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投資賦能科技創新 助力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

本報記者 郝亞娟 張榮旺 上海 北京報道

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在積極培育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方面，要鼓勵發展創業投資、股權投資，優化產業投資基金功能。

股權投資是科技創新產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清科研究中心調研顯示，VC/PE（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行業高度聚焦於科技創新，投資科創領域行業資金額佔比顯著提升，助力我國產業結構調整。

《中國經營報》記者採訪瞭解到，我國股權投資的資金仍然相對有限，以機構投資者爲主，而個人投資者參與度較低，部分投資者對股權投資的風險認知不足，導致資金籌集困難。在投資端，由於缺乏專業的投資機構和人才，以及市場信息不對稱等問題，使得投資者難以找到優質的投資項目。

下一步，重中之重是解決股權投資的募集和退出難題，更好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多位代表委員建議，優化市場資金來源結構，鼓勵壯大長期機構投資者隊伍，比如放寬養老金等中長期資金進入股權投資的限制。與此同時，完善健全股權投資的退出機制。

豐富資金來源

經過多年發展，我國股權投資市場已成爲金融支持實體、推動科技創新、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科技創新從技術研發到成果轉化，再到產業應用、市場開拓，每個階段都需要金融支持。”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趙靜指出，應創新支持方式，鼓勵發展股權投資，靈活運用獎補、風險補償、權益讓利等方式，提升政府股權投資機構的市場生存力和競爭力。

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在積極培育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方面，要鼓勵發展創業投資、股權投資，優化產業投資基金功能。202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要“鼓勵發展創業投資、股權投資。”

如何豐富股權投資的資金來源也是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話題。全國政協委員、中信資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張懿宸表示，現有的資本供給結構無法完全適應以高風險、長週期、輕資產爲特徵的高科技產業和新興產業發展的需要，因此，加快科技資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發展直接融資、股權投資、資本市場，是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的必要之舉。

股權投資的發展離不開資金的支持。多位代表委員建議，放寬養老金中長期資金進入股權投資的限制，既有助於推動居民財富穩定增長，同時也可以促進股權投資的發展。

張懿宸表示，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是行業蓬勃發展的必要條件。在進一步完善監管體系、防範金融風險的同時，未來要持續優化市場資金來源結構，鼓勵壯大長期機構投資者隊伍。

全國政協委員、南方科技大學副校長金李在《關於放寬養老金等長期資金進入股權投資領域限制的提案》中指出，國家要支持科技的高水平自立自強，需要有大量的資金支持科技，目前最主要的手段還是通過資本市場匯聚長期資金，通過市場化股權投資的方式支持科技發展。

記者注意到，多地也出臺支持股權投資的政策。比如2024年1月，上海市政府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促進上海股權投資行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提出優化股權投資機構設立服務和行業管理，引導投早投小投科技，支持企業風險投資發展，培育長期資本和耐心資本，暢通股權投資退出渠道，落實財稅優惠政策，推動行業聯動創新發展，高質量建設股權投資集聚區，加強行業社會組織建設等。

如何引導資金流向股權投資領域？金李認爲，可以從以下三方面：

一是可發揮好企業年金、個人養老金的自主選擇性，爲願意承擔較高風險和收益預期較高的個人、企業年金提供充足的、豐富的配置策略。通過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爲未來養老金大比例參與創業投資進行政策試水。對於部分慈善公益性質的資金，比如大學教育基金會，亦可在合規前提下放寬限制。

二是以組合投資的方式進入股權領域，爲避免單個項目風險過大，將規範中長期資金開展股權投資的方式爲組合投資。同時鼓勵以基金方式進行組合投資，不對單個投資項目進行考覈，從而避免因爲擔心國有資產流失而束縛住投資的手腳。

三是適度發展S基金，目前全國一級股權投資存量資產大約在14萬億元的規模，有意願進場的資金體量充其量在千億級別，二者存在量級差異。而中長期資金如果能夠在期限爲7年的直投基金運行到第3年或者第4年進場，此時被投項目組合已經基本成型，可以在公允市場價格基礎之上進行一定折讓購買，降低投資不確定性，又享受了一定的資產價格折讓，提升投資回報，也更加符合社保基金等中長期資金對穩健性的要求。

暢通退出渠道

據清科研究中心數據，2023年，中國股權投資市場共發生3946 筆退出案例，同比下降9.6%；被投企業IPO方面，2023年全市場共發生2122 筆案例，同比下降21.3%；在各類交易中佔比約54%，比2022年減少8%。

全國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團董事局主席胡成中指出，募資和投資規模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背後原因有多方面。首先，股權投資機構退出難和退出渠道單一問題依然存在。其次，風投資金來源依然比較侷限，本土風險投資多以國資背景爲主（如政府引導基金），存在市場化運營和管理機制不足問題，使用效率不高。再次，股權投資機構自身存在侷限，許多前沿科技也對機構自身的投研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需要進一步加大引導，推動各方力量積極參與。

知名經濟學者盤和林也提到，股權投資市場規模還不夠龐大，市場吸附的資本數量有限，但需要融資的企業卻很多。在投資端，信息不對稱情況普遍存在，有很多初創企業以概念吸引投入，並無實質性創新，從而使得投資方不敢輕易投資，需要提高信息披露的準確性、有效性、全面性，在投融資雙方之間建立互信。

胡成中建議，綜合考慮股權投資不同階段風險屬性，劃定分層分類監管原則；持續深化資本市場改革和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爲股權投資退出提供多元的選擇，爲科創企業發展提供直接融資支持；明晰各類政府引導基金的職能和定位，通過適當降低返投比例要求、擴大返投方式的確認範圍、實施開放性跨區域合作、增加創業投資類基金的設立規模等方式，突出政策導向功能，引導資金流向市場不敢投、資金需求大的關鍵技術領域，填補長期資金缺位。

目前，IPO、股權轉讓、回購、併購、清算是私募股權投資的主要退出方式。

以併購基金爲例，張懿宸在《關於重視併購基金作用，優化併購重組監管機制，暢通私募股權投資退出渠道的提案》中指出，更加重視併購基金在推動上市公司開展併購重組、提升上市公司質量、實現金融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的作用，從五個方面暢通退出渠道：一是吸引外資增持中國資產，適當放寬包括基金在內的外資持股A股上市公司比例上限；二是在確保安全、質量的基礎上，鼓勵併購基金控股公司在A股上市，積極研究相關可行政策；三是拓寬開展併購重組的行業範圍，鼓勵企業通過被併購或重組方式登陸A股市場，或引導其在港股市場上市；四是適當放寬併購重組的業績承諾標準，進一步明確除“採用未來收益預期等評估方法的大股東注資型收購要求設置業績承諾”外，其他類型重組的交易雙方可自主協商是否約定業績承諾，並儘快引導更多案例落地，形成示範效應；五是爲併購基金通過接續基金實現投資人退出提供更清晰、優化的政策支持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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