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昔陽鐵廠調幾節火車皮，被收二百好處費，陳永貴：怎麼開發票？

在陳永貴的心裡，公是公，私是私，決不能混爲一談，更不能損公肥私。這也是他一貫堅持的辦事原則。在這個大原則下，可以按照政策爲他人提供一些便利。

然而，經過一件事情後，陳永貴才知道了如今老百姓的難處，瞭解到了有些部門和國家幹部以權謀私的做法……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口號，決定將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並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上，明確寫着：

在《公報》的最後，說：

然而，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人們的信息很難達到對等，因此造成了國家的一些資源空置，而有些資源則又十分緊缺。

在民間，信息的不對等也導致了買主找不到賣主，拉貨找不到運輸工具等一系列困難。其中，陳永貴家鄉的昔陽鐵廠便遇到了運輸工具方面的問題。一次，一位昔陽鐵廠熟人找到陳永貴，求他給鐵路方面的人說句話，要幾節火車皮。

想到這也不違反政策，只不過是昔陽鐵廠的人找不到鐵路系統的負責人，無法對接火車皮的事情，陳永貴決定伸出援手。

很快，陳永貴便撥通了鐵路部門的一個負責人的電話，果然就要到了昔陽鐵廠所需要的火車皮。

得到消息後，那位老鄉立刻高高興興辦了手續。

辦完事後，那位老鄉告訴陳永貴，說事辦成了，挺順當的，讓他不要擔心。此外，那位老鄉還多說了一句，將那位鐵路部門負責人收了他們二百塊錢的事情，也順嘴說了出來。

聽到收了二百塊錢，陳永貴感到十分疑惑，便問：“二百塊錢？什麼二百塊錢？”

那位老鄉不知道陳永貴爲什麼這樣問，但也沒有多想，便誠實地說：“好處費呀！這挺便宜了！沒有你的面子，按現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了！”

事實上，那位老鄉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在那時候這樣的事情就是家常便飯，再平常不過了。然而，他卻不知道陳永貴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在幼年時期，陳永貴在父親去世後，被大寨的一位老人收養，當了老人家的養子，這纔到了大寨。

然而，在老人去世後，陳永貴卻沒有繼承老人留下來的遺產，而是將那些遺產交給了老人家的孃家人。這樣的舉動，讓他在大寨站穩了腳跟，變成了真正的大寨人。

1945年，對大寨人來說，是非常喜慶的一年。8月，日軍戰敗，無條件投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大寨得到解放，成立了人民政權，大寨人民成爲了大寨真正意義上的主人！

對於陳永貴來說，這一年，也是改變他命運的一年。在土地改革中，大寨將現有的400多畝土地、41間房屋、32眼窯洞和一些牲畜以及生產工具，分給了大寨的貧農和中農。陳永貴也得到了他應得的那一份。

陳永貴年輕力壯，農活幹得非常出色，是村裡一等一的勞力。然而，在後來村裡成立了互助組的時候，他卻主動放棄了“好漢組”，選擇了“老少組”。爲此，陳永貴還被笑話“傻”。

對此，陳永貴解釋說：“這些老漢、娃娃的苦是舊社會給他們帶來的。他們雖然勞力弱，但他們不怕苦，不怕累，只要有好人引領，照樣能把活幹好。”

果然，在年底的時候，陳永貴帶領的“老少組”畝產平均達到150多斤，超過“好漢組”30多斤，超過單幹戶更多，讓原本大跌眼鏡的那些人全都傻了眼，大家這纔對黨號召“組織起來”的道路堅信不疑。

1948年2月，陳永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1952年被選爲大寨村黨支部書記。

此後，在陳永貴的帶領下，大寨人戰天鬥地，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蹟。尤其是在1963年。

這一年，大寨的大雨一連下了7天7夜，隨之而來的特大洪水給大寨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大批社員房屋被沖毀，百分之七十的農民無家可歸，就連陳永貴帶人修建好的梯田也全部被洪水沖垮，莊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沖走。

那時候，陳永貴正在縣裡開會。他心裡惦記着大寨，便冒着危險，返回了大寨村，將村裡的事情安排好，拒絕了上級調配的救災物資，鼓勵大家自立更生。

在大寨人的努力下，硬是將大災之年變成了豐收之年，糧食畝產704斤，總產量達到56萬斤，不但沒要國家一分錢救濟，而且還向國家交了24萬斤商品糧。而被大水沖毀的房屋在重建後，也比原來的更加結實好用了。此外，大寨還新建了地下排水涵洞，用來排洪。

這一年，在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的介紹下，陳永貴走進了毛主席的視野。在毛主席的關懷下，陳永貴逐漸走上了更高的領導崗位。

1975年，陳永貴被選爲國務院副總理。

在擔任了副總理後，按規定陳永貴是可以把農村戶口遷到北京來的，也是應該拿國家工資的。然而，陳永貴卻堅持不遷戶口，也不拿國家工資。

那時候，陳永貴吃的仍然是大寨分的口糧，掙的仍然是大寨的工分，每天1.5元。

考慮到陳永貴的實際情況，山西省委便每月補助他100元，國務院也每天補助他1.2元。此時，陳永貴就把大寨補給他的每天1.5元的工分錢退掉了。這便是陳永貴所有的收入，每月136元。

1980年9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陳永貴請求辭去國務院副總理，大會同意了他的請求。

退休後，陳永貴擔心佔公家的便宜，便主動要求搬離交道口的房子。他說：“我沒有職務啦，該搬還是得搬呀！不當副總理了，還住什麼交道口，能上能下。”

後來，在組織的安排下，搬到了木樨地22號樓一套12層樓的三居室裡，這才滿意地住了下來。

在陳永貴的一生中，從來不佔他人的便宜，更不用說佔公家的便宜了。因此，在聽到那位老鄉說“好處費呀！這挺便宜哩！沒有你的面子，按現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後，陳永貴便盯着他的臉看了起來，臉上出現了疑惑之色。

緊接着，陳永貴問：“他收你這錢，怎麼開發票？”

看到陳永貴一臉疑惑，那位老鄉便笑他少見多怪，說：“開甚發票哩！咱主動往人家兜裡裝呢，還要啥發票哩？”

聽到老鄉說得這樣隨口，陳永貴立即向變了一個人似的，提高了嗓門，大喊着說：“不行！他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車皮，肥了他自己，這事咱不能給他幹！”

說着，陳永貴便拿起電話，想要打通給老鄉辦事的那位鐵路局負責人的電話，把車皮退掉。

見陳永貴要打電話，那位老鄉立刻着急了起來，求陳永貴不要打這個電話。然而，陳永貴卻沒有停止，還是堅持撥通了那位鐵路負責人的電話，告訴他們，車皮不要了。

把車皮退完後，陳永貴的心裡仍然十分生氣，大聲說：“你們這事我不能給辦。損了國家，肥了個人的事，我不幹！”

看到陳永貴這樣，那位老鄉也沒有再說什麼。他雖然“丟 ”了好不容易弄到的火車皮，但也不願陳永貴。

畢竟，陳永貴這樣做，也沒有什麼不對。因爲，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