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應「戒急用忍」 民主新南向
文／杜晉軒
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說過，若「李登輝過世的話，臺灣民主還能留下來；但是李光耀過世，制度無法留下。」儼然說明臺灣所代表的民主政體相對於新加坡的威權政體有其優越性。然而，如果蔡英文政府希望透過新南向政策輸出民主經驗的話，或許該謹記李登輝所說的「戒急用忍」。
6月14日，一場在政大國關中心舉行的新南向政策工作坊上，與會的菲律賓學者提醒，「民主」一詞對各東南亞政府相當敏感，因各政府要的是「Good Governance 」，即重視良善治理的有爲政府，而民主並非執政黨的優先考量。該學者表示，臺灣的民主化經驗固然重要，但輸出民主不宜高調。
政大國關中心是蔡政府制定新南向政策的重要智庫，並具有一定影響力，當中的成員包括總統府資政蕭新煌教授、國關中心副研究員楊昊等重要東南亞學者，他們在今年4月的民進黨中常會上提出《民進黨新南向策略建議》，主張新南向政策在推動路徑上，應藉由「以人爲中心」的核心理念，關注「人民」需求，深化「公民社會」連結，並推動「民主價值」，逐步建構堅實的跨國夥伴關係。而蔡英文在會中亦明確主張民進黨要更加強化政黨外交的責任，以及臺灣民主價值的推廣。緊接着，民進黨立法院新住民事務發展聯盟於6月舉行內部的《新南向的發展政策研討會》中，蕭新煌及其召集的「新南向政策專題研究小組」，指新南向要深化與區域公民社會的連結，最終朝民主價值的夥伴關係發展。
菲律賓學者的聲音，已提醒臺灣與東南亞國家政府的關係發展，應重務實的經貿合作關係，而非務虛的民主經驗推廣，特別是有求於臺灣民主經驗的，多是當地的在野黨，若民進黨政府過於與當地在野黨發展關係，試問，當地執政黨又怎能安心？
宣揚民主 蔡政府曲高和寡
無可否認，臺灣成功實現三次政黨輪替，其民主經驗是可貴的，但若以優越的心態宣揚自身民主經驗，只會讓外界認爲臺灣政治人物流於自滿。例如今年4月臺北市長柯文哲「南向市政考察」後，發表了馬來西亞國會議員對臺灣民主「羨慕得流口水」、批評新加坡是「住在籠子的金絲雀」等「感言」，引來一片批評。
臺灣不能忽視的政治現實是，雖然東協各成員國的文化、民主化程度不一，但「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已在2015年12月31日正式成立，其強調尊重成員國之間的差異，不容許他國干涉內政。這種強調捍衛國家主權、文化主體的精神，乃緣於東協成員國多爲後殖民國家，對於西方所強調的「民主、人權」有所忌諱。東協各國堅持走屬於自身的國家發展道路，臺灣的民主化經驗，並非東南亞各國政府優先關切的。
端看《新南向政策推動計劃》的總體目標，是爲了與新南向目標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其政策論述不脫以經貿發展爲導向。至於爲何新南向政策與輸出臺灣民主有關聯，除了「以人爲中心」這個與過往以經貿投資爲主的「南向政策」作區別的口號，那就是如今蔡英文不再提的「新亞洲價值」了。
時間拉回到2014年6月4日，當時身爲民進黨主席及總統參選人的蔡英文，在華府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提出了「新亞洲價值」。蔡英文認爲，當還有許多亞洲國家人民仍在忍受威權統治，臺灣已經爲建立民主而感到相當自豪，她指出，臺灣的民主經驗以及未來民進黨推動邁向以創新、就業及公平分配爲基礎的經濟發展新模式的過程，可作爲亞洲各國的典範和鼓舞力量。不過「新亞洲價值」自從2016年由外交部推出《點亮臺灣亞洲典範》的國慶文宣影片後，就無疾而終了。
歸根結柢，在於當前全球化腳步逐漸放緩，中國大陸以「亞洲新安全觀」、「一帶一路」推動區域整合之際，陷於經濟發展趨緩、內政混亂的臺灣已無力作爲「點亮亞洲的典範」。蔡英文當時所提出的「新亞洲價值」，配合了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無奈在對國際政經局勢的判斷失誤下，從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退出《泛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就註定了「新亞洲價值」要退出蔡政府的外交舞臺。新加坡《聯合早報》社論直接批評稱，具普世價值意涵的「新亞洲價值」論述提出之際，正逢習近平重提「亞洲的事情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辦」的「亞洲新安全觀」，主導亞洲發展的北京，正是臺灣的障礙。
而蔡政府必須面對的國際政治現實是，臺灣既非新南向目標國的邦交國，亦非如歐美西方國家擁有雄厚的政治資本，對於東南亞各國政府而言，尋求經濟的發展動能纔是他們的優先考量。當主要東南亞國家領導人出席5月中旬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高峰會」時，已說明了這些國家更傾向於北京「優先發展經濟」的論述。
若是臺灣自身無法提升經濟發展動能，卻欲透過新南向來推廣民主經驗，恐怕是「曲高和寡」。臺灣不能忽視菲律賓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現象、美國川普熱潮、歐洲不穩定的政局，均因政治菁英陷於失能的民主「政治正確」下，政府平庸治理的結果。
「亞洲價值」仍受東南亞尊崇
如前所述，杭廷頓認爲李光耀過世後，新加坡的「有效率」制度無法留下，而最近李家三兄妹間的「家庭紛爭」，似乎也被外界認爲杭廷頓的預言成真。無論如何，李光耀給予新加坡政府的制度是否會消失仍難論定，但可肯定的是，著名的「亞洲價值」觀仍影響着東南亞。
蔡英文的「新亞洲價值」顯然欲與李光耀的「亞洲價值」對比爭輝，是想告訴亞洲各國，崇尚威權治理的「亞洲價值」已成過去，而「新亞洲價值」即是臺灣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化經驗的結果，當中蘊含着西方民主、人權的「進步價值」，
可供仍處於威權體制的亞洲國家參考。然而，李光耀的「亞洲價值」所重視的家庭價值觀、尊重權威、社會羣體高於個人、強調共識於決策的角色，仍是目前東南亞各國所重視的。最終「新亞洲價值」仍敵不過現實的考驗，該倡議或許被遺忘了；但李光耀的「亞洲價值」卻烙印在東南亞各國的執政思維中。
「新亞洲價值」之所以無法在東南亞長存，乃因當前東南亞的政經、社會文化發展仍近於威權體制，姑且不論「亞洲價值」論的源起是否爲李光耀欲合理化人民行動黨的威權統治，但可以肯定的是，民進黨已經貴爲執政黨，若意圖以新南向政策和東南亞國家達成「經濟共同體意識」，就不能以絕對的「政治正確」姿態向東南亞各國推廣民主化經驗。
蔡英文政府不能忽視的是，西方世界所提倡的以民主爲政體模範的時代正退潮。美國政治學大師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以提出「歷史的終結」而成名，他認爲民主與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隨着冷戰結束而勝利。但他在2014年推出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一書中作出修正，在「法治」、「民主問責」之外另加第三變量「國家治理能力」，福山認爲很多國家的「國家治理能力」不足而造成發展不如預期。
2017年4月14日，福山以「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崩解？」爲題在臺北公開演講，他的講題以問號結尾，「因爲對國際政治而言，現在正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被民粹國族主義挑戰的關鍵時間點」，他從川普上臺、歐洲選舉變局來談當前民粹國族主義的興起，認爲自由國際秩序的崩解，民主與獨裁可能不是關鍵，政府的治理品質纔是最重要的分界線。
對於東南亞各國政府而言，到底是否優先需要屬於民主政體的臺灣的治理品質，或許福山已給了答案。
臺灣並非當前亞洲典範
將場域拉到東南亞，除菲律賓有因菁英政治失能而出現的強勢領導人杜特蒂外，其他東南亞國家未有明顯的民粹國族主義出現，但仍有當年推崇亞洲價值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屬共產政體的越南、寮國，軍方仍有影響力的泰國、緬甸等國，除了以上的發展中國家，還有已屬開發國家的新加坡，都在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而非效能不彰的民主模式。臺灣當前的各種「內政亂象」，恐非東南亞國家想要的。
蔡政府執政一年來，一例一休的爭議、年金改革引發的激烈抗爭、前瞻基礎建設計劃被批黑箱等，都是治理能力不足的明證。就算是臺灣所自豪的民主成就，看在東南亞社會眼中卻仍有許多不足之處，例如對來臺的東南亞移工、移民的人權保障不足，移工受虐待、剝削的事件層出不窮，臺灣社會長年來對東南亞的歧視，也令新移民及其後代備感壓力與煎熬。
目前臺灣既無法在政府治理能力上成爲亞洲典範，又無法在民間關係上說服東南亞人民接受臺灣民主水平，因此對於欲透過新南向政策推廣民主經驗一事，當「戒急用忍」，該先尋求改進政府治理能力纔是。
東南亞各國政府之所以會選擇漠視「新亞洲價值」及新南向的民主倡議的原因，或許美國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已給出答案，「It's the economy, stupid」（笨蛋！問題在經濟）。很現實地，當東南亞國家爭相參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尋求經濟發展動能與模式之際，也說明了西方世界所倡導的民主價值並非他們當前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