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論文門談對政治權力的根本制約

（圖／本報系資料照）

林智堅的論文門前陣子鬧得沸沸揚揚，許多人聚焦在它對選戰的影響。寫過論文，尤其指導過論文的，基本一眼就能看出兩本論文的雷同度，而就論文作爲一個學術著作及公共財而言，先寫先贏原就是客觀的鐵則，除非當事者有更原始的文件證據，說明自己被抄，否則，送學審會只是一個必要的形式正義過程。

但這樣簡單易判的事情，卻讓許多人憂心會有意外。因爲這些年臺灣幾乎已全面政治掛帥，選舉當前，明顯的學術是非依然可能被犧牲掉。好在，這一關是守住了。而其意義，還不只是守住了學術倫理，更守住了一個社會長遠發展的基礎，以此，政治纔不會成爲無遠弗屆、無所不用其極的巨獸。

說巨獸、說無所不用其極，是因政治固乃營羣體生活之所必須，但政治操作牽涉權力的分配與競逐，而權力既會使人腐化，不加規範，它就會成爲吞噬萬物的巨獸。正如此，爲了防患未然，西方發展出來的民主政治就特別強調權力的制衡，當相對的諸方都希望自己權力加大時，反就形成了抗衡的態勢，如此再加以法律的規範、政權的輪替，就能有效遏止權力的膨脹。

然而，這樣的設計在如今卻也面臨一定的顛覆，許多時候，權力的制衡會變成權力的亂鬥，有時，不同權力者也可以共同行其權力之分贓，許多新興的民主國家就如此。

相對之下，西方社會這類的毛病明顯較少，許多人以爲是他們的民主操作如選舉透明、責任政治、政黨輪替已成常態所致，但其實，更重要的，還在：除了完善並服膺權力競逐的遊戲規則外，這些社會更有來自政治之外對政治的制約。

這種制約，緣於一個社會對某些基底價值的堅持，例如道德規範、學術獨立、宗教信仰、人權維護、文化嚮往等，而他們也認爲，政治存在的正當性就在讓這些價值得以延續與發皇。

西方所謂的「王權不越蓬門」，說的正是如此，國王的權力再大，面對私有財產、個人隱私這些價值，也不能有一絲逾越。在中國，即便過去皇權高於一切的時代，皇帝仍須「敬天畏人」，且除了這根本的抽象約束外，像宋代強調的「祖宗家法」，更包含一些節制權力的實質規範。

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臺灣，許多人自傲的民主進步，如今卻呈現出另一種退步。例如，在威權時代，蔣介石面對胡適，也得有權力的謙抑；但之後的陳水扁卻可以對錢穆率爾欺凌；90年代臺灣文化界氣息蓬勃，面對政治不僅能發聲，甚至還能產生實質制約，可近幾年，基本卻已寂然無聲。

會如此，關鍵原因之一，是一些原來從事基底價值建立的人主動繳械，有些則是以爲只有政治搞好，價值才能確保，把政治當成一切的先決條件而投入政治，可其結果，絕大多數卻就要麼被收編，要麼就是嚐到權力滋味而異化，以致面對政治，文化學術界乃近乎無聲。

另外，當然是當權者假借人民權利的賦予，形塑一種可被操弄的民粹，肆無忌憚地侵入各種價值領域，於是，只有政治立場，沒有是非，就成了當前的寫照，也所以蔡英文可以如此爲論文門做政治定調。

正是這樣的背景，一件簡單的政治人物論文抄襲案才讓識者如此揪心。而現在，藉由這個判定，我們更應該回過頭來反思，節制政治權利的根本之道，其實並不在政治制衡，而是堅守或重建超越政治的價值塊面，「讓政治權力有時而窮」，如此作根本制約，才真能箍住權力的外擴本質、政治的內部分贓，讓臺灣不致伊于胡底。（作者爲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