷史之事實更可以讓人知曉善惡與是非之得失。因此，《春秋》之爲《春秋》，固然有“其義則丘竊取”這一“重義”的傳統，但同時也不是離事而空談義理。孟子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也”，只有事、文、義三者兼備，才堪稱之爲“史”。雖然在傳統史學看來，三者之中“義”更具有靈魂的地位，但“事”畢竟是彰顯“義”的載體。因此，後世優秀的史家從來不忽視“史料”的價值。以“成一家之言”爲旨趣的司馬遷，其所作《史記》，被班固贊爲“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從中可見司馬遷對史料覈實的重視。以重視“史義”著稱的章學誠則說:“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又曰:“道混沌而難分，故須義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難憑，故須名數以質之;道隱晦而難宣，故須文辭以達之，三者不可有偏廢也。義理必須探索，名數必須考訂，文辭必須閒習，皆學也，皆求道之資，而非可執一端謂盡道也。”可見，對章學誠而言，同樣也認爲史事、史文與史義三者必須兼備。劉鹹炘則稱:“記註明而撰述之所以爲撰述者可明矣”,蒙文通先生也指出，“史料是構成歷史的基石”，又說“不諳考據而治史”是一大“缺點”，則劉鹹炘與蒙文通也不純然是鄙棄其所謂“考訂獺祭”之“史料”之學。由此可以看出，幾乎所有重視“史義”的史學家，對於“史料”的價值，也都是充分地予以肯定。

總之，對於歷史書寫而言，“史料”與“史義”的結合，纔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精義所在，其中“史料”是載體，而“史義”則是靈魂。沒有“史料”，史學之精神無所依附;但沒有“史義”，則“史料”也當失去其應有的生命，其或如章學誠所說，“史學不亡而亡矣”。而如傅斯年所謂歷史學乃“史料”學，其說顯然偏離了中國傳統史學的這一精神。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講，史學史的研究誠當如汪榮祖先生所強調的，“我們要重新回顧中國史學的傳統”，“注重研究歷史學家如何思考問題，他的宇宙觀，對當時社會的觀感”，從而從文獻材料中“提煉史學思想、史學思維”。

信息採集：張嘉威

文字編輯：鮑玉波

媒體編輯：魏霆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