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決心恢復高考，卻遭遇重重阻力，鄧小平：不贊成的就改行

1977年8月2日，年僅31歲的中國科技大學化學理論研究員溫元凱接到了來自中央辦公廳的一封電報。

接到電報的那一刻，年輕的溫元凱的心是忐忑的，他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小小的研究員，他的身份地位和成就，還遠不足以達到可以接到中央辦公廳發來的電報的程度。

在這樣一種忐忑興奮交織的心情中，溫元凱打開了電報的內容，原來是邀請他於兩日後的8月4日，參加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臺灣廳召開的科技教育座談會。

看到電報內容的時候，溫元凱懸着的一顆心一下子就放了下來。

他認爲自己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研究員，在大學裡也只是個助教，邀請他去參加這樣高規格的座談會，溫元凱一廂情願地認爲，自己只是個默默坐在會議室一角，靜靜旁聽的那個人而已。

他覺得自己既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可以在這樣的高層次座談會上侃侃而談，語驚四座。

此時的溫元凱還不知道，這次參加會議的人員，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著名科學家和教授。

後來，到達會場以後，溫元凱見到了蘇步青、童第周、吳文俊這樣的名家大家，不覺興奮又緊張，而這天上午八時五十五分，當一身草綠色軍裝，一雙布鞋，滿面春風的鄧小平副主席走入會場的時候，整個會場一下子就沸騰歡呼起來。

看着鄧副主席滿面的笑容，聽着他一步一步朝着會場走來，足下地板發出的有節奏的鏗鏘之聲，那一聲一聲，都敲到了溫元凱的心坎裡。

有那麼一刻，溫元凱彷彿都聽到了擺脫了十年桎梏的新中國邁步向前的腳步聲，不覺內心一陣喜悅激動。

歡呼聲、鼓掌聲之後，鄧小平示意大家靜一靜，然後，他謙虛地說道：“今天請大家來，就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此時的溫元凱才知道，這是一次重要的教育界大會，這還是一次平等協商的大會，一次沒有長篇報告和連篇講話的座談會。

從8月4日到8月5日，整整兩天的時間，會議全都是自由發言，自由討論。現場聆聽各位大家名家對於新中國教育問題的各種不同意見，年輕的溫元凱受益良多。

在各抒己見的熱烈討論中，原先本打算只是靜靜坐在角落旁聽的溫元凱，此時卻悄悄改變了主意。

身爲教育行業的一員，聽着大家的意見建議，他也因此想了很多，認真思考了很多，半天下來，他也憋了一肚子的話，想一吐爲快。

於是，在這次會議中，年輕的溫元凱，舉起了手，當着鄧小平的面，把自己關於高校招生方式的意見建議，大膽說了出來。

令溫元凱沒有想到的是，鄧小平對他的意見非常重視，連連點頭。

取消考試製度

提及新中國的高校招生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1952年，我國在這一年就制定了高考制度，方便大學招生。

當時的高考制度，吸收了舊中國封建時代科舉考試製度的公平公正的原則，摒棄了科舉制度只考四書五經的狹隘考試範圍，其考試科目涵蓋了語數外、政史地、理化生等科目。

這一執行了十四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在1966年的春天，遇到了強大的阻礙。這年5月，針對高考制度的風暴突起，考試製度作爲“四舊”之一，很快被批判。

當時的流行說法是，高等學校的招生辦法，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製度的框框條條，必須對其進行徹底改革。

可是，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邊，所謂的改革還沒有頭緒，那邊，在這年臨近7月的時候，當廣大畢業生，正在夜以繼日奮筆疾書、拼命背誦演算之時，一個突如其來的不幸消息，猶如狂風暴雨一般，打了他們一個猝不及防，打了他們一個欲哭無淚。

這個不幸的消息就是，從這一年開始，中考、高考全部取消！這之後，全國範圍內開始全部停課，然後，廣大學生們被作爲知識青年，到農村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此時，對他們的要求是，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

由此，自1966年至1969年，整整三年間，高等學校的招生工作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直到1970年，部分大學纔開始了招生。

推薦錄取

從這一年開始，高等學校的招生方式已經發生了變化，那就是由原先的通過考試擇優錄取，變成了推薦錄取，生源則從工人、農民、和士兵中推薦產生，名爲“工農兵大學生”，這大約就是停止招生三年後，他們想出來的所謂的不同於資產階級的全新的招生辦法吧。

這種新的招生方式，有沒有弊端？當然有。它的第一個弊端就是，靠着層層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生源質量參差不齊，有的學生基礎太差，根本就不適合上大學。

第二個弊端則是，針對在同一個班級坐着的成績良莠不齊、文化程度有高有低的各種工農兵學生，大學老師們根本不知道應該上什麼課，應該教給學生們哪些知識。

第三個弊端是，這種推薦上大學的招生方式，讓那些有背景有關係的家長們的孩子，全部都靠着推薦的方式，上了大學。

當時，河北省故城縣縣委書記馬連寶家有六個女兒，老大老二老三，在數年間，通過推薦的方式，全都上了大學名校。

據統計，從1972年到1976年五年間招收的大學生生源中，有70%都是幹部子女以及有背景的家庭的子女。

這些通過各種關係進入大學校園的學生們的文化程度如何呢？

1972年5月，北京市曾對11所高校進行調查，最後得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那就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佔20%，初中文化程度的佔60%，另外還有20%的學生竟是小學文化。

針對如此讓人大跌眼鏡的大學教育現狀，1975年，鄧小平曾在一次有關大學教育的講話中，痛心疾首地尖銳指出，如果大學只有中等技術學校的水平，教會的知識和在中等技校相差無幾，那麼，我們爲什麼要辦大學？

當我們一再感嘆蘇聯有90萬科研高級人才，美國有120萬頂級知識分子，而數以億計人口的中國，卻只有20萬科研技術人才的時候，我們再看看那幾年的大學名校教育現狀，就連清華、北大，都被人們戲稱爲“清華小學”、“北京小學”，更遑論全國其他高校令人不忍目睹的教育慘狀。

1973年，鄧小平復出時，在他的主持下，對高校招生方式進行了大膽修訂，增加了政治、語文、數學三科的文化科目考試。

然而，就在這一年，遼寧知青張鐵生的一紙白卷，讓好不容易恢復起來的文化課考試，再次被打入谷底。

這一年的6月底，參加大學考試的遼寧知青張鐵生，在每門科目的考試中，都近乎是交了白卷。然而，在考試中，他竟然突發奇想，在試卷的背面，寫了一封《給尊敬領導的一封信》。

在信裡，張鐵生訴說自己因爲不忍心放棄生產，因而耽誤了學習和複習，纔沒有考好，希望領導能夠加以考慮，爲盼。

就是這樣一封投機取巧的信，最後被別有用心的人蓄意加以擴大化，聲稱交了白卷的張鐵生是英雄，敢於反潮流，非常了不起。

接着，《紅旗》雜誌緊隨其後發表評論稱，搞文化考試，就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的反撲。

在這樣上綱上線的一輪接一輪大力度大範圍的批判下，鄧小平再一次被打倒，全國各地都在尋找張鐵生式的反潮流的“英雄”，想望中的高考制度恢復，再一次變得遙遙無期。

在一個又一個不眠的深夜，鄧小平都在深深思考，爲什麼要恢復高考制度？高考究竟要爲我國選拔出一批什麼樣的人？

沒有知識分子這個階層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不行的。一次次的深入思考之後，鄧小平在心裡一次次無比堅定地告訴自己。

他決心一定要恢復高考制度，不管這一天在何時到來，他都要做好這件事。

難度自然可想而知。一再的嘗試，一次次的失敗。鄧小平再清楚不過地知道，有那麼一部分人，始終認爲恢復高考，就會導致資產階級復辟和階級鬥爭復燃。

因此，他們反對恢復原來的教育體制和教材內容，認爲那樣做，就會培養出一批不符合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人。

他們的思想和做法確定無疑是錯的，然而，他們反對的聲音太過強大，強大到鄧小平一次次被打倒。

好在，屬於新中國教育史上黑暗的一頁終於要翻過去了。黎明近在眼前。然而，黎明前的黑暗，也是最難熬的。

恢復高考

1976年5月24日，此時還沒有回覆工作的鄧小平，已經在談話中又一次提起自己念茲在茲的教育事業。

“要經過嚴格的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

談話一開始，鄧小平就開門見山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並且在接下來的談話中，一再強調：“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麼上的去？”

這年7月，鄧小平終於又一次恢復了工作。這一次，復出的鄧小平主動要求分管教育科技工作。他等這一天等的太久了。

上任沒多久，鄧小平就在8月4日，主持召開了全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4日下午，坐在會場角落，鼓足勇氣和信心的溫元凱，面對着鄧小平微笑的目光，怯生生說出了自己憋在心裡太久的一番話：“我認爲高校的招生方式應當改變，應該採取自願報名、領導批准、嚴格考試、擇優錄取的錄取方式。”

此時，溫元凱小心翼翼的環顧四周，他注意到會場上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與會者紛紛開始對着身邊的同志小聲說着話兒，低低議論着。有的贊成，有的反對，有的正襟危坐，不置可否。

就在大家議論紛紛之際，鄧小平說話了。他先是定定看了溫元凱一眼，然後將目光環顧會場，最後慨然說道：“溫元凱，你的建議，我至少採納四分之三。我看‘領導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學是每個人的權利，不需要領導來批准。”

鄧小平的一番話，讓溫元凱激動振奮不已，他感覺到屬於中國教育的春天來到了。

然而，年輕的溫元凱還是想得太簡單了。

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開第二次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在這次80多人蔘加的會議上，圍繞是否恢復高考制度，與會人員爭論不休，在要不要廢止羣衆推薦、要不要恢復高考招生制度等問題上，大家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誰。

就這樣，會一直開，問題卻始終是議而不決，眼瞅着從仲夏到中秋，鄧小平最爲關心掛念的高校招生問題，卻始終難以定奪。

9月19日，鄧小平主動召集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等人，對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一針見血批評道：“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錯誤。”

接下來，鄧小平發話道：“教育部首要的問題是要思想一致。贊成中央方針的，就幹；不贊成的，就改行！”

自鄧小平這一次鏗鏘有力、字字千鈞的談話之後，9月25日，新的招生文件才基本定稿。

10月3日，鄧小平將劉西堯報送的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的請示報告》和《國務院轉發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兩份文件批送華國鋒審閱。

就這樣，1977年12月10日，新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的時間，被最終以意見的形式確定了下來。

這一天，當570萬考生，冒着冬日凜冽的寒風走進他們嚮往太久的熟悉考場的時候，他們的心裡盪漾着春天般的溫暖。

這溫暖，是多少人用無數暗夜的思考和積極的爭取，纔得到的，是多少人用貧瘠土地上的汗水和拼搏的青春，才換來的。

結語

1977年的這個冬天，後來被人們稱之爲“一個國家和時代的拐點”。爲了這個拐點的早日到來，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一代人，拼盡了力，操碎了心，承受了太多不公平的對待。

當1984年國慶遊行的人羣裡，大學生隊伍拉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時，一代知識分子對於鄧小平的崇敬和感恩之情，都濃縮在這短短的四個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