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沃斯論壇熱議氣候危機：除了錢，還缺什麼？
“今年5月31日，伊拉克巴士拉的氣溫超過50℃。”
在2024年夏季達沃斯論壇期間，伊拉克總理氣候特使法瑞德·雅森（Fareed Yasseen）描述了石油資源富集的中東地區的另一面——飽受高溫天氣困擾。在一場主題爲“改善氣候，造福健康”的分論壇上，雅森表示，氣候變化讓伊拉克深受其害。作爲石油生產大國，減緩（碳排放）是他們國家必須有所作爲的一件事，與此同時，通過科技的手段，增強氣候和疾病監測能力，爲衣食住行等多方面提供適應性策略同樣重要，“未來，我不願意穿得和《沙丘》電影裡一樣。”
2023年是有記錄以來最暖的一年，發生了颶風、洪水和極端高溫等多起氣候緊急事件。歐盟和美國相關官方監測數據顯示，全球剛剛經歷了有記錄以來最熱的5月，南非東部、澳大利亞東南部、巴西、阿根廷北部、美國東部和加拿大西南部的多個氣象站觀測到的最高氣溫接近或超過了同期歷史紀錄。在中國，進入6月後，我國華北中南部、黃淮及陝西中南部、新疆北部和東部等地出現了持續的高溫天氣，多地最高氣溫超過35℃。
“極端天氣事件可能成爲未來十年內全球最大的風險之一。”根據達沃斯論壇和奧緯諮詢於今年1月份聯合發佈的一份報告，到2050年，氣候危機將導致新增1450萬人死亡和12.5萬億美元經濟損失，並使全球衛生保健系統額外支出1.1萬億美元。
氣候變化對孕婦、兒童和老年人尤其不利
“我們都看到，因爲氣候變化，近十幾年來，全球登革熱病例從50萬增加到520萬。其他蚊媒病毒，如瘧疾、寨卡病毒等，還有霍亂等傳染性疾病，感染者數量都迅速增多。但又有多少人意識到，在與氣候變化有關的全球健康負擔中，有88%是5歲以下的兒童所承擔？”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副執行主任範德海登（Kitty van der Heijden）在達沃斯分論壇上發出上述“靈魂拷問”。
範德海登表示，氣候加劇了一些地區的貧困問題。目前全球貧困人口的一半左右爲18歲以下的兒童，貧困又會導致健康資源不均。此外，在孩子出生之前，當母親吸入有毒的空氣時，氣候變化對孩子健康的負面影響就出現了——在母親子宮裡，孩子的大腦可能無法完全發育；而當婦女在妊娠期遭遇熱浪襲擊，新生兒早產和胎死的比例也在上升。這些早產兒出生得太早，體重又過低，在生理上處於天然劣勢，並且這種劣勢終身相伴，影響他們的健康、教育和經濟地位提升的機會。
即便是處在正常生長環境的兒童，範德海登表示，高溫天氣更容易導致兒童器官衰竭。隨着氣候變暖，兒童出現焦慮等精神疾病的風險也在增加。
“兒童和老年人很難用‘排汗’的方式散熱，這導致他們在極端高溫面前更容易產生健康問題。”雅森說。
6月初，世界衛生組織（WHO）官網援引了一組近期發表在《全球衛生雜誌》(Journal of Global health)上的研究文章，該系列研究文章由WHO專家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共同撰寫。該文章進一步指出，雖然氣候變化影響到每個人，但與氣候有關的流離失所和環境破壞，對於需要定期獲得衛生服務和社會支持的人而言，會造成嚴重後果。嬰兒和老年人以及孕婦可能有特殊的生理風險因素，如體溫調節困難、容易脫水和免疫系統較弱。他們還面臨着氣候變化和相關災害的間接影響，如糧食和水資源短缺以及病媒和水媒疾病激增。
該組文章認爲，由於氣候變化，孕婦、新生兒、兒童、青少年和老年人正面臨嚴重的健康併發症，但這些羣體的具體需求在氣候應對中基本上被忽視了。
資金缺口外，還存在哪些應對短板？
去年12 月 ，中國、美國等 124 個主要經濟體簽署了《氣候與健康宣言》，稱“將健康置於氣候行動的核心，加快發展具有氣候適應力、可持續和公平合理的衛生系統”。
世界經濟論壇健康與醫療行業中心總負責人、執行委員會成員希亞姆·比申（Shyam Bishen）表示，近年來，全球各國已經逐漸認識到，公共衛生已成爲氣候變化背景下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但作爲應對，目前所做的功課還遠遠不夠，尤其是在應對資金方面存在明顯不充分。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於2023年發佈的第六份綜合評估報告也揭示，資金不足制約了氣候適應舉措的實施，特別是在中低收入國家，在2019年和2020年，全球氣候適應資金流量平均爲460億美元，遠遠低於2020年至2030年估計每年需要的1800億美元。
除了資金缺口外，面對氣候-健康危機，全球多國仍需在減碳方面付出努力，並需繼續改善適應措施，加大科技投入，增加應對策略的系統性和國家間、政府和民間的協作性。
相關研究顯示，遵守《巴黎協定》所帶來的空氣質量改善將避免每年數百萬人過早死亡，帶來的經濟效益將等於或超過減緩氣候變化所需成本。一項針對中國碳中和目標的研究也發現，中國碳中和目標對空氣質量、健康和可再生能源有着明顯的積極影響，實現中國2060的碳中和目標將使全國與PM2.5相關的死亡人數減少113萬人。
但Massellaz董事長、羅氏集團董事會副主席安德烈·霍夫曼（André Hoffmann）在前述論壇上提出了另一觀點：“很多人認爲，只要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能解決氣候問題，這是線性思維。全球氣候系統錯綜複雜，必須進行系統性調節、處理，如果只關注一兩個變量，無法解決系統性問題。”
身處“全球最熱的地區之一”，雅森認爲，面對氣候變化，必須採取協同和整體策略。具體來說，政府需要積極調整公共衛生和其他民生政策，公衆也要努力適應和調整生活節奏，“我們不得不改變生活方式。在中東，你會發現，人們逐漸適應了夜裡的生活節奏。”
衛生部門也應該有所應對。“除了與高溫相關的疾病，各國醫療體系還需應對具有大流行風險的疾病以及很多非傳染性疾病，這就需要公營部門和私營部門走到一起，並讓全球各國的醫療體系形成一個聯盟。此外，核心問題還是要確保資金投入和政策傾斜。在人力方面，目前，無論是家庭醫生、護理人員還是醫療機構的普通醫生，準備工作還需加強。”希亞姆·比申說。
不過，相較於疾病發生後給醫療機構帶來的負擔，在雅森看來，“事前”預防和預測，社會所付出的成本和代價更小。爲達成這一目標，需要加大科技投入和國家間的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