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平臺－別濫用閉鎖期 剝奪股東表決權

但是在臺灣，我們常常可以看見不擇手段趕走廟公的戲碼上演，例如2012年中石化案，股東會的會場入口處，有大批黑衣人排隊，導致後面的股東歷經漫長等待，終於進到場內時，董監改選案卻已大勢底定。又例如2009年金鼎證案，股東會在進行到董監改選案時，硬是不讓某派股東投票，一陣混亂下管理層宣佈自己人馬當選，然後神速結束會議走人。這些伎倆均遭輿論乃至法院痛加撻伐，近年已少被使用。惟晚近另一形式上較爲「文明」，實質上一樣粗暴的手段卻方興未艾，就是利用股東會閉鎖期間規定，剝奪特定股東表決權。

最簡單的講，上市櫃公司召開股東會前置作業均極繁複，例如印製手冊及寄發通知。爲方便公司處理行政事務，法律遂規定開會日前一段時間（稱之閉鎖期間），股東名簿不再更動。此時，公司行政人員就不用煩惱股東一日數變（上市公司每日股份換手頻仍），到底要發給誰開會通知，誰可以在股東會投票，只要針對閉鎖期間首日股東名簿所記載的股東即可。

換言之，凡於閉鎖期間取得股份者，就該次股東會在公司眼裡並非股東。坦白講，科技日新月異，股東會庶務處理效率大幅提升，臺灣這套規定早已不符國際潮流，閉鎖期間長達數月，更是使所有權與表決權嚴重乖離。事實上，在股東會行使表決權者，很多早已在閉鎖期間賣掉股份喪失股東身份，祇是在公司閉鎖期間首日的股東名簿上有他名字而已。

然而，有權作決定的人不用承擔決定後果（因已賣掉股份），正是觸發道德風險，決策不當的首因。或者有人懷疑，既然知道閉鎖期間購入股份，就無法出席股東會，不要在這段時間買股就好了，這正是臺灣剝奪特定股東表決權的巧門，也代表公司治理未上軌道。重點是閉鎖期間由誰決定？就是有權召集股東會的人，通常是公司董事會，他就可以透過挪移股東會日期，選擇誰能參加股東會。

實際案例是祇要召集權人發現敵對者大量購入公司股份，就會宣佈召開股東會，讓敵對者先前購買股份的時間落入閉鎖期間，從而無從參與股東會。此時股東會就會通過一些敵對者不喜歡的議案，削弱其力量。以最近喧騰一時的文曄經營權爭奪爲例，大聯大宣佈公開收購文曄百分之三十之股份，在1月30日收購結束，文曄董事會隨即宣佈提前在3月27日召開股東常會，閉鎖期間即於1月28日開始，讓大聯大取得之百分之三十股份不能在該次股東常會投票，而該常會重頭戲就是通過私募案，藉由大量增資發行新股，稀釋大聯大之持股，連帶也稀釋了其他股東的權益。

利用閉鎖期間剝奪特定股東表決權，絕不衹是經營權爭奪戰中經常出現的防禦措施合法性問題，而是直指公司權力分配，以及公司治理的核心，那就是爲什麼公司權力可以集中在少數董事之手？答案是因爲股東可以透過表決權的行使，對董事形成某種制衡力量。若董事會可以任意阻止與他對立的股東出席股東會，不管是用黑衣人隊伍，或規劃閉鎖期間，都動搖了董事會權力核心的的合法地位。經營權爭奪戰中，或者可以各出奇謀，特定措施合法性法界已發展出一套檢驗標準。但，程序正義是不能被妥協的，保障股東能在資訊充足下自由行使表決權，是公司治理的基石，更是股東財產權的核心。

這個原則，甚至已獲得大法官解釋的確認。例如企業併購法是立法院爲「鼓勵併購」制定，其中一項爭議設計是股東倘反對併購，需放棄表決權才能叫公司用公平價格買回自己股份。因爲棄權較反對，併購決議更容易被通過。大法官認爲對未贊同合併之股東，提供充分保護才符合憲法要求，主管機關隨後研擬修法讓不贊同之股東直接反對而毋庸棄權。若立法者不宜命股東如何行使表決權，公司可以透過閉鎖期間設計根本剝奪特定股東表決權？接下來的問題是，更動開會日期是否一定違法？不能否認在極端案例中，公司可能有急迫的商業需求，而不是以排除特定股東爲目的。

但在臺灣已發生的案例中，均無法察覺此種需求。以前述文曄案爲例，股東會議案除常會慣有之承認表冊案外，即私募及變更章程納入特別股案，考量該次股東會文曄還要大筆發放現金股利，爲何尚有急迫資金需求？財務報表顯現文曄尚有充裕舉債空間，特別股融資似乎亦無時效性。當務之急是公司法儘快修正，閉鎖期間規定能跟上世界潮流，遏止公司此種濫權行爲。在修法之前，惟有期待實務界保障股東基本權力，對任意挪移日期，剝奪表決權排除異己的行爲，認系違法而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