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誌遠 | 三十年細說從頭——在明代國家權力研究之路上的體會

感謝王天有、商傳二位教授的推薦，感謝華夏英才基金的立項，使我能夠就自己三十年來對明代國家權力問題的思考作個小結。

1977年高考的恢復，使我們這批所謂的“老三屆”有了重新回到課堂的機會。在當時，學什麼專業、進什麼學校，並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儘管後來的事實證明還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可以上學。1979年9月，憑着年輕人不安於現狀的銳氣，我在讀了一年大學專科之後，考入江西師範學院(今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從先師歐陽琛教授伯瑜先生，攻讀中國古代史專業明清史方向研究生。平心而論，當時只有一張初中畢業證書(即使這張證書也已經作廢，因爲上面的照片被揭下來貼在了當年的招工表上)的我並不知道歷史研究是何物，也不知研究生該怎樣讀。而一年“大專”的經歷，也主要是在自學外語，準備應付研究生的入學考試。至於此後的研究方向，或者說靠什麼在學術界安身立命，根本沒有想過。入學後，先師進行的第一輪教誨便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可以有年輕的藝術家、科學家，但不要指望有年輕的歷史學家”。給的任務則是讀書，從《明通鑑》開始，然後是《明史》《清史稿》《明會典》《清會典》。同時開具的書目還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特別是第四卷中馬、恩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通信。這些書都要求“倒本讀”，做讀書筆記、摘錄卡片。先生一個星期檢查一次。一年下來，筆記作了好幾本，卡片也摘了近萬張，滿腦子是明清時期的人物、明清時期的政治、明清時期的制度。因此第二年開始寫畢業論文，自然也是政治，是制度。當然，要寫就要寫主要的，核心的，具有全局性的，於是選擇了明代內閣。仍然是老辦法，像過去倒本讀《明史》《清史稿》一樣，倒本讀《明實錄》。

說起來很有意思，正如我在本書《導論》中所說的那樣：“隨着學術的推進和時勢的發展，某些歷史問題往往會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同時引起衆多學者的關注。”在我選擇內閣作爲畢業論文題不久，天津召開了明清史國際學術會。從後來出版的論文集看，至少有兩篇關於明代內閣的文章提交到了大會。一篇是武漢大學關文發先生的《試論明朝內閣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另一篇是華東師範大學李天佑先生的《明代的內閣》。從學術背景看，關、李二先生都是前輩學者。但事隔多年後突發奇想，僅就明代國家制度的研究而言，大家其實都處於起步階段。導致我產生這一想法的原因有兩個。其一，經過三年的“社教”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大陸學術從總體上說基本中斷。如果不是一直在思考學術問題，1963年和1979年的起點差不了多少。其間的差別，是學術背景。其二，大凡研究明代內閣，一般應該是一個學者研究明代國家制度的開端。任何一個“科班”的或“正統”的明代史研究者，沒有不首先關注政治及制度的；關注明代政治及制度，首先必然是內閣。在尚未見到相關的成熟學術成果前，將其作爲研究對象便是符合邏輯的選擇。隨着學術的推進，在杜乃濟《明代內閣制度》(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年版，但80年代初大陸看不到)的基礎上，在大陸學者研究內閣的基礎上，王其榘的《明代內閣制度史》198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譚天星的《明代內閣政治》1996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除非是發現了新的帶有顛覆性的材料，明智的學者是不會回過頭來研究內閣的。

1981年春節前，先師已經得到了關、李二先生的大會論文稿，但並沒有給我看，而是要求我在不受外界干擾的情況下，按自己的思路繼續完成論文。這和今天的論文寫作先釐清“學術史”不同。因爲在先師看來，撰寫畢業論文的目的不是爲着發表而是爲着訓練，爲着訓練純粹的“讀書得間”“論從史出”的獨立研究能力。春節後，論文初稿寫完，先師出示那兩篇論文，讓我自己進行比較。最大的發現是，關文的材料依據主要是《明通鑑》，李文的材料依據主要是《明史》，而我的畢業論文主要材料依據是《明實錄》，於是有了信心。但先師告誡：會議論文大多是急就篇，不能體現學者的真實研究水平，這與研究生畢業論文可以花一兩年的時間收集資料、反覆打磨並有導師指導和修改不同。

應該說，研究明代內閣是我從事明代史研究特別是從事明代國家問題研究的起點。而在研究內閣的過程中，僅《明史·職官志》的一句話，“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便會將研究者帶向內監特別是司禮監，接着便是內府和外廷的關係。這是橫向問題。而縱向，自然是巡撫、巡按、司道、府縣、裡甲。這是我當時準備系統研究明代國家權力問題的基本思路，也是本書的基本結構。

但在隨後的時間裡，我並沒有真正沿着這條路走太遠。

其一是沒有必要。因爲不久即發現，有不少學者也在走同一條路。大家在路上碰上了，於是各走一段，形成了沒有計劃卻有默契的分工合作、羣體研究。有研究巡按御史的，有研究兵備道的，有研究州縣的，有研究裡甲基層的，也有研究宦官的。而且每一段路都有不少學者在走。比如在研究巡撫的路上就遇上了老朋友羅東陽、王躍生、劉秀生，還有張哲郎老師、關文發老師等；在研究宦官的路上，則遇上了新朋友樑紹傑、冷東、田澍等，而且王春瑜、杜婉言先生早就在路上等着。一旦踏上州縣及基層的路，則有更多的朋友，趙世瑜、柏樺，唐力行、常建華，陳支平、鄭振滿，陳春聲、劉志偉，周紹泉、欒成顯，樑洪生、曹國慶，陳寶良、卞利等，已在前面揮手，有的甚至接近地平線了。所以，現在的這個著作雖然主要是我個人的研究心得，但也充分借鑑了這些新老朋友的成果。

其二是我在專業“背景”方面補了一些課，讀了一批明人的文集、筆記，以及清人研究明代史的著作；也讀了一批專史如政治史、法律史、經濟史、史學史等方面的著作，以及漸次進入大陸的港臺、日本及西方學者的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方面的著作。給歷史系本科生開中國古代史及明清史課，是另外一種補課。因爲在備課的過程中，需要在“通史”和“專史”的兩個方面強化基礎。更爲集中的補課則是到南開大學明清史研究室進修，師從鄭克晟教授，專攻明史。同時得到劉澤華、馮爾康、南炳文、謝代剛諸先生及時任南開大學校長的滕維藻先生(儘管沒有謀過面)和先師早年的一個學生劉仁智先生的幫助。在“補課”的過程中，學術興趣也發生了某些轉移。

回想起來，先師一手促成我去南開進修(當時屬“計劃外”)，或許也是在實現他自己的一個夙願。先師當年在西南聯大讀研究生，導師是邵循正先生，畢業論文的答辯主席則是鄭天挺先生。先師對鄭老先生心儀久之，隨着鄭老先生東赴南開，先師的情結也轉到了南開。

伯瑜先生和克晟先生都是根柢深厚的傳統型學者，講究勤讀史料，講究讀書得間，治學方法則是在讀書的過程中摘錄卡片、寫讀書札記，當積累到一定心得時，才動手撰寫論文。所以，他們的論文都不是爲了發表“寫”出來的，而是通過讀書“悟”出來的。但到了我們這一輩人，情況發生變化，職稱評定、年度考覈，文章大多是被“逼”出來的。數量可能不少，但真正經得起檢驗、經得起“把玩”的卻不多。所幸多年來受二位先生“悟”功的影響，在被“逼”的同時也一直在“悟”。後來寫巡撫、寫御馬監、寫鎮守中官、寫知識宦官、寫江右商與江西訟風、寫傳奉官與成化時代，也自認爲“悟”的成分比“逼”的成分更多些。而且，隨着中國學術的向縱深發展，“悟”的成分自信也越來越多。故最近在接受一家學術報紙的記者採訪時，我斗膽說了一句：“越是近期發表的作品，感覺越是好些。”因爲中國學術在進步，自己也應該有所進步。

在我的學習歷程中，谷霽光先生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谷老是具有博大氣度的學者，得以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時間裡時時過從、聽取教誨，是我一生中的幸事。谷老關於“廣博”“專精”“融通”相結合的學術理念，關於從生產生活、從時局大勢、從人物活動、從偶然因素綜合分析歷史發展進程、揭示政治走向、理解古人行爲的思維方式，對我來說可謂受用無窮。也使我對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對黑格爾關於“存在即合理”的命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在揚州大學師從王小盾教授讀中國古代文學的博士研究生，曾被同行朋友戲稱爲“自墜身份”。因爲王小盾教授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而非前輩學者，揚州大學又並非“名校”，我自己也已經是“教授”。但在我們這一個年齡段的學者中，乃至在至今還在職的學者中，綜括文、史、哲三大傳統學科，王小盾教授所達到的學術層次和學術境界，我不作第二人觀(至少在大陸學界如此)。否則，就是我孤陋寡聞。三年揚州並非夢，它既讓我紮紮實實地讀了一批書，同時也儘可能地嘗試像小盾師那樣，從大文化的視野和多學科的角度去思考歷史問題。因爲歷史本身就是多層面的、紛繁複雜的。

猶如歷史的進程一樣，人生的道路也往往由一些偶然因素所決定(當然不排除其中的必然性)。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唯成分論”，我一直相信自己應該研究數學或天文學。而明代史研究者的行列中有我，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杜婉言老師和汪聖鐸老師的“挽留”。20世紀80年代大學教師的日子是拮据的，收入低、住房緊、壓力大。爲了解決家庭的生計問題，我從1981年底即研究生剛畢業時就開始在“電大”兼課，並在當地的成人學員中闖下了比較響亮的名頭。後來，這些學員中的不少人考了律師證，成了律師，經濟收入可觀。在他們的鼓動下，我也準備參加考試，改行幹律師。如果成功(當然沒有不成功的道理，因爲迄今爲止，凡是參加過的考試，還沒有不成功的先例，這大概也是我至今“狂”性不改的重要原因)，至少當地會有一位名律師出現。但就在準備考試的那一年，1987年，我同時給《中國史研究》和《文史》投了稿，不久即收到用稿通知。後來知道，是杜婉言老師和汪聖鐸老師代表各自“編輯部”給我寫了修改意見。這兩篇稿子的題目是《明代的巡撫制度》和《論明代內閣制度的形成》(1981年畢業論文的修改稿)，分別發表在《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3期和《文史》第33輯。這兩篇論文可以說是我研究明代國家制度的基礎。而在當時的地方院校，初出道的學者沒有人推薦能在這裡發表文章是難以想象的事情。所以當時就有朋友打聽：你在那兩個地方有熟人？但杜老師和汪老師我當時並不認識，也沒有任何人打招呼。由於有他們代表這兩個刊物的挽留，於是我死心塌地搞歷史，轉眼又是二十年。如果在今後的人生中不發生戲劇性變化，此生可能也不會改行做其他事情了。

現在呈獻給讀者的這部著作，對於動態地揭示明代國家權力的內部結構和運行法則，對於客觀地認識中國古代社會國家制度的一些本質特徵，我認爲是有貢獻的。也算是對自己的一個交代。但我自己對它並不滿意。倒不是說書中討論的有些問題還沒有搞透，事實上我們所做的事情只是在接近歷史真相而不可能窮極真相。而是因爲涉及的面太寬，需要關照的問題太多，而大凡“課題”，又都有時限，這就造成“悟”得不夠通達透徹，綜合分析及文化層面的揭示更顯不足。

我曾經承諾過一家出版社的朋友，爭取寫出一本自己“悟”出來的、學究氣息少些、啓示性多些，因而可能受到讀者更多歡迎的歷史著作。我想，我會實踐這個承諾的。

科學出版社在得知我的課題立項後的第一時間主動聯繫，並立即簽訂出版協議，令我感動。王刃餘、郝莎莎前後兩位責任編輯的積極配合和寬鬆管理，更令我感到親切。

在本書寫作及最後校稿過程中，謝宏維博士及汪紅亮、陳剛俊二君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此謹致謝意。

方誌遠2008年春節

於江西師大北區寓所再版後記

——本文爲 《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後記，標題爲小編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