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配給研究：子宮內糖攝入竟藏危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從 1940 年 1 月到 1953 年 9 月，英國對大多數食品實行配給制。在這 14 年中的部分時段，除了魚、新鮮水果和蔬菜（這些仍然經常供應短缺）之外的所有東西都只能在嚴格的限制下並憑藉政府發放的優惠券合法獲得。

糖屬於受限的食品儲備類別之一。糖果也被實行配給制，不過人們保持冷靜，堅持了下來。每個成年人每天大約分配 40 克糖，兩歲以上的兒童則被限制在不到 15 克。

儘管促使出臺該政策的經濟狀況不太理想，但對數萬人的新研究表明，在配給時期減少糖的攝入爲那些在配給時期受孕的人帶來了終身健康益處。這項研究於 10 月 31 日發表在《科學》雜誌上，表明在受孕後的 1000 天（包括子宮內時期和生命的頭兩年）限制糖的攝入，降低了日後患慢性病的風險。

根據這項研究，在糖配給結束之前或之後出生的人羣，一生中患 2 型糖尿病的可能性比未實行配給的同齡人低 35%，肥胖的可能性低 30%，患高血壓的可能性低 20%。如果配給組的人確實患上了糖尿病或高血壓，他們往往到晚年纔會這樣。

此外，僅子宮內營養配給這一影響因素，就約佔終生風險降低量的三分之一。例如，即使在出生於沒有配給的世界的隊列中，在妊娠期至少有部分時間受到限制的人，患 2 型糖尿病的終生風險降低了 15％。

“不僅要關注寶寶的糖分攝入，懷孕期間自己也要注意糖分攝入，”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健康政策研究所的兒科神經內分泌學家羅伯特·勒斯蒂格（Robert Lustig）說。勒斯蒂格未參與這項新研究，但指出作者“做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服務，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發現並不那麼令人驚訝，因爲我們已經對糖與不良健康結果之間的關聯有很多瞭解，”該研究的合著者、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健康經濟學家克萊爾·布恩（Claire Boone）說。她補充道：“但我們研究結果的程度有點令人驚訝。”

過去大量的研究已經確定了高糖攝入與慢性疾病之間的聯繫。然而，在生命早期限制糖分攝入，其降低代謝疾病風險的作用是巨大的，與終身素食主義或戒菸的效果相當。這表明，在一個人整體發展中的短暫時期的飲食可能會產生重大的後續影響。

“最重要的要點是給父母知曉的，”保羅·格特勒說，他是該研究的合著者，也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健康經濟學家。他指出，新的發現是一些僅有的能明確表明遵循國際和國家關於糖的指導意見具有價值的、存在因果關係的人類證據。

美國聯邦機構發佈的指南稱，兩歲以下的嬰幼兒不應食用添加糖的食物，成年人應將添加糖的攝入量限制在總熱量的 10%以下。美國心臟協會的建議甚至更加嚴格。美國心臟協會建議，添加糖應占健康飲食總熱量的 6%以下，這意味着女性平均每天約爲 25 克，男性約爲 36 克。

實際上，很少有美國人能夠遵循這些官方建議，美國成年人平均每天的糖攝入量是建議量的 2 至 3 倍。因此，許多人在子宮中就已接觸大量的糖。然後，他們在早期繼續通過面向嬰幼兒父母銷售的配方奶和加工食品接觸到添加糖。

“我們都希望改善我們的健康狀況，給我們的孩子一個最好的人生開端。早期減少添加糖的攝入似乎是朝着這個方向邁出的有力一步，”塔德婭·格拉奇納說，她是主要研究作者，也是南加州大學研究公共衛生的經濟學家。然而，她承認，在大多數加工和包裝食品都含有添加糖的環境中，這樣做確實很困難。“我們不想在孕婦的清單上再增加一個有壓力的項目，”格拉奇納說。“但這絕對是我們需要公佈的信息——這很重要。”

爲了得出他們的研究結果，研究作者分析了來自英國生物銀行的數據，這是一個包含約 50 萬名參與者的基因、人口、健康和生活方式信息的數據庫。他們將評估限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窗口內，包括配給結束前後受孕、出生於 1951 年 10 月至 1956 年 3 月之間的人，以儘量減少隨着時間推移更廣泛的社會和飲食方面的變化（並儘量降低二戰本身帶來的任何健康影響）。在研究中，所使用的配給隊列和約未配給隊列分別由約 38000 人和 22000 人組成。

“這並不能解答所有問題，但這是一項計量經濟學分析，而且確實推斷出了因果關係，”盧斯蒂格說——這在長期的人類健康研究中是十分罕見的。

這項工作存在一些侷限性。首先，英國生物銀行不是一個完全具有代表性的羣體，參與者可能代表了相對更偏向白人的一部分人羣，布恩說。在食品限制解除後，總體卡路里攝入量確實有所提高，因此不可能將這種變化的影響與糖的影響完全分開。“卡路里不是恆定的，”格拉切爾說，但她和她的同事確實發現，至少 77%的卡路里增加量僅來自糖。而且這項研究並沒有確切確定早期接觸糖會增加疾病風險的機制。

然而，作者們確實有一個假設：格拉切爾說，早期接觸糖似乎極有可能使某人一生都有更高的糖攝入量。她和她的同事已經在一些具有支持作用的、尚未經過同行評審的分析中找到了這方面的證據。使用來自英國營養調查的數據進行的早期後續研究確實表明，與未實行配給的同齡人相比，實行配給的那部分人羣在一生中攝入的糖更少（儘管總卡路里大致相等）。因此，這裡發揮作用的機制似乎不是僅僅 1000 天的糖接觸就導致了觀察到的健康影響。相反，她解釋說，“這是讓你走上不同軌跡、產生不同行爲的東西。”

格爾特勒表示，這些發現有望爲個人決策提供參考，但也會推動全社會的變革並完善監管。“我認爲我們需要像對菸草那樣對糖採取公共政策應對措施，”他說，包括標籤法、稅收和廣告限制等。他指出，汽水稅就是已被證明能有效降低糖攝入量的立法範例。

“我們也應該考慮讓公司承擔責任，”格拉切爾補充道。也許，嬰兒配方奶粉需要重新調配，她說。

不過，在所有這些不太甜蜜的消息中，也有一線希望（或者說是一層糖衣）。“我們不想剝奪萬聖節或其他即將到來的節日的歡樂。適量的生日蛋糕、糖果或諸如此類的東西不會毀了我們的生活，”格拉切爾說。“這不是這兒一塊那兒一塊蛋糕的問題。而是每天過量攝入添加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