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視野下的城鎮化與戶籍改革研究

在中國大陸，戶籍是大衆廣爲熟知的基本事實。比如，一般生活場景下，人出生後，憑出生證辦理戶籍。到入學年齡，憑戶籍到對口學校就近入學。到結婚年齡，憑戶籍等資料登記結婚。去世以後，親屬要拿戶口本辦理戶口註銷。如果涉及到人口流動，可能還會有買車、購房、入學、社保、落戶等等諸多方面與戶籍緊密掛鉤，區分當地戶籍與外地戶籍的政策措施往往給人帶來不一樣的悲喜故事。就如空氣一樣，人們對於戶籍由於太過熟悉而往往習焉不察。因此，將熟悉化的生活實現陌生化、將一個稀鬆平常的現象學術對象化，並長久保持一股強大的學術熱情，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這也是我閱讀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華盛頓大學地理系陳金永（Kam Wing Chan）教授所著的《大國城民——城鎮化與戶籍改革》（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5月）一書後的第一感覺。

陳金永教授的這本著作，首先深刻體現了他將熟悉化的生活事實陌生化、學術對象化的學術功底。表面來看，陳金永教授在城鎮化與戶籍改革領域的研究似乎與一般研究者將熟悉化的生活事實陌生化、學術對象化的工作並無兩樣，但其實不然。儘管一度研究者曾將對戶籍制度的研究在1990年代掀起過一些研究熱潮，但由於研究話題本身的敏感性以及複雜性，這樣的研究持續性似乎並不太長久。因此，對戶籍制度的持續深入研究是需要考驗學者的洞察力與意志質量的。猶記得，在2011年左右，某天參加一個博士生師兄的中期檢查會，他的論文題目就是關於戶籍制度這一研究主題的。在老師們催問進度的時候，師兄一言不發、拼命搖頭的場景記憶猶新。陳金永教授出生於廣東汕頭，兒時移居香港，畢業於香港大學，後留學加拿大，獲多倫多大學地理學博士學位。他曾擔任聯合國、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勞工組織、保爾森基金會、麥肯錫公司等機構的顧問，參與多項有關城市化政策的研究。數十年的海外生活、學習與工作經歷，使其跨越了戶籍、國籍界限，有更多的“跳出戶籍看戶籍”、“ 跳出中國看中國”的獨特的便利條件。即便如此，對一個衆所周知的甚至已經熟悉如空氣的、甚至也已經被規訓其中的社會現象或制度將其陌生化、學術對象化，進行學術性研究，而且相當長時期內保持濃厚的學術興趣、研究熱忱和洞察力，產出一系列高質量的學術成果，在戶籍制度研究這一領域中是非常不容易的。

陳金永教授的這本著作，也深刻體現了社會科學研究中比較研究的優勢所在。陳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爲：中國城市、人口遷移、戶籍制度。他出版過學術專著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outledge, 2018)，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近年來也在媒體上撰寫中英文時評，探討有關中國戶籍制度改革、城鎮化政策、農民工、留守兒童等問題。從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一以貫之的“跳出戶籍看戶籍、跳出中國看中國”的比較研究視野。在《大國城民：城鎮化與戶籍改革》書中，除了基本章節中隱含的比較研究思路外，他也專門通過附錄放上了三篇比較研究的專門文章，分別是：《附錄一 持單程票的遷徙者：看羅倫斯的“遷移系列”組畫》、《附錄二 “外來”與未來：美國移民改革對中國戶籍改革的啓示》、《附錄三 美國的移民管理制度對中國戶籍改革的啓發》。實際上，對中國城鎮化與戶籍制度的研究（推而廣之，也可以說是關於中國的大部分研究），是缺不了這樣的比較視角的。

《大國城民——城鎮化與戶籍改革》也是制度研究與結構研究的重要文獻。在本書中，其“第一章 流動的中國：城鎮化與制度安排”中，陳金永教授就高屋建瓴的分析了中國城鎮化的特殊性、“大”“小”城鄉二元制和行政區等級體制，建立了分析中國城鎮化與戶籍制度的問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論框架。在“第二章 戶籍制度的建立、演變與作用”中，陳金永教授回溯了改革開放前的工業化戰略和戶籍制度以及改革開放後戶籍制度的變化，對我國戶口的劃分與管理、“農轉非”政策的改革、戶籍制度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等議題進行了剖析。之後，在“第四章 城鎮化策略與大中小城市發展趨勢、演變與作用”中主要討論了中國的工業化與”不完整“城鎮化、大中小城市發展政策、大城市的流動人口和政策等議題，通過城市規模分佈和增長速度等方面紮實的數據分析，以及對城市發展政策的梳理，夯實了中國城市發展政策研究的基礎。

《大國城民——城鎮化與戶籍改革》也體現了陳金永教授濃厚的人文關懷與價值取向。在我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一度出現“重物不重人”的實踐傾向。陳金永教授認爲，城鎮化不是去鄉村化。城鎮化也不是“造城運動”。 城鎮化是以人爲核心的城鎮化，城鎮化不是孤立的，需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最終實現人的城鎮化。在“第五章 城鎮化與家庭的完整性：流動人口子女的困境”中，陳教授從家庭完整性角度對城鎮化的個人、家庭和社會代價問題進行了探討，對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口羣體：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進行分析，實際上這就是學術界所關心的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兩大兒童羣體問題。與以往從功能主義視角出發探討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兩大羣體的發展狀況與社會影響的研究相比，陳教授的書中提出“農民工家庭的完整性”視角，對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的問題意識與思維深度會有很大的啓發意義。在“第六章 城鎮化政策與戶籍改革：發展趨勢與問題”中，陳金永教授利用近些年的一些數據與數據，對2014年新型城鎮化規劃和戶籍改革、2010—2020年城鎮化、”兩率之差“的趨勢以及近年的流動兒童入學政策等做了回顧，並對取消”農轉非“，戶籍還有用嗎？居住證是解決戶口問題之道嗎？兩個問題進行了深刻探討。他認爲，從城鄉二元體制的建立到戶籍制度的演變，從“不完整”城鎮化模式到城市發展困境，從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到留守兒童問題的凸顯，城鎮化高質量發展，不能不重視戶籍制度改革的有序推進。因此，在本書“第七章 落戶的中國：城鎮化與戶籍改革路線圖”中，陳金永教授對戶籍改革的成本與紅利、戶籍改革的方案與時間表、其他的配套改革措施進行分析與展望，他倡導建立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模式，繼而提出外來人口落戶城鎮的十五年戶籍制度改革方案，最終推動建立一個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現代化國家。這樣的思路，體現了他對中國城鎮化與戶籍制度發展趨勢的洞察，也對中國城鎮化與戶籍制度發展的前景表達了樂觀的期待。

當然，由於陳金永教授主要是在宏觀層面、政策層面對中國城鎮化與戶籍制度發展情況進行分析，其觀察思考主要偏重於戶籍制度本身及其社會影響等。但其實，即便二元戶籍制度逐漸落幕，並不見得是戶籍相關問題就能夠迎刃而解。實際上，早在十餘年前，國家層面上的戶籍制度已經不再是剛性制度，各級地方政府、城市政府可以自主取消或改變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很多地方的城市政府將“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確定爲調整戶口遷移政策的基本條件。二元戶籍制度本身作爲城市准入門檻的功能正在弱化，既有的戶籍制度正在被包括住房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城市新制度有效整合，成爲城市新的排斥系統的構成要素之一。另外，陳教授著作引用的資料主要來源於各種官方統計數據以及學術研究的數據等，所以書中也有個別地方的一些論述因缺乏生活體會而存在一些“失真”問題。比如，書中第121頁表5.2引述相關研究資料，陳教授在第117頁的分析中提到，“還有約200萬留守兒童獨自生活，完全沒有成年人的監督”，這一論斷就是不準確的。實際上，全國婦聯2013年發佈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中依據“六普”長表抽樣資料推算出全國存在205萬單獨居住的農村留守兒童。包括陳教授在內的一些研究者及媒體將其解讀成205萬留守兒童獨自生活、自己照顧自己。但這種解讀背離事實和常理，是一種誤讀。所謂205萬單獨居住的農村留守兒童是依據按戶登記的人口普查數據的純字面意思推算出來的，並不意味着這些兒童在現實中是獨自生活的，其中的大多數兒童特別是幼齡兒童實際上是由臨近居住的親屬提供照護。200萬留守兒童獨自生活的數據本身具有人口普查數據的侷限性。此外，書中第五章介紹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口羣體時，主要介紹了受人口流動影響的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這兩大羣體。這當然是很有現實意義的討論。但從進一步思考的角度來看的話，受大規模人口流動的影響的，其實也包括那些父母沒有外出的農村家庭的孩子們，這在農村撤村並校、就近入學變成寄宿制學習、鄉村人口大量外流導致的社區人文社會生態環境變化等過程中都已經有所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